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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记载了汗位传给窝阔台的决定，但未交待汗位传给窝阔台的理由①。《世界征服者史》记载了成吉思汗临终前下令要求遵行汗位传给窝阔台的决定和传位的理由。其内容如下：“我的病势沉重，医治乏术，因此，实在说，你们需要有人保卫国威和地位，支持这根基坚实的宝座。因为，如我的儿子个个都想成为汗，想当帝王，不相互谦让，岂非又像一头蛇和多头蛇的故事？…若你们想过安乐和幸福的生活，享受权力和富贵的果实，那么，如我近来让你们知道的那样，我的意见是：窝阔台继我登位，因为他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在你们当中尤为出众；我意欲让他出谋划策，统帅军队和百姓，保卫帝国的疆域。因此，我立他当我的继承人，把帝国的权柄交给他的勇略和才智。我的儿子们，对这想法有何意见，对这意见又有何想法？[儿子们说]谁有权力反对成吉思汗的话，谁有能耐拒绝它？吾辈的幸福及吾辈部属的幸福，有赖于成吉思汗的旨意，吾辈事业的成功有赖于他的教导。既然这样，成吉思汗说：若你们的愿望和你们的话是一致的，若你们的口比着你们的心，你们须立下文书：我死后你们要承认窝阔台为汗，把他的话当作肉体内的灵魂，不许更改今天当着我的面决定的事，更不许违反我的法令”②。但17世纪以后的蒙古编年史记载了汗位传给窝阔台的其他一些理由，其中含有浓厚的蒙古政治文化理念和原则，从中可以理解蒙古政治文化的一些重要内容。 一、关于窝阔台继汗位 罗卜桑丹津《蒙古黄金史》记载：“成吉思可汗和他的四个儿子一同饮酒，首先拙赤醉了，其次察阿歹醉了，再其次拖雷醉了，最后窝阔台与可汗兴尽而散。翌晨聚会的时候，谈到昨天喝酒的原因，可汗说：我儿！你们坐在这里谈谈昨天你们所想到的，我先到前边去和长老们商谈国事。到了前边[可汗]就派一个打伞的人去，[对他]说：去看看我儿子们说什么？那时[可汗的]儿子们在正谈论什么是最快乐的事。拙赤说：我想谨谨慎慎的牧养家畜，挑选最好的地方叫斡耳朵安置，大家在一起宴会享乐，就是最快乐的事。察阿歹哥哥说：在我想来，克服敌人，击溃反叛，叫有骆驼羔儿的人们能给幼驼穿鼻孔。长征去把戴姑固冠的[美女]掳回来，是最快乐的事。窝阔台说：我想使我们有洪福的汗父艰难苦苦建立的大国，得到平安，叫[百姓们]手有所扶，足有所踏，使国家人民长治久安。公平的执掌国政，使年老的长辈们享安乐，叫生长中的后生们得平安。这才是最快乐的事。拖雷说：[骑上]调练好的良驹，驾着训练好的猛鹰，到深泽行猎，去捉布谷鸟。[骑上]调练好的花斑马，驾着红色的海青鹰，到山谷行猎，去捉花斑鸟儿，是最快乐的事。那个打伞的，去把这些话完全告诉了成吉思可汗，可汗说：拙赤从小就喜爱家畜，所以他那么说。察阿歹从小就和我一同[从征]建立国家，所以他那么说。拖雷说了不成大器的话。窝阔台的话实在好！”③。十八世纪拉希朋苏克著《水晶鉴》，十九世纪佚名氏转抄的《圣成吉思汗箴言》所记载的内容与《蒙古黄金史》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这两本书中以成吉思汗与四个儿子之间的直接对话形式出现，而不是派人探听。从这段文字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一、这三本书所记载的内容出自同一本书。二、古代蒙古人对这一对话非常重视。13-14世纪文献中有没有与此相同或近似的内容？ 《史集》中记载了成吉思汗与大臣和忽必来的儿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与蒙文史书的记载几乎完全一样，正如蒙文文献记载，在《史集》中与察阿歹相同的话是成吉思汗说的。据《史集》记载：“还有，有一天成吉思汗向众异密的首领孛斡儿出那颜问道：对男子汉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快乐。孛斡儿出说：男子汉带着冬季羽毛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最大的乐趣。成吉思汗对孛罗忽勒说：你也说吧！孛罗忽勒说道：放出鹰鹘，看它从空中用爪子击落灰鹤抓走，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接着[成吉思汗]又问忽必来的儿子们。他们说：打猎时放鹰，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当时成吉思汗说道：你们说的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由此可以认为，17世纪以后的蒙古编年史的记载源自古老文献。从前面引用的蒙文史书记载来看，成吉思汗不怎么欣赏所谓成吉思汗所说的话，而更加欣赏窝阔台的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从《蒙古秘史》中可以找到窝阔台所说的政治理念和所用的表达方式。《蒙古秘史》279节记载：“斡歌歹·合罕又降旨道：朕的父亲成吉思汗辛苦建立了国家，因此不能让百姓受苦，要使他们安安顿顿地享受幸福”。这句话和《蒙古黄金史》所记载的 “[窝阔台说]使我们有洪福的汗父艰难苦苦建立的大国，得到平安，叫[百姓们]手有所扶，足有所踏，使国家人民长治久安。公平的执掌国政，使年老的长辈们享安乐，叫生长中的后生们得平安”。这两句话的原意和有些固定词句完全相同。 成吉思汗和察阿歹所说的话表达了建国时期的残酷斗争。正如成吉思汗所说：“察阿歹从小就和我一同[从征]建立国家，所以他那么说”。而窝阔台的话表达了建国之后的政治目的和任务。这是蒙古人特有的表达方式。《蒙古秘史》中找到同样的表达方式。“阿勒坛、忽察儿、薛扯·别乞[等]共同商议好，对帖木真说：我们立你做汗！帖木真你做了汗啊，众敌在前，我们愿做先锋冲上去，把美貌的姑娘、贵妇（合屯），把宫帐（斡儿朵）、帐房（格儿），拿来给你！我们要把异邦百姓的美丽贵妇和美女，把臀节好的骟马，掳掠来给你！围猎狡兽时，我们愿为先驱前去围赶，把旷野的野兽，围赶得肚皮挨着肚皮，把山崖上的野兽，围赶得大腿挨着大腿”。 由此可见，“治国安邦为人生乐事” 的窝阔台的想法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赏识，汗位最终传给了窝阔台。 二、窝阔台与成吉思汗箴言 罗卜桑丹津《蒙古黄金史》记载：“窝阔台可汗的生日，窝阔台可汗自己却忘记了，圣成吉思可汗说：嗳，窝阔台，[你]明天早点来！窝阔台在[第二天]清早来的时候，路上遇见了好几个宴会，都有给可汗预备的美酒。为了尝一尝，就在那里下了马。圣成吉思可汗给窝阔台预备好了[酒]食，等了很久。可汗就很不高兴的说：嗳！窝阔台想不起来父亲母亲曾经[怎样]为[他这个]子嗣，身心憔悴啊！正在说的时候，已经把晚餐的美酒和马头肉送上来了。[此时外边有人来]，可汗问：外边是谁？[回答]说：是窝阔台。可汗说：进来！可汗就降上谕说：唉！窝阔台，我告诉你早点来，你反倒来得[更]晚！窝阔台说：我来得早，路上遇见了几个宴会，因为以前我的汗父[你]曾经说过：遇见现成的饮食，若是躲避的话，将要丢掉福分。因此来晚了。经[这样]回答之后，[可汗的]怒容稍霁，用刀子剜了马头一块右腮，吃着说：唯有窝阔台把我所有的法度圣旨全都实行了，以后你仍要这样才好！”。这应该是窝阔台能够继汗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史书中记载有这样的例子。据《史集》记载：“拔都说完这些话以后，向…派去急使[说]：宗王们之中，[只有]蒙哥合罕耳闻目睹过成吉思汗的札撒和诏敕，只有立他为合罕，才有利于兀鲁思、军队和我们这些宗王们”。《史集》记载：“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兄长]甘麻剌之间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了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的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极有口才，是一个[好的]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剌，则由于他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词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较漂亮地讲述了[必里克]，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于是就在开平府城，于…亦勒，相当于…的…年，他在吉星高照下，顺利地被扶上合罕之位，并完成了他们在这方面通常所有的仪式和习俗”。由此可见，在13-14世纪，掌握和执行箴言和札撒是即汗位的重要条件之一。 13-14世纪，大元汗廷举行宴会和祭祀之前宣读可汗箴言和训诫已成定制。杨允孚《滦京杂咏》诗注云：“诈马筵开，盛陈奇兽，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思皇帝札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袁桷《清容居士集》记载：“须臾玉卮黄帕覆，宝训传宣争俯首”。柯九思、张昱：“万国贡珍陈玉陛，九宾传赞卷珠帘。大明前殿筵初秩，勋贵先陈祖训严”注：“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萨以为训。”“至元典礼当朝会，宗戚前将祖训开。圣子神孙千万世，俾知大业此中来”。黄晋《黄金华集 卷二四 拜住神道碑》记载：“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会诸侯，读太祖宝训”。从这些宫廷礼仪也可以看出13-14世纪蒙古汗廷对于成吉思汗以来历代可汗的箴言的重视程度。 《史集》记载：“成吉思汗说：凡是一个民族，子不尊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大人物信用奴仆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习惯和法令、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也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他们[出征]打先锋所骑的马精疲力竭，以致倒毙、腐朽、化为乌有”。“他还说：如果隶属于国君的许多后裔们的权贵、勇士和异密们不严遵法令，国事就将动摇和停顿，他们再想找成吉思汗时，就再也找不到了！”。“他还说：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只要在年初和年终时前来聆听成吉思汗的训诫（必里克）后回去，就可以统率军队。如果他们住在自己的营盘（禹儿惕）里，不听训诫（必里克），就像石头沉没在深水中，箭射入芦苇丛里般地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人就不适于当首长”。“他又说：我们的兀鲁黑中若有人违犯已确立的札撒，初次违犯者，可口头教训。第二次违犯者，可按必里克处罚，第三次违犯者，即将他流放到巴勒真-古勒术儿的遥远地方去。此后，当他到那里去了一趟回来时，他就觉悟过来了。如果他还是不改，那就判他带上镣铐送到监狱里。如果他从狱中出来时学会了行为准则，那就较好，否则就让全体远近宗亲聚集起来开会，以作出决定来处理他”[5]354-362。从这些成吉思汗训诫中看出训诫在当时蒙古汗国政治、法律、军事等等诸多领域中的地位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2]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罗卜桑丹津，蒙古黄金史，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4] 拉希朋苏克，水晶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5] 拉施特，史集 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1982年。 [6] 拉施特，史集 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1985年 [7] 韩儒林，穹庐集 –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山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8] 高荣盛《换盏醉饮与“蒙古式”宴饮礼》（陈育宁 奇·朝鲁 主编 《成吉思汗文化论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年）。 [9] 袁冀《元代宫廷大宴考》（《蒙古史研究》第八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0] 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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