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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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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

来源:《鄂尔多斯民俗研究》 作者:巴拉吉尼玛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27
摘要:我们在编写《千年风云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经过多年多方求证,最终弄清了哪一幅才是最早最珍贵的成吉思汗画像。 2005年 7月,我们偶然看到一篇报道:6月 15日,我国台湾省派专人送一幅成吉思汗画像赴德国波恩参加
    我们在编写《千年风云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经过多年多方求证,最终弄清了哪一幅才是最早最珍贵的成吉思汗画像。
    2005年 7月,我们偶然看到一篇报道:6月 15日,我国台湾省派专人送一幅成吉思汗画像赴德国波恩参加一个展览,并且注明该画像是世界上最早的画像。因为我们是专门收集成吉思汗各种图像的,所以这条消息立即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
    大家知道,现今保存的成吉思汗画像的真迹,总共只有两幅。一幅是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先生,1953年从民间用几块钱征集到的。1962年初,启功、史树青等著名专家对该画像进行鉴定:“从纸地、墨色、人物形象、题鉴文字和用笔等方面考察后,一致断定这是一幅元人的作品。”这幅画像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另一幅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两幅作品究竟哪一幅是最早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2005年 10月我们专程前往北京,几经周折,最终见到了该画的当事人、鉴藏大家史树青先生。是他首先发现了成吉思汗画像并经他手带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他明确告诉我们:“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成吉思汗画像是世界上最早的、最真实的,是国家一级文物。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成吉思汗画像,其形象和服饰,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画像基本相同,但时代要晚一些,属于明代的临摹品。”
    据史老介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成吉思汗画像,为清宫南熏殿旧藏《元代帝像册》的第一开(原册共八开,自元太祖至元宁宗)绢本,设色半身像。纵 59.4厘米,横 47厘米,幅题称“元太祖皇帝,即青吉思汗(成吉思汗),讳特穆津(帖木真),在位 22年,父曰伊苏克伊,是为列祖皇帝,起宋宁宗开禧二年丙寅,金章宗泰和六年,终宋理宗宝庆二年丁亥,金哀宗正大四年。”清宫所藏古代帝后圣贤明臣画像共 500余帧,乾隆十三年(公元 1748年)特命一律重新装表。各像或系原写真本,或系临摹,或为后世想象创作。《元代帝像册》中的成吉思汗画像,和其他画像一样,大小相同,共装一册。都是明朝画师依照旧本临摹绘制的。
    史树青先生自豪地说,那时候国家博物馆还没有一件有关成吉思汗的文物实物,所以这幅画像的到来突破了博物馆关于成吉思汗文物零的纪录。有了这幅画像之后世人才开始对一代天骄有了形象的认识。
    为了拍照这幅成吉思汗画像的真迹,2006年 6月我们陪同内蒙古电视台的记者第二次进京拜访了史树青先生。史老一听说为成吉思汗画像而来,推掉其他的工作,第二天就在他的住所接待了我们。这次他特热情,虽年过 80,但头脑十分清晰,一见就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这幅画像的来龙去脉。这次拜会史老收获颇大:一是弄清了成吉思汗画像真迹的来历;二是经史老联系,我们顺利地走进了国家博物馆。这里收藏的成吉思汗画像是国家珍宝,要见到并不容易,此前我们曾带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介绍信经文化部找过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领导,可手续繁多,需要层层审批,由于等的时间过长,我们只好先回来了。这次零距离亲眼目睹成吉思汗画像的真迹,十分激动,经馆员允许,我和电视台的记者从各个角度作了拍摄。王副研究员一再强调说:这是成吉思汗时代留下的唯一一幅文物真迹,拍照时绝不允许打闪光灯。
    这幅画像编号为 1084号。纵 58.3厘米,横 40.8厘米,是元代作品。画像为白笺纸地,淡色的半身像。图中,成吉思汗是宽额方圆脸、面赭赤、目光深沉而敏锐、表情慈祥的老者。头戴外白里黑的貂皮暖帽,身着浅米色毛绒衫,连鬓胡须,黑白相间,额前有发微露,左右分披,冠下耳后垂发鬟,此像是成吉思汗晚年时的画像。在画像的右上角题写竖行汉字:“太祖皇帝即成吉思罕讳帖木真(铁木真)”。
    那么,这幅画像是通过什么渠道带进了国家博物馆的呢?在与史老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天下午,我们拍完成吉思汗画像之后,经史老介绍从北京西城区赶到东城区找到了亲手提供国宝的崔月荣女士。
    崔月荣是史先生的小学同学,她丈夫陈仁恪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将领陈宧先生,1870年生,湖北安陆人,先后任北洋政府参谋部参谋次长,湖南督军兼署省长,明威将军和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在袁世凯时期曾做过“蒙古宣慰使”,家里收藏了许多古书旧画。崔月荣是陈宧将军的儿媳,今年虽 80岁,但风度翩翩,头脑敏捷。据她回忆,建国初期,大约 1952年她要搬家,家里旧书古画特多,需要处理,就想起小学同学史树青。一天给同学打电话,把他请到家里。史树青很有眼力,懂得文物价值,一眼就看中了这幅画。他过去曾见过一幅成吉思汗画像,是明人仿制的,他发现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十分吻合,觉得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便叫了一声“不得了,非同一般,”当即掏出 3万元(现为 3元)把它带走了。
    据崔月荣回忆,这幅画是她公爹任参谋部次长期间,民国初年(大约 1912年)到蒙古地区视察时一位蒙古王爷亲自赠给的。
    那么,这位王爷究竟是谁呢?这次崔月荣老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很重要的文献--《陈宧传》(刘厚中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据《陈宧传》介绍,陈宦与内蒙古的贡桑诺尔布王爷(俗称贡王)关系十分密切,并多次说服贡王“促成内蒙古归附中央”。贡桑诺尔布王爷是蒙古地区很有影响的王爷。民国元年,赞同共和,晋封亲王(喀喇沁右旗),任蒙藏院总裁。孙中山到北京时,与谈甚快,推为国民党理事,1918年兼卓索图盟盟长。“嗣后陈宧又派参谋本部科长李炳之,对贡桑诺尔布进一步收买拉拢,并与其一起,赴内蒙古、热河处理反袁世凯‘善后’问题,规劝各方,内附中央,遂取消‘自治’一议。李炳之回京,陈宧大加赞赏说:‘你这一次消弥战争于无形,可以替国家节省一百万元军费’”( 《陈宧传》61页)。从整个《陈宧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陈宧当参谋次长期间并没有与其他蒙古王爷发生过关系,只有与贡王来往密切。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为陈宧赠送这幅成吉思汗画像的就是贡王本人。
    另外,在贡王的支持下特睦格图成功地创制了蒙古文铅字印刷术,并于 1929年创办了蒙古民族有史以来第一家出版社--蒙文书社。1922~1929年间,蒙文书社翻译、编辑出版了《元朝历代帝后像》、《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箴言》、《元史》等二三十部书。其中有关元朝史和成吉思汗传书籍中均有成吉思汗画像,虽然都是黑白像,而由于印刷质量所限,没有完全反映原貌(并不那么逼真),但不难看出,均是依据元代最早的画像临摹出来的。
    没想到,这次在北京与史老一面,竟成了最后一别。他于 2007年 11月 7日不幸病故,欣慰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财富。史树青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并称为中国四大权威鉴定专家,老人访古鉴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各种文物多达百万件。史老一直是鉴定领域里公认的老专家。史老身兼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在两家国家性质的鉴定机构中的史老都担任重要职位。老专家史老的离开,是国内鉴定界一大损失。他一生从事文物事业,但令他最得意的是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发现和完整地保管了世界上最早的、最珍贵的成吉思汗画像;二是从民间收集到成吉思汗腰带。这是至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成吉思汗皇帝圣旨金牌”,银质鎏金,长21.7厘米,宽 6厘米,是蒙古帝国皇帝颁发诏敕信物。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今天,在国家博物馆能够保存这样两件成吉思汗文物,完全是史树青先生的功劳。
    这幅成吉思汗画像,是成吉思汗最标准的肖像画,是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至今有一部分人对这幅画像仍产生质疑,认为,这是一个略带慈祥,稍微臃肿的老人画像(慈眉善目的老头),根本就没有体现一代天骄的刚毅和霸气,没有反映出一个征服世界伟人应有的英雄气概和精神状态。
    其实,这幅画是成吉思汗去世 50年后绘制的画像。我们知道,成吉思汗在世时不允许为他作传记,不允许为他作画,不允许把他的名字刻在任何物体上,更不允许死了之后为他建陵墓(即留下了四不遗言)。他的孙子忽必烈称帝以后,封爷爷为元太祖,晋封的时候想起来爷爷成吉思汗没有画像,无法在嗣堂陈列牌位。忽必烈和他的爷爷成吉思汗长的很相似,所以宫廷画匠们基本上是参照忽必烈相貌的轮廓,加上别人提供的印象,又作了一些艺术处理和美化,把成吉思汗的画像绘了出来。
    说实话,这幅画并不一定完全与成吉思汗本人一模一样,但可以说,与本人真实面貌很接近。内行人认为,这幅画像反映了南宋使臣赵珙在《蒙鞑备录》一书中描写的“其身魁伟而广颡(宽额),长髯。人物雄壮,所以异也”的面貌。这是目击者当时的亲历记,最为可信(公元 1221年南宋使臣赵珙奉命出使蒙古,曾经觐见过成吉思汗)。专家认为,这幅肖像画为成吉思汗暮年之像,神情沉稳,充满了睿智,体现了千年风云第一人的博大、聪慧的精神境界。
    探讨成吉思汗画像出于何人之手,至今也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该画以元世祖忽必烈本人面容为本,令画元世祖忽必烈画像的画家绘制的。据《元史·祭祀志》所载,至元三年(公元 1266年),已奉为皇帝的忽必烈兴建太祖庙,供奉先祖、先帝和已故至亲的神位。“至元十五年(公元 1278年)十一月,命承旨和礼霍孙画太祖御容”,是年太祖成吉思汗的画像,正是由和礼霍孙绘制出来的。成吉思汗死时,忽必烈已经 12岁了,在他的记忆里深刻地记忆着祖父的形象。画像绘出后,当然由忽必烈钦定。
    和礼霍孙是元代蒙古人。初任元世祖宿卫。至元五年(公元 1268年),任翰林侍制兼起居注,升翰林学士承旨。九年,建议选汉官子弟与怯薛、蒙古官员子弟同入蒙古字国子学,学习新制八思巴蒙古文。后审定史天泽、姚枢所定《至元新格》。据此可知,和礼霍孙是元世祖的近臣,是宫廷画家,本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专家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和礼霍孙虽然没有见过成吉思汗本人,但他在作画时,得到了忽必烈的具体指点。他绘出的太祖、睿宗太宗画像,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要求,经忽必烈钦定,被陈放于翰林院,由院官春秋祭祀。
    学者们认为,弄清楚哪一幅画像是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不仅对规范成吉思汗画像提供了可靠依据,而且对研究成吉思汗和草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目前成吉思汗最早的画像渐渐被人们认可,正在走向统一。在大草原上成吉思汗无处不在。蒙古人把成吉思汗的画像,供奉在心灵殿堂。不过,造型混乱现象仍然存在,各种想象中的成吉思汗画像,随处可见,正如有一首关于成吉思汗的现代蒙古文歌曲所形容的那样:“我们想象您的尊容,可我们的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至今很多人还弄不清楚哪个是标准的成吉思汗画像。
    我们知道,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不仅属于蒙古族,同时属于中华民族,属于整个世界,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许多国家和人民崇拜的偶像。现在,成吉思汗的标准像既然确定了,就应当规范我们的行为。如果按想象去画成吉思汗画像,一是对祖先的不尊重;二是对世界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应尽快规范成吉思汗画像,不管是雕塑像还是绘画作品都要以此为依据,希望那种混乱现象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作者:巴拉吉尼玛,内蒙古日报高级记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8年第 2期
责任编辑:巴拉吉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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