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吉思汗的军事哲学思想

        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思想家。世界上享有盛名的现代英国军事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曾指

出： “在中世纪里， 战略的最好例证不是出在西方， 而是来自东方。公元13 世纪， 对于西方战略的发展来说， 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时代。其所以显出光辉， 是因为蒙古人给欧洲的骑士们充当了教师， 使他们在战略方面得到了有益的教训。 蒙古人所进行的各次战争， 无论在作战的规模和艺术方面，突然性和机动性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方面， 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战争， 甚至还要超过这些战争。”①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族的哲学思想， 同任何杰出的思想一样， 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时代的产物。

        蒙古民族自古就是以从事牧业为主要生产的民族。 牧业经济生产的特点是逐水草而居， 因而蒙古民族生活方式机动性很强。牧业生产使每个牧民从小练就了一套娴熟的乘马本领， 狩猎生活锤炼了牧民勇敢的机智和灵活的技能。 成吉思汗在民族统一的连年战争中认识到了民族的这一长处， 他以民族最高统帅的战略胆识， 把游牧民族经济生产方式和机动的生活方式应用于军队建设中， 应用于军事活动中。 也就是说， 成吉思汗军事思想引线于大漠南北， 是以统一民族的战争开始， 并在灭金、 西征中逐步完善起来， 成为蒙古新骑兵机动作战的指导思想。 这种以少胜多、变寡为众的辩证关系， 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适应蒙古军事封建帝国以战争变革历史的需要。成吉思汗曾经说： “余之使用武力， 完全以极大的劳苦， 企求而为长期之和平。为奠定和平， 需要战争。草原之故老曾云， 将尔无法媾和之敌消灭后， 远近始可太平。洵非虚语”② 。正是在这种战争观的指导下， 成吉思汗以 50 余年的戎马生涯， 经历了血亲复仇的掠夺战争，统一蒙古诸部落的战争以及后来的对外进攻的征服战争。 在这些战争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 处处显示出成吉思汗的哲学思想。

        一、 注重实际客观的唯物思想

        蒙古民族的游牧经济生活培养了成吉思汗讲求实际、重视客观规律的意识，而统一各部族的斗争和多年的战争实践熏陶了他的唯物辩

证思想。成吉思汗在采取一个战略行动之前， 总是要长时间的考虑， 进行充分的调查了解， 制定周密的计划， 作充分的准备工作， 不打无把握之仗， 决不草率行事。据史称： “其攻欧计划， 即经多年之筹虑， 始乃成之。 熟知彼己， 斯能百战不殆， 故一旦兵临敌国， 立奏破竹之效” 。 对敌国的政治、 经济、 军事以及道路给养， 特别是对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等情况， 他通过各种渠道加以研究， 做到明察敌情， 略敌有数。 他对敌方进行侦察， 其途径： 一是派出心腹收集情报， 二是通过商队及商人了解敌情和刺探情报， 三是通过降将、 俘虏了解情况。 这样不仅避免了军事失误，而且为每次战争的军事决策提供了依据。 在战争中， “采取不见利不进”的战斗原则， 并根据战争的发展变化而随时变更自己的战略战术， 处处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西方军事家布尔霖称： “成吉思汗对敌进攻作战时， 其作战计划， 或侵略方案， 于开始军事行动之前， 即已拟定， 而后于克勒鲁台 （即最高军政会议大会） 时， 向各高级军事长官宣布之” 。如1204 年夏成吉思汗从王古部派来的使者那里， 了解到乃蛮部要进犯蒙古部的情况后， 马上召集各位将军大臣召开 “克勒鲁台” 会议， 研究决定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 打败了乃蛮部的太阳汗。

        成吉思汗不论在统一群雄割据的草原， 还是南下伐金、 西征， 遇到的都是比自己强大多少倍的敌人， 地形复杂， 语言各异， 民情不同， 兵力布置和战斗力也不相同。由于成吉思汗重视实际，不断了解战争中的各种情况， 并加以分析、 判断， 随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 使他处于常胜的地位。

        二、 军事辩证法思想

        纵观成吉思汗之战例，真使人赞叹不已，其间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成吉思汗所以能威震欧亚， 建立光辉的业绩，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将

辩证法广泛用于战略战术之中。恩格斯指出： “人们还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 就已经辩证思考了， ……否定之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

史中起着作用，而在被认识之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 （ 《马恩全集》 第 20 卷 155 页）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无疑也适用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辩证法思想虽然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系统于文字书本之中， 却活灵活现地系统于军事伟业中。

        成吉思汗在军事上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在政治上的胜利， 倒不如说是在辩证法上的胜利。当然， 这种辩证法只是朴素的辩证

法。这种辩证法在军事上的运用， 在当时是其他民族， 也就是当时任何民族所不可比拟的。 蒙古民族用自己骑兵的优势战胜那么多敌人， 究竟原因何在？关键问题是， 蒙古民族的辩证思维达到了当时应有的高度。否则， 没有高度发达的辩证思维， 要想战胜比自己强大几倍， 十几倍的敌人， 是不可能的。

        （一） 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也就是正确处理战略与战术之间的辩证关系。 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以小胜大， 以弱胜强， 重要原因之一是能够准确把握全局与局部关系， 从局部入手， 不断通过局部胜利的量的积累，以引起质的飞跃， 达到全局的变化。这在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的戎马生涯中表露得非常精彩和完备。如在统一蒙古诸部落的战争中， 成吉思汗先取邻近弱小部落， 壮大自己的力量， 再联合客列亦惕部王罕击败札剌惕部之札木合， 后取强大的客列亦惕部王罕。 这样， 不断地通过局部胜利的量的积累， 达到统一蒙古之后的飞跃。 就其先统一蒙古本部落， 后向外征服这一系列战争本身来讲， 也充分体现了全局与局部之辩证关系。

        （二） 着眼于解决主要问题

        在战争中成吉思汗总是在战略上尽力避免两条线作战，而确定一个主攻方向， 即确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战术上， 指向敌人的要害。 如在进攻花剌子模的战争中， 蒙古军虽已经攻占了数十个城镇， 但是成吉思汗认为， 征服这个向南、 向西数千里的强大部族， 只是攻城， 就要花很大力气，时间久了， 蒙古军还会有被吞掉的危险。因此， 要把这里的首脑人物， 所谓的穆罕默德本人抓住或杀掉， 不给他发动国民， 召集新军的机会， 也就是不给组织抵抗的时间。并且使国民感觉到他们的命运与穆罕默德的命运根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只有这样才能统治这个强大的部族。征服花剌子模王国后， 成吉思汗回师西夏。1227 年， 成吉思汗病逝于灭西夏的战争中， 临终前， 他念念不忘灭金的宿愿， 提出 “联宋灭金”的战略。他对左右说： “金精兵在潼关， 南据连山， 北限大河， 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 宋金世仇， 必能许我。 则下兵唐、 邓， 直捣大梁。 金急必征潼关， 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 人马疲惫， 虽至弗能战， 破之在矣。”③ 这就是成吉思汗临终遗嘱。后来，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遵其遗嘱“假道于宋” ， “下兵唐、 邓， 直捣大梁” ， 终于灭亡了金朝。 “联宋灭金” 的战略， 远交近攻，表明成吉思汗军事思想有了新的高度。他利用宋金世仇的矛盾， 把握战争的全局， 远交近攻， 克敌制胜， 各个击破。 这个临终遗嘱， 颇具匠心， 在中国军事历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功之作。

        （三） 机动灵活的解决问题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是成吉思汗的兵法精髓。 在战争中成吉思汗反对一成不变， 从不搞千篇一律。他把战争看成是灵活多样， 千变万化的东西。 因此， 在战争中根据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 主动灵活地运用各种各样的作战方法。

        成吉思汗时而迷惑敌人， 在与克烈亦惕的大会战中， 成吉思汗让其弟弟合撒尔诈降王罕， 使敌人上当受骗。正当王罕的军队准备好盛大宴会， 欢迎合撒尔， 在毫无准备下， 受到成吉思汗和合撒尔突然袭击， 大败。

        在交战中， 蒙古军时而攻击， 时而撤退， 时而集中， 时而分散。 箭攻、刀砍、 石炮轰、 马蹋、 绳套。 时而侧翼包围， 时而突然行之等等。 成吉思汗依据敌情具体变化， 灵活多变的战例， 举不胜举， 真是用兵如神。 正如孙子所说的那样： “水因地而制流， 兵因敌而制胜， 故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谓之神” （ 《孙子兵法· 虚实篇》 ） 。

        战争这个特殊的政治， 不仅仅包括以上几种关系。成吉思汗不仅能正确处理上述关系， 还能正确处理战争中的己与彼、 攻与守、 奇与正、 治与礼、 强与弱、 饥与饱、 虚与实、 动与静、 战与和、 胜与败等等一系列问题。

        三、 天命思想与人的因素

        古代蒙古族的理论思维， 富于智慧、 哲理， 它虽未经过精雕细琢， 却不失深奥； 虽没有系统的理论概括， 却有草原般的粗犷与深沉， 易为蒙古民族所接受。 考察蒙古民族古代战争史， 从索端察儿时代到成吉思汗时代的 200 余年间， 经历了血亲复仇的掠夺战争， 蒙古诸部落的统一战争， 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它们构成了古代战争的不同阶段， 决定了蒙古民族哲学的不同内容与特点， 从而决定了不同的思维形式。其中， 成吉思汗继承了古代蒙古民族的天命论思想，并在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层次。

        蒙古诸部落的统一战争， 成吉思汗运用的战略战术， 逐步达到了成熟的地步， 与此同时， 蒙古族的天命思想也有了发展。 “长生天” 、 “天力

论” 与 “天佑论” ， 表明了认识的深化。 “长生天” （蒙克腾格里） 即永恒之青天， 认为天是永恒的， 长生的， 战争的胜败， 均由长生天安排。长生天永远统治一切， 支配一切。 “天力论” 认为天有气力而统治自然和人世间万物。成吉思汗统一了诸部落以后说： “赖长生天之力， 得天地之赞助，而匡普天下之百姓， 俾入我一统之制矣” 。 “天佑论” 指长生天的佑护， 即认为成吉思汗代表天的意志， 是有道理的， 因而得到天的佑护， 所以才能打胜仗。 而无理者天是不佑护的， 札木合与铁木真交战失败后说： “天不佑护我！ ” 可以看出， 这时蒙古民族天命论思想有了一定的发展， 并带有浓厚的宗教唯心的色彩。

        1206 年， 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 建立了蒙古帝国。以后， 在开始对外进攻的战争中， 成吉思汗及其将士开阔了视野， 接触了新事物。作战条件、 地点和对象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随之， 其军事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

        在南下攻金中， 成吉思汗派哲别夺取居庸关和东昌城。 “……至居庸关。见守御的坚固， 哲别说， 可诱他战。于是把军饷回了。金家见了，果然竟出马追袭， 直至宣德府山咀行， 哲别却翻回冲着将金朝陆续来的军马杀败” 。 “哲别取东昌， 不克。回了六宿， 却翻回去， 每项人牵从马一匹， 昼夜兼行， 使金人不意中间， 遂取东昌城。”④ 哲别的智取和巧夺， 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也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

        古代蒙古族的天命论思想， 在对外扩张的征服战争中， 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的天命论思想， 较多地渗入了人的因素， 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是不可少的。 “以诚配天” ， “天人相协” 的哲学思想， 在这一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 注重客观实际， 注重人的倾向， 较之以前有较大增长。 木华黎在征金时， 不为巫师的胡言乱语所惑， 便是一例。 《元史》 记载： “八月， 有星昼见， 隐士乔静曰： ‘今观天象， 未可征进’ 。 木华黎曰： ‘主人命我平定中原， 今河北虽平， 西河南秦， 巩未下， 若因天而不进， 天下何时定耶？ 且违君命， 得为忠呼！’ ”⑤ 天、 人二者， 人占主导地位。又如， 成吉思汗在最后灭西夏时， 一日围猎， 坐骑惊于野猪冲来， 使成吉思汗附下马来。 但他并没有因此认为是天意，已与早年躲避于山林中处处感到天意的铁木真判若两人。 后来， 成吉思汗病重时， 不听 “收兵返回大本营” 的劝阻，从战争全局出发， 坚持灭亡西夏， 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 这都说明， 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军队， 虽然有其天命论思想， 但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 则更

重视战争本身的规律及人的作用， 因而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四、 帝国思想与天下太平

        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高原的过程中， 随着他的力量的壮大， 战争的逐步胜利， 帝国思想逐渐产生。 “天无二日， 地无二罕” 的帝国思想的理论概括， 体现了成吉思汗的皇权观念。在 “汗权天授” 思想指导下， 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后， 在 1206 年登基， 建立蒙古帝国， 对外即称 “我大蒙古国”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灭夏、 剪金、 亡宋的战略方针， 帝国思想起着决定的作用。他对儿子们说： “天下尽阔， 教你们各守封国。” 至于西征中亚、东欧各国，更是受这种帝国思想所驱使， “马蹄所到之处，尽为我有” 。而大汗国的建立是成吉思汗帝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成吉思汗的帝国思想代表了新兴的封建贵族阶级意识，也是上升的封建贵族阶级的灵魂， 是没有尽头的欲望。他们想主宰一切， 征服一

切， 逆我者亡， 顺我者昌。要求他的下属绝对忠于他， 服从他。成吉思汗的这种帝国思想，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统一战争中， 草原上部落众多， 山头林立， 互相残杀， 相互不服， 严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成吉思汗的帝国思想对当时的草原人民起着凝聚力的作用，这就是草原人民在互相残杀中逐步认识到，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 才能制止残杀， 实现和平， 生产发展， 社会才能安定。成吉思汗的帝国思想正是反映人民的意愿， 历史的要求， 使他向往的帝国得以实现。

        战争是动乱和流血， 也是制止动乱达成和平的一种方法。 幼年时期的成吉思汗生长在民族战争和外敌金军压迫的动乱之中， 生命财产， 时有被夺取的可能， 一点也没有保障。这种环境养成他以战止战， 以战争寻求和平秩序的观念。战争不是罪恶， 而是在弱肉强食环境中， 争取生存的一种正当手段。不能战斗，就不能对抗威胁自己生命安全的恶势力。 他的这种观念， 随着他事业基础的扩大， 而普及在全部蒙古。 这种观念增强了全民的战争意识和不能胜敌就是灭亡的决心。同时也随着他胜利的扩大， 增强了以武力征服世界， 来奠定永久和平的信念。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 每个民族都有当家做主的权利。 当时， 我国在黄河南北又是几个政权的割据状

态。在这种割据政权下， 又是几个民族各争政权。成吉思汗代表蒙古封建阶级的利益， 到中原逐鹿， 争夺皇帝， 是理所当然的。后来元朝的建立， 正是成吉思汗帝国思想的再一次体现。而元朝的大统一， 促进了我国经济、 文化的发展， 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 进一步说明了成吉思汗帝国思想当时的进步性。

        总之，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时代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 ⑥ 从公元 7 世纪起， 蒙古民族登上历史舞台， 历经几百年的艰苦磨难， 披荆斩棘， 不断繁衍， 发展与战争的锤炼， 于 13 世纪， 不仅在畜牧业、 经济方面， 而且在军事、 科学方面登上了中国与世界的高峰。

 

参考文献

    ① 《战略论》 第五章第 83 页

    ②布尔霖： 《成吉思汗》

    ③拉施法： 《史集》 1952 年俄文版， 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209、 222、 223 页

    ④ 《蒙古秘史》 续集

    ⑤ 《元史》 卷一、 太祖纪、 卷一百一十九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497 页

    作者： 鄂尔多斯市政协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5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