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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文化强区建设最为显著的成就不容置疑的是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列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之一。而地域文化研究、部落文化研究则是草原文化研究中绽放出来的芬芳四溢的奇葩。诸如鄂尔多斯文化、察哈尔文化、科尔沁文化的研究都已取得一些积极成果，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在地域文化研究、部落文化研究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同样不能忽视，那就是置史实于不顾，对地域范围任意扩大、对部落历史任意延长。笔者在对中外学者对察哈尔起源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并就教于方家。 察哈尔不能等同于“怯薛”军 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是举世公认的第一部蒙古史学著作。但它没有关于察哈尔部的任何记载。《史集》是受伊利汗合赞、完者都钦命编纂的另一部史学著作，拉施特在历时七年的编纂过程中，曾参考过《世界征服者史》、《全史》，特别是秘藏于伊利汗宫金匾中的《阿勒坛·帖卜迭儿（金册）》，还利用了远道而来的孛罗丞相的口碑历史。1307年，伊利汗完者都看完《史集》后给予极高评价：“蒙古民族的全部事迹及其起源的解释，自成吉思汗时代口头流传迄于今日者，为本书编纂之总旨……此类事迹，既未为任何他人笔之于书，亦未载入史乘……较此史书所记更为正确、更为翔实、更为明晰者，迄今犹未有也。” 《史集》记载56个游牧部落的起源和分支情况，其详细程度远远超过《蒙古秘史》和汉籍史料。它将蒙古分为尼伦和迭儿列勤两大部落。迭儿列勤为普通蒙古人，其弘吉剌惕、亦乞剌思、斡勒忽纳惕、豁思剌思、额勒只斤部出自同一祖先，斡罗纳兀惕、晃豁坛、阿鲁剌惕、嫩真四部出自同一祖先；尼伦部的始祖为阿兰豁阿。拉施特详叙56个部落起源与分支时亦没有任何关于察哈尔部的记载，而对蒙古族部落的记叙没有出《史集》之右者。这就更进一步的证明，成吉思汗时代没有察哈尔部。 研究察哈尔起源的方法和手段，主要依赖和凭籍的无外乎是有案可查的史籍、史料和运用语言学进行分析。根据专家学者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的梳理，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对“察哈尔”一词最早记载的蒙文书籍，薄音湖、加·奥其巴特等学者认为是成书于1452年左右的《蒙古黄金史纲》、《黄史》；最早记载的汉文书籍是魏焕的《皇明九边考》，成书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自明以降译法颇多，至清将其规范书写为“察哈尔”。但无论是蒙文史籍还是汉文史籍，当时都没有对“察哈尔”一词做过认何解释，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堀谦德，法国学者伯希和、沙畹，芬兰学者兰斯铁等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察哈尔”一词不外乎战士、武士、工匠、仆人等，我国学者薄音湖等也给予认可。至此，关于察哈尔部起源的大致时间和基本含义已经清楚。 武殿林先生在《论察哈尔的起源》中，置上述史实于不顾，先入为主地把察哈尔起源定于成吉思汗时期，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他“恳请文人学者不必浪费笔墨了”。 武殿林先生为什么要霸道地剥夺学者们在察哈尔起源问题上的发言权、讨论权和阐释权呢？ 武殿林先生在《论察哈尔的起源》中彻底地否认中外学者运用语言学对“察哈尔”一词的解释，而他自己又没能给出“察哈尔”的准确定义是什么。他把运用语言学进行研究的学者称为“言语中心主义”者，这种称谓堪属鲜见，大概也是武殿林先生的独创吧？ 武殿林先生承认，“察哈”一词在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时代就已存在，并说“显然不是任何外来语”。经查，《蒙古秘史》第68节确实出现“察合”一词，旁注为“孩儿”，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我的孩子蒙力克”。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蒙古秘史》是“察合”，而武殿林先生引用时则改为“察哈”，笔者认为，要么武殿林先生没有看过《蒙古秘史》，要么有意篡改《蒙古秘史》，为自己的观点编造论据。因为“察哈”与“察合”的意义和写法都不尽相同。进而，他又提到成吉思汗时代的“察罕”。察罕确有其人，但成吉思汗赐其“察罕”之名并非因“功劳所及”，而是他一到成吉思汗身边就得其名，当时仅是少年而已。成吉思汗给予他的不是“与诸皇弟同等待遇”，而是视同儿辈。《元史·察罕传》记载颇为翔实，孟楠在《略论元代的察罕及其家庭》对察罕及其家庭的研究较为深入和系统，但没有论及“察罕”就是“察哈尔”，与施拉特《史集》的记载相吻合。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的同时，就组建了“怯薛”军，即今天意义上的警卫部队。而察罕是因1211年的“野狐岭之战”立有战功而升为“御前第一千户”的，这在史籍中是有籍可查的。武殿林先生不顾这基本史实，别出心裁地提出先有“豁勒首千户”，后有“怯薛”军，而且是“怯薛”军代替了“豁勒首千户”，虽是“语出惊人”，但已贻笑大方了。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的同时即建立起庞大的警卫部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怯薛”军。这支队伍从建国前的宿卫、扈卫150人猛增至1万人，这1万名战士是从万户、千户、百户那颜及白身人的子弟中择优挑选出来的。钢土牧尔先生在《论察哈尔文化及察哈尔英雄史》中写道：“成吉思汗在原有少数护卫军的基础上，从万户、千户、百户那颜（长）和巴特尔的子弟中严格选拔技能强悍者，扩编成万人组成的常备护卫军，称为‘怯薛’。这支护卫军分为四队，轮流值班，史称‘四怯薛’，分别由成吉思汗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负责”。 关于“怯薛”军的组成，前文论述与钢土牧尔先生的观点基本相同，故不赘论，但钢土牧尔先生把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划入“怯薛”军并分别“任命”为各班首领就有悖于史了。一是《蒙古秘史》中一再强调博尔忽（孛斡尔出）、木华黎、博尔术（孛罗忽勒）、赤老温被成吉思汗称为“四杰”，建国之初，木华黎被封为万户长，其他三人也都委以重任，请问是什么典籍中记载，他们四人被编入“怯薛”军的呢？二是《蒙古秘史》第226节和227节明确记载，四个轮值散班的首长分别是不合、阿勒赤歹、朵歹·扯儿必和朵豁勒忽·扯儿必，对此，治蒙古史者路人皆知，难道钢土牧尔先生就闻所未闻吗？ 武殿林、钢土牧尔两位先生的推论是察罕就是察哈尔，察哈尔就是“怯薛”军，这显然是没有事实基础和理论支持的。一是自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怯薛”军到1368年妥欢帖木耳退居漠北这160多年间，“怯薛”军始终守卫着汗庭，保卫着皇帝的安全，而这期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察哈尔”就是“怯薛”军；二是察哈尔以部落形式出现始于北元时期，第一个君临察哈尔部的可汗是满都鲁，但当时的部落都是各自为政，互不属统；达延汗继位后，凭借察哈尔、土默特两个部落的力量重新统一蒙古并划分左翼三个万户和右翼三个万户；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喀尔喀和兀良哈，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土默特和永谢布，但钢土牧尔先生在《论察哈尔文化及察哈尔英雄史》一文中写道：“右翼三万户为卫拉特万户（史称瓦剌），驻牧于今鄂尔多斯市一带”，各种史籍均记载右翼三万户之首是鄂尔多斯，但在钢土牧尔先生笔下却是卫拉特，不知笔误还是有意为之；三是成吉思汗时期的统治中心是四大斡耳朵，窝阔台至蒙哥时期是哈剌和林，忽必烈至妥欢帖木尔时期是上都和大都，到北元时期这些城池不是被焚毁，就是被其他朝代所利用，所以北元汗庭不得不依靠某一部落而存在，而察哈尔则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成为汗庭的直属辖区。武殿林先生援引札奇斯钦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书说：“察哈尔是蒙古部的宗主部”，首先，札奇斯钦是旗帜鲜明反对察哈尔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他对《蒙古黄金史》中提到的这一说法断定是“后人的‘臆作’”，所以，察哈尔部的上迄不会早于北元时期。其次，所谓宗主部，就是汗庭所在的部落，并非这个部落就是宗主。通俗一点儿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北京，但你能说北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北京是直辖市，是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所在地。 蒙古史籍中，只有《蒙古黄金史》对察哈尔进行过描述：“是利剑的锋刃，是盔甲的边侧”，这和被武殿林先生讥讽为“言语中心主义”的学者们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的结果相似，即战士、武士、卫士等含义。古往今来的所有民族，互相借鉴和利用语言与词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在大量使用外来语，比如博客、QQ等。另外，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公务员等也在被译成蒙文并在蒙古民族生活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历史没有停止，语言和词汇的交流和利用也不会停止。 通过这样层次渐进的梳理和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察罕确有其人，但他不是察哈尔部的始祖。 二、“怯薛”军是成吉思汗时期建立的负责警卫汗庭及其大汗本人的军事组织，但它也不是察哈尔。 三、蒙文史籍最早对察哈尔进行描述的是《蒙古黄金史》，其意和中外学者从语言学角度的解释基本相同。 四、察哈尔万户形成于北元时期，是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划分六万户后的直属万户。 五、《蒙古秘史》中的“察合”与武殿林先生的“察哈”不能等同。 六、成吉思汗时代没有察哈尔部落。 同样是通过这样层次渐进的梳理和分析，我们终于明白武殿林先生“恳请文人学者不必浪费笔墨”的真正原因了。 察哈尔文化不能称为草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 草原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自然资源。草原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4%。从历史上来看，草原非蒙古族所独有，而是游牧民族的共同家园。就现实来讲，草原所承载的仍然不仅仅是蒙古民族。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提出草原文化的基本概念是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的统一，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不是蒙古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但蒙古民族则是集草原文化之大成者。在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中，把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高度概括为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 钢土牧尔先生在《论察哈尔文化及察哈尔英雄史》中强调：“与其他蒙古族部相比，察哈尔部在历史上处于大汗的亲军和大汗驻帐的宗主部地位，察哈尔部的这种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察哈尔文化在历史上居于蒙古族草原文化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 关于察哈尔就是“怯薛”军以及“宗主部”的问题前面已经详加讨论，故不赘述。这里要探讨的是“察哈尔文化在历史上居于蒙古族草原文化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 草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硕果层出不穷，但不存在正统与非正统、主流与非主流之说。“正统与主流”既有悖于历史，也不符合现实，随意或任意夸大一种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都与草原文化研究的主题和宗旨背道而驰。 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这样彪炳千秋的研究成果是不是正统？是不是主流？它和察哈尔文化研究的任何一项成果相比，孰重孰轻？ “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研究成果，是不是正统？是不是主流？它和察哈尔文化研究的任何一项成果相比，孰重孰轻？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10年来，以其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地方学中的翘楚，被视为地方学界的“鄂尔多斯现象”。已经出版的《鄂尔多斯大辞典》以及编辑、出版的百余部书籍，是不可多得的民族文化瑰宝，是不是正统？是不是主流？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成立以来，奋起直追，业绩突出成果显著，但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仍然没有可比性，怎么能自诩为“正统和主流”？ 察哈尔文化是草原文化的组成部分，察哈尔文化研究也是草原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鄂尔多斯文化、科尔沁文化、阿拉善文化等等同样是草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是草原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没有也不可能有正统与非正统、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作为地域文化研究，多出成果、多出人才那才是根本。 《蒙古黄金史》关于察哈尔起源是“后人臆作” 学界持察哈尔起源成吉思汗时代的观点并不是出于武殿林、钢土牧尔两位先生的那种“察哈尔等于‘怯薛’军”的换算方式，而是源于罗卜藏丹津的《蒙古黄金史》。但引文大都不全，亦难窥全豹。近查《蒙古黄金史》发现，作为独立的第十六章《忽必烈·薛禅的诞生》，其前一章是《成吉思汗攻打金国、西夏》，其后一章是《成吉思汗西征》，插在中间的《忽必烈·薛禅的诞生》与前后两章风马牛不相及，显然十分突兀。兹抄录全文如下： 有洪福的圣主成吉思汗信奉的喇嘛为萨迦贡嘎·宁布喇嘛。依照这个喇嘛的法旨，离额斯尔巴城北门二拉伯处建筑“达赖·达古里斯贵”寺。 有一天，英明圣主成吉思汗忽然悟彻永生的真理，遣人至西藏供祭释迦牟尼，捎信给萨迦·满殊习礼喇嘛说： “请一位菩萨在我亲族中转世，我愿子孙后代中能出生菩萨。”于是，满殊习礼·班迪达交给他一只金匣子说： “你们不许打开这匣子，把它交给圣成吉思汗。在他的诸儿妻中间有一位是菩萨的化身。举办盛大喜宴，教一位名苏曼·达丽的儿妻启开这匣子看看。”这样在鸡年正月十五日成吉思汗大摆喜宴，教拖雷额真的“额喜”合敦启开那金匣，其中有三只金蚊子。那金蚊子飞入“额喜”合敦的鼻孔中，进入“额喜”合敦的黄金的子宫里。经过十个月，在喀喇和林城出生了转轮王的“化身”，忽必烈·薛禅可汗和阿里不哥二人。 圣主患病甚危。此时拖雷主子也患病了。卜者说：“这二人患病，一个痊愈时对另一个却不利。”拖雷额真的合敦沙豁儿·别乞听到后，向天祈祷：“若是可汗主子死了，全国人民都成为孤儿，若是拖雷额真死了，惟我一人守寡，”由于她的祈祷，拖雷额真果然升天了。可汗的病也痊愈了。可汗敬重儿媳妇的贤德，说：“她以大局为重，不顾自己的丈夫，敬重父亲。”圣主对儿妻说：“我不把你看做儿妻，看做亲生女儿、太后。也不称你为有福的人，称你为有洪福的人。”此外，赐封给她八部落的察哈尔土门。她就是客列亦惕王罕的弟弟札合敢不的女儿沙豁儿·别乞。藏人称她为“苏曼·达丽”。 这一章的内容更是与史实相去甚远。1227年夏，成吉思汗在六盘山逝世时，察哈台、窝阔台和拖雷都在其身边，那有拖雷替死之说？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既然拖雷替成吉思汗而死之说根本不成立，那成吉思汗赐给唆鲁禾帖尼“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札奇斯钦在《〈蒙古黄金史〉译注》中辟专章论述《〈蒙古黄金史〉与〈蒙古秘史〉之关系及其异同》。在第四节《神话及民间传说的插入》第十七部分《关于拖雷之死的另一种传说》中，札奇斯钦在占有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事件做出客观而具体的论证并得出“讹传”和“臆作”的权威结论，全文如下： 黄金史下册第7页第10行至第78页第6行，大意说，成吉思可汗、拖雷皆病。卜者说，一人痊愈，另一人必死。于是拖雷的妻子，客列亦惕王汗之弟，札合敢不（Jakha Gembo）的女儿，拙忽儿·别乞（Chokhur-Beki），祷祝于天，说：“宁愿拖雷死，我自己守寡，也不愿可汗死，叫全国成为孤儿。”后来拖雷果然死了，可汗痊愈。因此可汗嘉纳其儿妇的贤德，除封赐“别乞”的名号之外，又把察哈尔八旗万户封赐给她。 按拖雷之死，系因其兄斡歌歹可汗（太宗）于征金战役中患病，自祷于天以代其死而卒。事见秘史第二七二节（续卷二）及元史一一五，列传二，睿宗传。这里所说的当是讹传。又拖雷之妻虽是札合敢不之女，但名为莎儿合黑塔泥。见秘史一八六节（卷七）。此处人名亦误。又按察兀儿·别乞乃王汗之女，桑昆之妹，非札合敢不之女（见秘史一六五节卷五）。“察哈尔”一名的起源，远在元亡之后，均证这一篇是后人的臆作了。 据《蒙古黄金史》译者色道尔吉介绍，罗卜藏丹津的原著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使用的是1926年在民间征集到的抄本，后人修饰、窜改之处比比皆是，这就为臆作、讹传、误植、楔入提供了想象空间，也完全有这种可能。 通过对察哈尔起源的梳理和研究，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认识既不能人为地拔高和贴金，也不能以偏概全。要端正研究方向，把准研究脉搏，多出研究成果，以点带面，把察哈尔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注 释 ①额斯尔巴城，指甘肃省凉州城。拉伯为里程单位，古时蒙古人将二伯尔算为一拉伯。一伯尔相当四华里 ②喇嘛寺庙，可能是普觉大海寺。在甘肃境内（见前小注） ③满殊习礼，即文殊菩萨。班迪达是学者的意思 ④苏曼·达丽，指拖雷妻。《蒙古秘史》写做“莎儿合黑塔尼”她是客列亦惕王罕弟札合敢不的小女儿。 ⑤“额喜”合敦，含有“母后”的意思，是敬语 ⑥化身一说，来自印度。印度教徒相信毗湿奴时常以人或动物的形象降临世上来拯救它。毗湿奴有十一个化身，最后一个化身是释迦牟尼 ⑦《波丹阇利》一书中提到克利希那是神的化身，而不是神化的人。（见前小注。） ⑧沙豁儿·别乞，《蒙古秘史》作，莎儿合黑塔尼。《蒙古源流》作，苏尔哈台伯启。拖雷作成吉思汗替身一节《蒙古秘史》与此不同。《蒙古秘史》绩集卷：272节的记载是，斡歌歹忽得疾，昏聩失音。命巫师卜之，言乃金国山川之神，为军马掳掠人民，毁坏城郭，以此为祟。许以人民财宝等物禳之。卜者不从。其病愈重。惟以亲人代之则可。疾少间，忽开眼索水饮。言说我怎生来。其巫说此是金山川之神为祟。许以诸物禳之皆不从。只要亲人代之。斡歌歹说如今我跟前有谁。当有大王拖雷说，洪福的父亲，将咱兄弟内选着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跟前行。忘了的提说，睡着时唤省。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谁行提说着，唤省着。多达达百姓教谁管着。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来。我又生得好，可以事神。师巫你咒说着。其师巫取水咒说了。拖雷饮毕。略坐间觉醉。说比及我醒时，将我孤儿寡妇抬举教成立着。皇帝哥哥知也者。说罢，出去遂死了，其缘故足那般。（见《蒙古秘史》272节）
参考书目 《蒙古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蒙古秘史〉校勘本》、《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史集》
作者系中国文化报内蒙古记者站站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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