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吉 思 汗 识 字 否 考

        [提要]本文就国际蒙古史学界当中的一种，长达百年的历史误传——成吉思汗是“文盲”皇帝之说，运用并分析中国古籍《长春真人西游记》和《玄风庆会录》之史料及其内在联系，通过玄奥难懂的文字，对目击者所记载的山东道士邱处机向成吉思汗传道的某些重要细节，进行考证。以详实、确凿的历史纪实材料，证明成吉思汗识字是毋庸置疑的，并且，阅读蒙文的能力不可低估。

        对于曾建横跨欧亚帝国，威震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愧为历史上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中外学者早已取得共识。但是，也伴随有成吉思汗是个“目不识丁”、“文盲皇帝”之说，影响着对历史名人的客观评价。对此，本文特从李志常（1193-1256）、耶律楚材（1190-1244）所记邱处机（1148-1227）西游传道某些重要细节，进行考证，提出辨疑。

        笔者在筹办《成吉思汗箴言蒙汉合璧书法大展》期间，有幸翻阅了清末坊间重印连筠  丛书本：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收入在明·《道藏》谱录类致字十一号的耶律楚材《玄风庆会录》。经过对这两本古典著作，相互对照，反复比较，透过玄奥难懂的文字，可以使我们晓得，前者是目击者记录邱处机西行之史料，翔实可靠。作者又遵照成吉思汗“勿泄于外”的禁令，未把邱处机三次传道的具体内容载入游记，给历史留下缺憾；后者是元太祖西征时期的档案有关邱处机传道的绝密材料整理，记实确凿。可谓以成吉思汗绝密件，补充前者记实上的一块空白，使其完整。倘若二者贯连起来，是记录了这样的一个史实：

        9月15日*皇上设置豪华的帷帐，为斋戒退去左右侍女，道坛**灯烛辉煌。命田镇海、刘仲禄在帐外敬侯。邱处机、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中侍坐，邱处机奏明圣上：“仲禄万里周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①”。于是召二人入。邱师有所论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②”。19日，寂静之夜，成吉思汗“再召师论道。上大悦③”。23日，又召师闻道，礼仪同第一次论道一样。“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④’”。壬午（1222）之冬，10月16日，皇帝成吉思汗打猎于雪山***之南麓，当日晚，御行在点起松明火把，设下道坛，空出正座，“延长春真人以问长生之道⑤”（有关设坛讲道日期、传道之语与本文关系不大，不作详述——引者按）。

       “传道毕，上谕之曰：‘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传道之语已，命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⑥’”（这里“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句，就是整理出来，留个文件，成吉思汗亲自阅读。“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句，是指论道里面还有什么天意不明或者道家高深之学问，要旨未弄清楚的，成吉思汗再作请教——引者译）。又查，就是在王国维先生们校注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没有编入长春真人与成吉思汗两个人谈话的主要内容：即：长春真人传道的详细记录。特别是传道完毕后成吉思汗的两次命令等文献材料。由此可见，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遵照成吉思汗“勿泄于外”的禁令，未把论道内容载入游记的作法，是有助于当时传道的记录

      *原文用的年、月是农历，即壬午九月十五日，公元一二二二年。

      **道教设坛之法有九，上三坛为国家设之，中三坛为臣僚设之，下三坛为士庶设之。此处所       

  设道坛，当是上三坛之属。

       ***指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

        真正成为元军事绝密件，长久保存在档案库中。随后，虽由耶律楚材整理，但又以《玄风庆会录》为目编入《道藏》。所有这些，都是得以深藏的原因所在，时至近期，1990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成吉思汗设置的帷帐里，邱处机前后讲道四次。讲的内容，据《玄风庆会录》记载，除玄学之论外，主要是三点：长生之道，清心寡欲；一统天下，不嗜杀人；为治之方，敬天爱民。

        从以上记载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形象逼真地看到，成吉思汗聆听传道之语，是何等认真，并命下人除蒙古文记录外，要保留一份汉文记录稿，“意示不忘”、“勿泄于外”，还要亲自阅看记录（看蒙文记录也好，蒙、汉文对照看也罢），研究其精神实质。并有成吉思汗说，若阅读遇到不明白道教天意的地方，再作请教的记载。试问，如果成吉思汗不认字，目击者哪能有如此件件俱细的记实？一从目击者记实逻辑上看，假如成吉思汗只会书写自己名字⑦，或者，仅有认几个字的文化水平，哪能亲览道家高深要旨文字，具备不寻常的阅读能力呢！再从目击者记实详略上看，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传道记录梗概；耶律楚材编撰《玄风庆会录》记载详尽。前者略，后者详。三从目击者记实用语上看，《长春真人西游记》用的是“意示不忘”，“我甚入心”，而《玄风庆会录》记述的是“朕将亲览”，“续当请益焉”。前者抽象，后者具体。究其原因：前者是恪守成吉思汗禁令所致，后者是依据军中绝密记录，并且“奉敕编录”的。故：真实、具体、自然、贴切。此本，由于秘件深藏，鲜为人知，直到十六世纪末，才有版本传世。因而，十七世纪以前，尤其是元末——十六世纪末的二百多年间，史学界称为蒙古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在没有留下一部蒙文历史文献的情况下，中外学者从事研究、著作，推断认为成吉思汗“目不识丁”，虽在情理之中，却是无道理的。以讹传讹，以至于今，更是不当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历史记实充分证明，成吉思汗识字是毋庸置疑的。并且，阅读蒙文的能力不可低估。至于他只识蒙古文，还是蒙古文、汉文共识，又程度的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发现与考究。

注：

①摘自[元]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下卷。

②同注①。颇惬圣怀：很使皇帝满意。

③同注①。上大悦：成吉思汗非常高兴。

④同注①上温颜：成吉思汗态度温和、和颜悦色。我甚入心：我听得入神，很开窍，深觉精妙。

⑤摘自[元]耶律楚材撰《玄风庆会录》。延：请。

⑥同注⑤

⑦忽必烈时代（1271）实行的海青符上，有“太祖皇帝御署”，可能是成吉思汗的亲笔签字，但多数人认为，这是为提高成吉思汗权威伪造的。

          [稿件说明]此论文汉文稿（全文），截止现在尚未出版过。其中摘要部分曾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刊载过；蒙文版（浩斯巴特尔译）全文刊发在《蒙古语言文学》1995年第3期上；英文版（美国印第安大学留学生康德译），1997年曾在乌兰巴托国际蒙古学协会第七届年会上报告，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此次送交的是汉文全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