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经济思想初探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认为： 成吉思汗破坏经济， 在他的头脑中没有经济思想。 因此， 现有的成吉思汗思想研究资料中， 研究其宗教思想、 军事思想、 哲学思想、 法律思想、 伦理思想的文章颇多， 而研究其经济思想的文章却很少。

        笔者认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 历史上任何个人、 民族、 国家的成败与兴衰都根源于经济。 一个不重视经济的人、 民族、 国家， 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基于此， 经过一年多的挖掘资料和分析整理， 特别是阅读了陈育宁、 奇朝鲁主编的 《成吉思汗文化论集》 后， 初步写成 《成吉思汗经济思想初探》 一文， 以就教于同仁。

（一）

        从历史上看，社会的真正经济发展是从社会分工开始的，即从农业、 畜牧业、 手工业的分离开始的， 而社会分工又建立在传统的家庭分

工基础之上。13 世纪的蒙古社会， 不仅经历了传统的家庭分工， 而且经历了畜牧业、 农业、 手工业三大社会分工。成吉思汗作为当时蒙古社会最高的统治者， 及时适应了这一社会经济现象。 他虽然没有专门谈及这一社会经济现象， 但在其政治、 经济、 军事等社会实践中， 却运用了传统的家庭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合理性， 并在接受传统家庭分工、 社会分工观念的基础上，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庭分工、 社会分工的思想。其主要表现是：

        1.对家庭和社会分工持平等态度。成吉思汗认为， 在不同的家庭、社会分工中， 人们所从事的不同劳动都是谋生的手段， 都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合理现象， 因而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在他看来， 人们的不同劳动只是职业的不同， 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他主持制定的 《大札撒》 明文规定： “任何人的职业都是平等的， 没有贵贱之分” （赛熙亚乐 《成吉思汗史记》 上册） 。

        2.家庭的传统分工就是家庭的自然分工。在蒙古族的游牧社会经济生活中， 早期的家庭劳动是 “内” 、 “外” 分工， 即女性主 “内” ， 主要从事操持家务、 照料牲畜、 剪羊毛、 制作各种奶制品和养儿育女等； 男性主“外” ， 主要从事放牧、 狩猎、 服役、 打仗等。 到成吉思汗统治时期， 他根据战争需要， 把家庭的 “内” 、 “外” 分工改变为 “战事” 和 “后勤” 两种。 他说：“男儿报国” ， 成就大业； “女人当家” ， 安居乐业。 他还说： 男人 “拿起弓箭是士兵， 勇往直前； 拿起鞭子是牧人， 休养生计” ； “妇女在其丈夫出去打猎或作战时， 应当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 （ 〔波斯〕 拉施特 《史集》 第 1卷第 2 分册） 。

        3. 《蒙古秘史》 告诉我们， 早在 12 世纪之前， 蒙古部落居住的漠北地区并没有农业。 到了 12 世纪末 13 世纪初， 漠北地区才有了蔑尔乞等少数人种植黑黍米等个别农作物。 到成吉思汗统治时代， 才开始了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 他不仅使阿鲁欢地区的农业生产初具规模， 解决了蒙古腹地的粮食自给和安内征外需要，而且还推动了克鲁伦、鄂尔浑、 塔米尔等地的人们利用水利灌溉， 种植耐寒谷物。

        4.在重视农业的同时， 成吉思汗还非常重视手工业的发展。他在战争中对俘虏的能工巧匠， 采取 “虏而不杀” 的政策， 拯救了当时很高的生产力， 从而在使哈剌和林及附近的毕里纥却、 忽兰赤斤成为 “手工匠集中的地方” 、 “工匠积养之地” 、 “民匠种艺之所” （ 《蒙古族简史》 第 85 页）的基础上， 大大推动了蒙古地区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 曾使成吉思汗所穿铁甲 “全身连锥刺的空隙都没有” （巴雅尔 《蒙古秘史》 第 2卷第 837 页） 。

（二）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进步都是由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引起的，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又是在经济制度变革的基础上产生的。据 《元朝秘史》 记载， 成吉思汗跨马弯弓登上历史舞台之时， 正是辽阔的蒙古草原上散居的上百个大小不一，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父

权制氏族部落，或先或后进到家庭奴隶制的发展阶段。由于各部那颜（奴隶主， 下同） 贵族为贪欲财富和奴隶， 所以， 草原上各部 “互相攻劫” 、“人不安生” ， 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 成吉思汗顺应 “结束分裂， 实现统一” 的历史发展趋势， 以杰出的政治、 军事才干， 战胜消灭了各部奴隶主， 于 1206 年创建了封建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汗国后， 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建立领户分封制度就是他当时在蒙古草原上实行的经济、 军事、 政治三位一体社会制度的大变革。

        所谓领户分封， 就是依照万户、 千户、 百户、 十户的十进位的封建等级形式， 将草原牧民， 不论其原来是奴隶， 还是自由牧民， 也不论其原来属于哪一部落， 一律分给各个千户那颜作为属民 （领户） ， 并通过人身依附关系， 把他们束缚在每一个千户领地之内。 领户制是以户 （阿寅勒） 为基础， 以哈剌拙 （自由民） 为主建立起来的经济、 政治、 军事为一体的社会制度。其中， 千户是基本的社会单位。千户之上是万户， 其下是百户、十户， 各有那颜。

        成吉思汗起初“授同开国有功者九十五人为千户” （ 《元朝秘史》 卷八， 第 27 页） ； “朔方既定， 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 （ 《元史·术赤吕传》 ） ，并将他们分属于左手、 右手和中军三个万户。万户、 千户那颜都是大汗的世袭封臣； 万户那颜是大汗统治各个千户的直接代理人； 千户那颜既是军事统帅， 又是行政长官和封建领主。

        领户是具有一定数量牲畜、 牧地和生产工具的小私有者， 他们不仅参加那颜组织的围猎和服兵役， 而且还要向那颜缴纳贡赋， 领户只能在领主的一定管辖范围内迁移， 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那颜， 不能自由支配战利品。这种以高度集中统一的游牧式畜牧业为主要社会经济基础的新兴封建领主制， 虽然也是一种剥削、 压迫制度， 但这种凭借汗权建立起来的封建依附关系对过去父权制家庭掩盖下的人身占有关系的取

代， 毕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这种进步的结果， 除了表现为加强了汗权外， 更重要的还表现为：

        1.把原来的 “氏族” 、 “部落” 分编成若干个千户， 这就打破了氏族制的外壳， 加速了奴隶制的灭亡， 从而使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 — 劳动者在一定范围内、 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 获得了自由 （ 《元朝秘史》 卷七第 4～5 页； 卷八第 26 页； 卷九第 10 页） ；

        2.把草原上流散的牧民和 “无户籍的百姓” 聚集起来编入千户， 并进行登记造册， 不仅使户籍得到整顿， 而且使社会秩序得到稳定， 使社

会生产得到恢复 （ 《元朝秘史》 卷九第 7、 29、 30 页） ；

        3.禁止牧民随意迁移， 对于主要从事畜牧的蒙古族来说， 则能够过上相对长期稳定的生活。

（三）

        历史告诉我们，蒙古族真正的经济发展始于游牧经济向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相融合的转变，而边疆地区的屯田则是这种转变的重要组织形式。

        在中国历史上， 屯田作为经济和军事相结合的组织形式， 虽然早在秦汉时代就出现了， 并不是成吉思汗的发明， 但屯田规模之庞大， 组织之严密， 则始于成吉思汗及其奠基的元朝。早在成吉思汗征战时期， 为了解决军需供应， 以攻破 “坚城” ， 打败 “大敌” ， 他就迁移大批汉族农民到漠北， 委任镇海管理， 进行垦殖， 这就是成吉思汗所谓 “农夫式的军队同服军役的农夫结合起来” 的屯田。成吉思汗经常号召屯民 （主要是男人） 要 “上马则备战斗， 下马则屯聚牧养” 。 据 《元史》 记载， 还在 1212 年，怯烈歹· 田镇海便依成吉思汗的命令在阿鲁欢立镇海城， 戍军屯田 （ 《元史》 卷 120 《镇海传》 ） ； 1221 年， 成吉思汗还命石抹孛迭儿屯田固安， “且耕且战” （ 《元史》 卷 151 《石抹孛迭儿传》 ） 。继成吉思汗后， 忽必烈不仅首诏天下： “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本， 衣食以农桑为本” （ 《元史》 卷 93

《食贷志》 一， 《农桑》 ） ， 并告诫蒙古军 “不得以民田为牧地” （ 《元史·世祖纪五》 ） ， 通令 “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 管民官一切权豪势要人等， 不得恣纵马匹损坏桑枣， 踏践田禾骚扰百姓” （ 《通制条格》 卷 16 《农桑》 ） ， 而且还在邓州专设了屯田万户府。 特别是他任命姚枢为劝农使， 并设立司农司， 让其遍求古今农家之书， 编成 《农桑辑要》 ， 颁行全国， 指导农业生产， 更是为游牧经济向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融合的转变做出了贡献。 在“地方官员的升降往往由其对农业增产有无成绩来决定”的政策鼓励下， 许多汉族官员 （姚天富、 刘好礼等） 积极给蒙人传授农耕技艺， 许多蒙族官员主动向汉人学习耕种技术， 于是， 阿尔泰山南的称海、 和林等地一时竟成了产粮区。由于忽必烈统治时期， “内而各卫， 外而行省， 皆立屯田” （ 《元史》 卷 100 《兵志》 三 《屯田》 ） ， 所以到英宗之世， 仅镇海城的屯田万户府， 就有户 4600 多， 垦田 6400 余顷 （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元史》 第 58 页） 。 正如韩儒林教授所说： 元朝 “从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到西南的云南诸省， 开辟了汉唐两代所未曾开辟过的土地” （ 《历史研究》 1962 年第 3 期） 。

（四）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从有了劳动产品交换就有了商品和商业。当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时， 凡是杰出的历史人物， 凡

是强大的民族、 国家， 都必然重视商业及其发展。成吉思汗作为奠定元朝基础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善于运用畜牧业优势的经济思想家， 更是重视商业及其发展。

        首先，成吉思汗对商业及其发展的重视，表现在他对商业的认识上。成吉思汗认为， 商人不应是世人鄙歧的对象， 而应该是人们学习的

楷模； 商业是增加社会福利， 增进人类和平的正当行业； 对外贸易是国家的 “金麻绳” ， 是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 和睦相处的法宝。

其次， 成吉思汗对商业及其发展的重视， 还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政策上。这些政策主要有：

        1.成吉思汗亲令： 凡进入他的国土内的商人， 一律发给凭照， 并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 同时给予他们以优视厚待 （ 〔伊朗〕 志费尼， 《世界征服史》 上） ； 《大札撒》 还明文规定： “要保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 要在大道上设置守卫， 建立驿站， 以畅通商路， 给商业往来及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方便；

        2. 在政治上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让富商大贾充任显官和要职。如，回鹘富商镇海就是成吉思汗的四大名相之一，权力在耶律楚材之

上； 回纥人阿三、 阿合马、 桑哥及汉人卢世荣均为商人， 他们先后都为成吉思汗主政掌管财政经济大权。

        成吉思汗后， 忽必烈更是重视商人和商业： 在元与南宋对峙时， 就允许南北商人互市； 元 20 年 （1283 年） 的 7、 9 月， 还分别 “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 、 “减税征四十分之一” ； 还规定： 商旅所至， “官给饮食、 遣兵防卫” ， 并严禁 “拘雇商车” ； 商贾有难， 可动用国库给予贷款扶持； 让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先后担任总督、 巡视、 出外使节等要职。

        成吉思汗及元朝对商人和商业的重视，不仅使蒙古人开始经商贸易， 而且使国内 “贵族官吏、 寺院住持等经商成为普遍现象” （ 《马可·波罗游记》 ） ， 同时也吸引外国商贾纷至沓来。据史书记载， 1214 年， 成吉思汗在北京接受金国求和时中亚花剌子模国王就派商人到蒙古地区贩卖蒙古部落十分珍视的各种织物。 对此， 成吉思汗不仅给予热情友好地接待， 而且还利用这一 “最友好的外交和商业联系” ， 于 1218 年向花剌子模派出一个由 450 个伊斯兰教徒组成的庞大商队，并在给算端国王的信中写道： “我愿意和您友好交往， 希望你明白两国人民进行贸易， 是共取利益的正确之事” （ 《多桑蒙古史》 第 1 卷） ， “你邦的商人已至我处，今将他们遣归， 情况你即将获悉。我们也派出一队商旅， 随他们前往你邦， 以购买你方的珍宝” （ 〔伊朗〕 志费尼， 《世界征服史》 上） 。可惜， 成吉思汗派出的商队在抵达讹答剌时， 被该城长官亦纳勒术以 “军事间谍”之名加以扣留杀害， 并劫持了其财物， 这就是蒙古史上的 “讹答剌” 事件。成吉思汗得知这一消息后， 经过深思熟虑， 采取了 “和平争取， 武力解决”的办法：他先派出以兀忽纳为首的百名使团赴花剌子模要求赔偿，当这一正当要求遭到使团首领被杀、使团成员被割去胡须的侮辱后， 他便采取了武力措施。由此引发了成吉思汗的西征， 花剌子模国家的灭亡。 可见， 成吉思汗是一位 “尚保存着游牧民族常有的商业精神” 的人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5 卷， 第 411 页） 。

（五）

        交通道路历来是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设施。正因为如此， 早在 13 世纪前， 虽然世界各国处于各自独立的封闭状态， 但是， 一方面中国的中原王朝为巩固其政治统治、 经济剥削， 已建立起有大大小小驿站、 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 “逐水草而居” 的生活中， 也开辟了许多连接东西南北的马道、 车道、人行道。历史进入 13 世纪后， 即蒙古各部落统一后，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便以一个统一的民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并在 “长生天” 的佑护下， 扬起他们那 “上帝的神鞭” ， 马不停蹄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这个远征虽然给当时的中亚、 西亚、 欧洲带来极大灾难， 但也 “将昔日阻塞未通之道途尽开辟之， 而使一切民族种姓聚首相见” （留金锁 《蒙古族历史》 上册） 。

        据史书记载， 13 世纪上半叶， 刚刚掘起的成吉思汗及其蒙古族先是开辟了以哈剌和林为起点， 通往中原的帖里干 （车） 站道、 木怜 （马） 站道。后是开通了通往西域的驿道，从而形成了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干道，即由中原北上， 经漠北和林， 再趋金山 （阿尔泰山） ， 折而南下至别失八里（乌鲁木齐东北） ， 然后沿阴山 （今天山） 北麓抵阿力麻里 （今霍城） 。并由此经塔剌思， 向西北达欧洲， 向西南人波斯。 公元 1219 年， 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就对这条道路的许多险峻地段进行了扩展和整修。如， 蒙古大军在越过阿尔泰山， 沿准噶尔盆地北部边缘向西， 经过和布克赛尔， 南下穿过巴尔鲁克山与阿拉山口， 抵达博尔塔拉过程中， 在打开联系欧亚两洲的交通要道时， 将 “箭速传骑” 发展为设置驿站， 并顺驿站线路打井、 安排牧户、 解决人和马的饮食及草料， 同时还在大道上设置护路卫士。再如，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西征时， 在天山附近 “始凿石理道， 刊木为四十八桥， 桥可并车” （李志常 《长春真人西游记》 卷上） ， 使 “千岩万壑攒深溪， 溪

边乱石当道卧， 古今不许通轮蹄” 的人畜难行隘口变得 “车马喧闹” ； 使“千里横东西， 猿猱鸿鹊不敢过” 的天山之道变得 “四十八桥横雁行， 胜游奇观喜非常” 。还有， 成吉思汗的大将哲别和速不台在征伐南高加索时，在高加索与里海之间的隘口， 也是通过凿石开道穿过高加索山脉的。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开辟的交通网， 使中原的驿站制发展到顶峰， 在中国乃至世界道路交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大规模启用和畅通蒙古东部至准噶尔盆地及伊犁地区的 “草原路” ， 恢复和延伸早已中断的汉、 唐时的 “丝绸之路” ， 扫除了东西南北交

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 削平了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 使东与西、 南与北的距离开始缩短， 交往开始频繁；

        2. 不仅缓解了草原牧民自古以来所困扰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原王朝历来推行的 “物资禁输” 的经济封锁，

而且使蒙古民族找到了一条 “以牧为主， 多种经营” 的谋生新路；

        3.使中国的物文化进一步西传， 其中包括火药、 罗盘、 造纸术、 印刷术等极为重要的发明和驿站制度以及元朝发行的纸币在这一时期大量输出到欧洲， 并对欧洲的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 西方的数学、 医学、 天文学和铸造等科学技术以及珠宝等也输入到中国，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物文化；

        4.在 “泉州和波斯的忽里谟子之间” ， 在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 （爪哇、印度等） ” 之间分别出现了 “大量商船定期往返” 、 “使节和商人在一定时期内几乎相望于道” 的繁荣景象。

        总之， 从上述分析和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 成吉思汗不仅具有适应社会分工， 适时变革经济制度， 扩大经济组织形式以及重视商业、 交通道路等经济思想， 而且是一位在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中， 将游牧经济转变为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相融合的经济家。

 

        作者： 鄂尔多斯市委党校教授，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7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