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成吉思汗“训言”的整理与研究

        古往今来，成吉思汗的业绩已彪炳史册，家喻户晓。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族的民族英雄，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世界性的杰出军事统帅和千年伟人，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公认。据粗略统计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记已出版有40余种，论文500余篇，以“一代天骄”命名的传记即有多部，而最早称成吉思汗为“一代天骄”者，当推共和国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其著名词篇《沁园春·雪》（1936年2月）中，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做出既形象又贴切的论断，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充分肯定了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诗词精美，富于文采，在于他很会用典，“天骄”“射雕”均有所本，汉朝时匈奴单于曾自称“天之骄子”（见《汉书·匈奴传》）、“射大雕”用的是北齐斛律光的故事，雕为猛禽，不易射，故射雕用来比喻武艺好（见《北齐书·斛律光传》）。毛泽东这句褒中有贬的评论，体现了他对成吉思汗的肯定和辨证的评价。近10余年来，已有多部成吉思汗传记以“一代天骄”为题命名，主要有：朱耀廷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薄音湖的《一代天骄及其继承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余大钧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后者值得重点推介。

　　过去在评价成吉思汗时，对其武功和军事思想曾给以较多的论述和肯定，而对成吉思汗的文治方面的成就则重视不够。

　　说起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诸如成吉思汗在建立大蒙古汗国前后，曾命塔塔统阿创制回鹘式蒙古文，并用这种文字记录札撒法典和训言，为蒙古社会的法治、行政管理、依法治军、社会道德规范、文化教育等方面提供依据和准则。

　　此外，用蒙古文撰写的《蒙古秘史》等史书和诗歌等文学作品、均是精美的文化遗产。成吉思汗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建设、重视科学技术和能工巧匠的引进和应用，这方面都有许多训言和举措。

　　本文仅就成吉思汗“训言”的整理研究，以及反映成吉思汗智慧的至理名言中所折射出的一代天骄的天骄精神，进行初步探索，以继承成吉思汗留给后世的精神文化遗产，以便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去粗取精，发扬光大，成为成吉思汗文化园中一枝鲜艳夺目的花朵。

　　一、成吉思汗训言的来历和整理简况

　　成吉思汗的训言（也称箴言，金言）实为语录，是《札撒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形成是经历了一段历程的。1203年铁木真征服了克烈部，奠定了帝业，许多部落陆续前来归服。这年冬天，他大猎于贴篾延原野（亦即贴麦该川），便召开大会，宣布了他所订立的“完善而严峻的法令（札撒）”，这个法令称为“札撒”{1}，那时回鹘式蒙古文尚未诞生，此时“札撒”只是口头上宣布的“号令”。札撒（jasaq）为蒙古语，此词原意为号令，指部落首领的命令{2}。

　　1206年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后，由于此前已命塔塔统阿创制回鹘式蒙古文（亦称畏兀体蒙古文），成吉思汗的命令被记录下来，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札撒”便成为正式法令，由原来比较简单的号令，成为内容丰富的《札撒法典》。1219年成吉思汗在出征花剌子模之前，曾“举行忽里勒台（那颜贵族大聚会），在他们中间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做了规定”{3}。他命令将这些札撒、训言、约孙（古来的习惯）用畏兀体蒙古文记录在卷册上，称为《札撒大典》，命各支为首的宗王各领一部收藏在金匮中{4}。1225年西征结束后，他又“颁发了若干英明的诏敕”{5}。颁布了札撒（法令）和必里克（训言），至此《札撒大典》（又译《大札撒》）正式编集完成，被他传旨颁布。这样，从1203年“宣布口头号令”，到1225年颁布诏敕，在这22年的时间里“札撒”不断得到增补、修订，最后形成成文法，并下令“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秩上”。这些卷秩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秩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6}。可见，成吉思汗的《札撒大典》是蒙古民族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在元代宫廷档案库的金柜里，曾经完好的保存过成吉思汗的札撒。据《经世大典序录》《礼典·燕飨》载：“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7}。在宫廷大宴“质孙宴”（又名“诈马宴”）之前，要由掌管金柜之书的大臣，捧出成吉思汗的札撒，诵读其中若干条文，然后才能饮酒进餐。“诈马筵开，盛陈奇兽，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思汗皇帝札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8}另据柯九思《宫词》云：“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卷珠帘。大明前殿筵所秩，勋贵先陈祖训严”。{9}注云：“凡大宴，世臣掌金柜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10}可见，元朝的许多重大庆典，都要诵读成吉思汗札撒和训言。“天子即位之日，必大会诸侯王，读太祖宝训。”{11}可见训言的神圣和崇高，以及在蒙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之大。

　　可惜，成吉思汗的蒙古文原本札撒法典，没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部分片言只语。在埃及历史学家马克利西（1364~1441年）的《埃及志》中，还保存着部分的条文。在希伯莱医生把儿赫不列思所撰古叙利亚文编年史《诸国史略》、亚美尼亚僧人马加基亚撰《蒙古人史》等书中、俄人梁赞诺夫斯基所撰《蒙古法》（日译本《蒙古习惯法研究》）汇集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及欧洲文字著作中有关记载，共得札撒条文三十六条（其中二十多条取自马克利西《埃及志》）。

　　我国著名蒙元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余大钧将残存的有关《札撒大典》整理分类为二：其一，札撒（法令）与约孙（习惯法）分为行政法令5条，驿站法令1条，军事法令10条，护卫军法令9条，围猎法令1条，赋法令1条，徭役法令3条，豁免赋税徭役法令1条，尊崇所有各种宗教的法令1条，对待降顺的各国和城市的法令2条，刑法14条，禁忌、习惯法14条，婚姻与家产继承法4条，商业法1条，关于审判方式的法令2条，合计17项，71条。其二，成吉思汗训言（必里克）分为政治方面的训言7条，法治方面的训言4条，依靠长生天佑助的训言4条，军事方面的训言9条，伦理道德、思想修养方面的训言5条，其它方面训言2条，计分5项32条训言{12}。

　　从史料来源看，主要是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吕浦译《出使蒙古记》、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元史》卷115《裕宗纪》等，这是目前关于札撒法典和训言整理内容较全的摘录。它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外交、商业、赋税、宗教、文化等，还有成吉思汗讲述的一些治国安邦、为人处事、伦理道德修养的箴言（训言语录原文从略）。

　　对其中成吉思汗训言的研究和整理，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学者们关注和涉及，其中较早的是1985年贺宝音巴图：《蒙古族古代箴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接着是苏涛、巴音图、李海涛合编之《成吉思汗名言录》，载沙日勒岱、武占海、刘毅政主编《成吉思汗研究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分军事名言110条、政治名言134条、法治名言14条、哲理名言15条，四部分共300余条名言语录。这三位学者多年来怀着浓厚的民族感情和研究兴趣，阅读了近20种史书和文集文献，对成吉思汗的军事、政治、法治、哲理等名言，做了通俗易懂的按语“解说”共270余处{13}。这些名言主要摘自《蒙古秘史》及续集，拉施特《史集》第一、二卷，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多桑蒙古史》、《蒙古源流》、《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罗卜桑丹津《黄金史》、屠寄《蒙兀儿史记》、《元史》本纪及若干列传，苏天爵《滋溪文稿》、《南村辍耕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毕源《续资治通鉴》、朱风、贾敬颜译《汉译黄金史纲》等历史文献。是目前收集成吉思汗名言数量最多的名言录。对研究成吉思汗的精神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资料和线索，弥足珍贵。

　　内蒙古兴安盟原文联主席江川先生1994年2月在乌兰浩特编一本《成吉思汗箴言蒙汉合璧书法集》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所收箴言，分蒙古文109条、汉文97条。分别摘自《蒙古秘史》12条、乌兰浩特成吉思汗庙箴言9条，《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箴言2条，《成吉思汗儿童训言》15条、拉施特《史集》19条、《元史》中成吉思汗箴言4条、《世界征服者史》箴言4条、《多桑蒙古史》箴言5条、《蒙兀儿史记》箴言5条、（台）李则芬《成吉思汗嘉言录》条文5条、（日）小林高四郎《成吉思汗》必里克《训诫》1条、余元庵《成吉思汗传》箴言１条、哈斯楚伦译成吉思汗手创《札撒法典》条文13条、《德穆楚克东鲁普自述》成吉思汗箴言1条、《长春真人西游记》关于成吉思汗亲览玄旨文字的纪实1条。这本书不单是精选了箴言，比起前者又精选了不少，少而精。其实，当我们今天伊金霍洛在进行成吉思汗文化长廊建设时，本着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当还可以精选一些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容易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体现一代天骄精神境界的精辟名言。选上三、五十条，或再多些，百八十条，或刻碑匾、或书法卷轴、或立碑林，搞一个专题文化长廊，放在成吉思汗文化园中，岂不更好。最近新出的林干主编《塞北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其中由叶新民教授撰写的第六章第二节蒙元时期的法令，对成吉思汗的“札撒”法令和训言做了精彩的论述。分为关于维护汗权、军事、狩猎、刑事犯罪、婚姻和财产继承、行政管理、各种禁忌的法令34条，关于成吉思汗的训言精选8条。并对法典的特点和实质给予了明确地指出。{14}这是一部地域文化精品好书，可资参考。此外还有一些《成吉思汗传》或《成吉思汗评传》中保存部分训言。如张玉风著《成吉思汗评传》等。

　　二、关于札撒法典和训言的研究

　　札撒法典，又称大札撒，一般认为是一部成吉思汗颁布的法典，最初是口头的号令和训言。后用新创制的蒙古文即畏兀体蒙古文或称回鹘式蒙古文记录下来，遂成为《札撒法典》。这部用古蒙古文记下的法典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它在13世纪对蒙古帝国的作用和影响是相当大的，那时曾任职于蒙古汗国的波斯人志费尼曾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讲到：“当汗登基，或大军出动及宗王们聚会开始商讨国事和实施政务时，他们（蒙古人）便把这个卷帙（大札撒）拿出来，藉此来订立每个行动的准则，并以此来组织军队和摧毁（敌人的）国家、城镇”。{15}不仅如此，中亚的帖木儿王朝和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的历史学家们，也常常认为，他们的国家组织、施政方针及社会行为准则均来源于成吉思汗的札撒和“图拉”。{16}而且甚至埃及马木鲁克朝的国家组织，据说也基于成吉思汗的大札撒。{17}由此看来，成吉思汗大札撒不仅是研究13世纪蒙古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研究内陆亚洲游牧民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料，因此，很早就有人研究它。

　　学界对大札撒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18世纪初法国人克罗瓦著《成吉思汗大帝的历史》{18}中首次综录了零散的札撒条文。19世纪中叶，俄国人贝烈津为了说明金帐汗国（术赤兀鲁斯）的内部组织，也采录了大札撒的片段。{19}20世纪初，研究成吉思汗大札撒的论著增多。1907年俄国人波波夫发表《成吉思汗的札撒与蒙古王朝的法典》，{20}梁赞诺夫斯基《蒙古部落的习惯法》和《蒙古法的基本原则》分别辑录了大札撒的片段。维尔纳德斯基《成吉思汗札撒内容与范围》{21}试图从现代法学的角度来论证成吉思汗大札撒。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学术界关于成吉思汗大札撒的研究随之中断，但是经过了30多年的沉寂后，自20世纪70年代后，又重新掀起了高潮。主要有以下几部代表作：阿雅龙《再论成吉思汗的大札撒》（1971~1972、1973、1988年）、拉赤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其问题》（1974年）、摩根《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与伊利汗国的蒙古法》（1980年）、罗依果《关于成吉思汗札撒的若干见解》（1993年）等。

　　国内学界对大札撒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有多篇论文发表。李淑娥《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法律初探》（史学月刊1983年5期），王红蕾《试论成吉思汗的法律思想》（西北史地，1995年1期），奇格《蒙古法制史概述》（蒙古学信息，1995年4期），《再论成吉思汗大札撒》（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6期），对《大札撒》颁布的时间（上限，下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列出有关经济法条文13条、军事法条文31条。张长利《关于成吉思汗大札撒的若干问题》（民族研究1998年6期）对大札撒的资料流传、大札撒的编录、大札撒的性质、大札撒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吴海航《成吉思汗大札撒》（法学研究1949年5期），对札撒一词的由来，札撒的渊源，蒙古大汗的系统立法，以及札撒法条36条及其史料印证进行探析。赖秀兰《成吉思汗〈大札撒〉中生态法探析》（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28期）认为这部法典，带有浓郁的生态法特征，其中有关狩猎、草原保护、马匹保护、水源保护等法律详细而具体，《大札撒》所蕴含的朴素的生态哲学理论，契合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点，其具体条文也对当代生态法制建设具有极大的启示。可谓视角新，颇有时代感，是篇难得的好文章。

　　对成吉思汗训言的研究文章则较少，仅见到的两篇短文，一篇是孟和博彦《从成吉思汗训言想到的……》（中国民族1980年12期）此文从成吉思汗一条训言：“出一令，发一言，必三人谓然而后可行”，强调从政者要注意听“有识者”的意见，要讲点民主精神，联想到以往对成吉思汗的评价过于看重他的武功，却很少有人谈到他的文治本领。其实，成吉思汗不仅会打仗，而且也善于治理，否则，他领导那样一个包括诸多民族在内的蒙古大帝国，是难以胜任的。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强权的统治者，除军事征服外，在很大程度上倒是因为它多少有点“兼收并蓄”的精神。对于被征服者的精神文明（包括宗教信仰）却采取了十分开明的政策。他不拒绝吸收一切外来先进的东西。

　　王大方《朴素而伟大的真理——成吉思汗箴言》（党建与人才1995年3期）认为，成吉思汗作为大蒙古国的开国大汗，他少年多难，历经险阻与磨难终成大业，他意志如钢，沉默多思有大略，每出一言则意味深长。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的大札撒和箴言（训言）均由断事官记录在青册，并刻在铁板上面作为断事的依据。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青册和铁板已经散失，但有一部分却被历史学家记载了下来，还有的由蒙古族群众代代相传保留至今。这些宝贵的箴言见于《蒙古秘史》、《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史集》、《多桑蒙古史》、《元史》、《蒙兀儿史记》等史书中。所以，我们今天仍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代天骄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感受他那朴素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思想分量。成吉思汗的箴言大致可为修身、齐家、治国、人才培养和战略战术及法律等几个部分，总计大约100多条。这些箴言大都短而精炼，通俗易懂明快，是从游牧狩猎生活和军事政治斗争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虽然经过辗转翻译，但仍具有浓厚的民族精神，读来发人深省。文章从修身、品德操守、鼓励读书学习、齐家之道、妇女地位、行政管理、人才任用等方面的至理名言进行剖析，通过对这些箴言的评析，不难看出，成吉思汗确实是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箴言朴实无华，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确是朴素而伟大的真理，值得今人从中吸取智慧、力量和勇气。

　　天晓《成吉思汗箴言之我见》（载陈育宁、奇朝鲁主编《成吉思汗文化论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一文中，将成吉思汗箴言分为：实现统一和维护统一的箴言、维护政权和治理国家的箴言、整军和治军的箴言、札撒条理（法令）的箴言、举贤授能的箴言、道德伦理箴言等六大部分。该文着重阐述了关于团结统一的思想、关于举贤授能的思想、关于赏罚严明的思想，是一篇有分量的好文章。

　　从上述有关札撒法典和训言的研究状况来看，显然对札撒法典的研究比较充分，而对训言的研究却比较薄弱，急需加强研究和认真整理。本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曾围绕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言进行研究，撰写《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言”及其军事思想》（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1期），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文摘版）1985年7月7日摘要转载。《中国史研究文摘》1985年1~6月也做了文摘，指出“临终遗言”作为大汗临终训言，是成吉思汗终生用兵经验的总结，是对他一贯用兵之道的概括。在这个遗言中，部署了一个富有深谋远虑的“联宋灭金”的战略计划，反映了成吉思汗作为军事家的天才预见和卓越的胆识，使其后继者窝阔台汗，顺利地完成了灭金的使命，以至为他的孙子忽必烈，后来实现元朝大统一奠下了基石。此文被收进内蒙古成吉思汗研究所沙日勒岱等主编《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199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中。自那以后，我便十分留心积累成吉思汗的训言、名言摘录和整理，正在编写《成吉思汗训言集粹》，并且在已搜集到的训言中，探索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留给后世的“天骄精神”的内涵（另有专文）。现将《成吉思汗名言集粹》选30则，附后，供学界研究参考。

《成吉思汗名言集粹》（30则）

齐家治国方面10则

　　1.能治家者，即能治国。

　　2.能评理自身内部者，即能清除国土上的盗贼。

　　3.君臣才智，治国之本；妻子贤惠，安家之宝。

　　4.先治居家后治其国，善治家者能治社稷也。

　　5.临民之道如乳牛，临敌之道如鸷鸟。

　　6.治乱国者宜以法齐之。

　　7.抬举国百姓中，惩彼贼盗，勘彼诈为，死其当死者，惩其当惩者，遂委以最高断事官矣。将举国百姓所分之份，所断之案，書之青册文书，传至子子孙孙，其勿更改失吉忽秃忽与我议拟之白纸所造青册文书，若有更改者则当罪之。

　　8.报民者必备母子之情，报仇者须有雄鹰之勇。

　　9.说万句空话，莫如办一件正事。

　　10.分歧之事要讲和气，与敌斗争要讲智谋。人若软弱，便受欺凌。

纳谏求贤戒贪修身方面10则

　　1.忠贤者的劝告要听取，离间者的美言要三思。

　　2.知己之弊病问他人而知之，治国之失误问贤者而学之。

　　3.如能节制贪婪之心，可望发家致富；如能分清是非曲直可谓贤者。

　　4.欲知自过，拜他人为师，欲治社稷，纳贤者为臣。

　　5.统帅者知己之疲劳，才知他人之疲劳。

　　6.嗜酒者昏，若聋若鼙，心首无主，执业俱废。

　　7.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

　　8.与其谈论他人是非，不如反省自己过错。

　　9.不乐以金银财宝装饰自身，而要以道德才能充实自己。

　　10.说话时要想一下，这样说妥当吗？无论是认真地说出去，或者开玩笑地说出去，反正再也收不回来了。

求学励志方面10则

　　1.要立志求学之。

　　2.求得学问，虽受尽寒窗之苦，然而受用一生也。

　　3.读书的糊涂人，终究要超过生来的聪明人。

　　4.艳阳虽明亮没有云彩才能晴朗；小孩虽伶俐，勤读好学才能聪明。

　　5.生为金玉之身不为而治己者乃枉费一生，如人虽聪明睿智其知识终有枯竭之时，如能勤学不辍尤为聪明。

　　6.在崎岖的山路行进把马鞭架得牢一些，防止恶人袭击；在平时勿吟唱放荡的歌，防止招来祸患。

　　7.依着草之丛，列阵而攻战，沿着湖之边，挥拳而争斗。以锐利之刃，擁入而战之。

　　8.婚姻而论财殆若商贾矣，昔日有言同心实难。

　　9.人生之价值在报理想之实现。

　　10.怀有狩猎纵马骑射之夙愿者可依附于术赤；想要精通札撒规矩法律和必里克（训言）的人就到察合台处去；喜好慷慨大度和想发财致富的人可去亲近窝阔台；追求勇敢荣誉武功降国定天下的人就去效力于拖雷汗。

参考文献

　　{1}{3}{5}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一卷二分册，第185页、第272页

　　{2}《元朝秘史》第81节、第248节、第224节、第74~78节、第136节、第218节

　　{4}{6}{15}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上册，第28页

　　{7}《元文类》卷四，四部丛刊本

　　{8}杨允孚：《滦京杂咏》上，见《知不足斋丛书》本

　　{9}{10}柯九思：《宫词》，见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戊集

　　{11}黄溍：《拜住神道碑》，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四

　　{12}余大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532~568页、第414页、第414~420页

　　{13}详见苏涛、巴音图、李海涛合编《成吉思汗名言录》，载成吉思汗研究所编：《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199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9~108页

　　{14}林干主编：《塞北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391~409页

　　{16}海答尔《蒙古传统及他们在中亚的生存》（14~15世纪）《中亚杂志》卷28.1984年，第57页

　　{17}A.N.POliak：《成吉思汗大札撒对马木鲁克朝中央组织机构的影响》，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专刊》卷10，1942年，第79~88页

　　{18}（法）克罗瓦：《成吉思汗大帝的历史》（伦敦，1722年，第79~88页

　　{19}（俄）贝烈津：《术赤兀鲁斯的内部组织考》，播磨楢吉译，载《蒙古学报》，第2号，1941年，第261~293页

　　{20}（俄）梁赞诺夫斯基：《蒙古部落的习惯法》哈尔滨，1929年，第57~66页《蒙古法的基本原则》1937年，第83~86页

　　{21}维尔纳德斯基：《成吉思汗札撒内容与范围》《哈佛亚洲研究学刊》，1938年第337~360页

　　本文写于2009年　　　　——编者注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