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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祭祀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在叙述帝王庙祭祀文化产生、发展、消亡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方法，从八个方面分析、认识了帝王庙祭祀文化的是与非，并由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传承弘扬祭祀文化，必须坚持中华“一脉相承”和“民族平等”原则；二是应把祭祀成吉思汗同祭祀黄帝和革命先烈结合起来，以凝聚各族人民力量，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进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 祭祀文化 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方法 八点认识 两个结论
祭祀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祭祀包括祭神与祭祖。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是皇帝祭神的地方，紫禁城中的太庙是皇帝祭祀自己直系祖先的地方，而帝王庙则是皇帝祭祀三皇（伏羲、燧人、神农）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历代帝王的场所。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庙是唐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在长安建立的三皇五帝庙；第一个将三皇五帝和汉、唐、宋等朝代的开国帝王集中到一起祭祀的是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 史书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派人寻访到历代帝王陵寝79处，并从中筛选出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唐太宗、宋太祖等36座陵墓，亲自撰写祭文，遗官前往祭祀。三年后朱元璋提出，将三皇五帝以及汉、唐、宋等创业帝王集中到京都一起祭祀。于是，选址金陵（今南京）钦天山之阳修建帝王庙。帝王庙建成后，朱元璋每年都亲自到庙里行祭礼。起初，帝王庙中享祀的帝王是：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忽必烈）。后来，由于朱元璋想到“周文王终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之力而得天下”，就把周文王和唐高祖请出了帝王庙。但元世祖（忽必烈）却仍留在庙里。说到元世祖忽必烈仍留在帝王庙里，还流传着一个神奇的故事：金陵帝王庙刚建成，朱元璋亲往祭祀时，见元世祖忽必烈像如有泪痕，便说：“尔失天下，失尔漠北所本无；我取天下，取我中原所本有，复何憾？”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像上的泪痕就没了。这则故事的真假虽无从考证，但它却寄托着人们的殷切期望：祭祀也要民族平等。洪武二十一年，朱元障扩大帝王庙享祀阵容，除帝王外还增添了风伯、力牧、皋陶……伯颜等开国功臣从祀。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到明世宗嘉靖九年至十一年（1530年～1532年），为了祭祀既方便又庄重，便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原保安寺旧址建起新帝王庙，嘉靖帝不仅亲临庙举行祭祀大典，而且还从帝王庙中撤祀元世祖忽必烈。 清入关定鼎北京。于是，北京帝王庙就成了清室继承明朝的历史文化遗产。公元1645年，清世祖顺治（福临）帝颁发一道谕旨，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纠正崇祀元代帝王，而未崇祀辽、金帝王的偏颇，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及其功臣耶律赫鲁、金太祖完颜旻、金世宗完颜雍和功臣宗翰、宗望都入帝王庙享祀；二是认为元世祖忽必烈只所以有统一的天下，功业是其爷爷元太祖成吉思汗创立的，所以要追祀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其功臣木华黎、伯颜；三是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功臣徐达、刘基要一并增祀。 清圣祖康熙（玄烨）帝临终前颁布谕旨说；“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都应入庙从祀。”这是历代帝王庙祭祀制度上一次质的飞跃。清世宗雍正（胤祯）一继位，就继承清圣祖康熙（玄烨）帝未竟之愿，将历代帝王庙中享祀的帝王增至164位。 清高宗乾隆（弘历）对帝王庙祭祀提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和要“大公至正”的观点。所谓“中华统诸，不绝如线”，就是选择帝王入祀帝王庙，既要体现中华帝王“一脉相承”的特点，又要形成从古至今完整的“线”；所谓“大公至正”，就是要公正、公道。清高宗乾隆（弘历）指出：明太祖朱元璋祭祀元世祖（忽必烈）是公正之举，而明世宗嘉靖撤祀元世祖（忽必烈）则是不公正的。清高宗乾隆（弘历）还认为：历朝历代开国守业的帝王都要祭祀，南方北方和偏安之国，即分裂时期的局部地方朝廷之帝王，也要同等对待。从此，帝王庙便形成了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历代帝王“一脉相承”的帝王祭祀体系（帝王188人，功臣79人）。这一体系一直延续到1912年清王朝灭亡。清朝灭亡后，帝王庙祭祀文化停止，吏役走散，祭器流失。 以上就是帝王庙祭祀文化产生、发展、消亡及部分帝王评判其是与非的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应怎样认识帝王庙祭祀文化的是与非呢？ 我想，既然帝王庙祭祀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认识帝王庙祭祀文化的是与非，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尊重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透过现象发现本质，从偶然中发现必然。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方法研究帝王庙祭祀文化的是与非，就不难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唐玄宗李隆基只祭祀三皇、五帝，未祭祀其前历朝历代帝王，原因之一，当时的帝王庙就叫“三皇五帝庙”；原因之二，开元盛世后的唐玄宗骄傲自满，盛气凌人，自己觉得除三皇五帝外，丰功伟业己超越了以往历朝历代帝王。 第二，明太祖朱元璋等皇帝没有祭祀秦始皇，可能因他们认为秦始皇是无道暴君之故。其实，秦始皇虽有“焚书坑懦”（南怀瑾说，秦始皇只是把全国的书都集中到咸阳阿房宫，不许在民间流传，后来被项羽烧了。至于坑儒，那只是一些当面不讲背后横议之人）之暴，但仍不失为伟大帝王。因为：其一，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一直被其后历朝历代所延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百代多行秦政治”；其二，秦始皇统一的文字，对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深远；其三，秦始皇统一的度量衡，为后来商贸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其四，秦始皇所修长城巍震古今。对此，我们可以仿诗曰“长城万里今犹在，君应少骂秦始皇”。其五，秦始皇所筑直道具有军事和贸易双重作用，正是“直道文化传千古，功业原本在秦家”。 第三，在未祭祀隋文帝杨坚的认识上，明太祖朱元璋与清圣祖康熙相同，即认为隋文帝杨坚是被弑之君。这是不公正的。据历史记载：大定元年（581年）杨坚废周建立隋朝后，披坚执锐，先后于开皇七年（587年）、开皇九年（589年）一口气灭后梁和陈，统一了中华大地，结束了东汉未年三国、魏晋、南北朝以来分裂动荡不安的局面。他即位后，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并整顿户籍，搜检隐匿户口，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在政治上确立三省制，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同时初创科举制，废除九品中正制，加强了中央集权。至于“被弑”其罪在炀帝杨广，而不在文帝杨坚。 第四，明太祖朱元璋只祭祀元世祖忽必烈，未祭祀元太祖成吉思汗，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成吉思汗只统一了北方各部落，建立了蒙古汗园，而未称帝，而忽必烈则不仅称帝，而且定国号为元；原因之二，就是他自己所说：“元璋本元之农民”。 第五，明世宗嘉靖从帝王庙中撤祀元世祖忽必烈，是既具不顾“中华一统帝系”，又有“歧视少数民族”之嫌的不公正、不公道做法。 第六，清世祖顺治（福临）提出在帝王庙中追祀元太祖成吉思汗，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成吉思汗不仅以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先后击败了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南起阴山北，北至贝加尔湖的漠北草原各部落，于1206年创建了蒙古汗国，而且并西域、征西夏，同时为其子孙攻金克宋（南宋）制定了策略，也为灭西夏、平定大理、招降吐蕃奠定了基础。至于清世祖顺治（福临）提出祭祀辽、金创业开国帝王及其功臣，而未提出祭祀西夏创业开国帝王李元昊及其功臣，原因之一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国初称后金；原因之二是，清世祖顺治（福临）有偏袒契丹、女真民族，歧视党项民族之嫌。 第七，清圣祖康熙（玄烨）提出的“亡国之主”不能入帝王庙祭祀，是片面之词。因为，在历史上，任何朝代的灭亡，虽然是发生在一些偶然事件中，但其必然因素却在其灭亡之前就出现了。如：唐朝虽然灭亡于哀帝时朱温（后梁太祖）制造的“白马之变”后一年零九个月，但早在亲手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后半程，由于他贪恋女色（杨玉环），任用奸相、培植安禄山，而引发了“安史之乱”，之后的150多年间，虽有顺宗李诵的“永贞革新”和宪宗李纯的一时“中兴”，唐王朝还是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边患不断和农民大起义的种种痛苦中不可避免地滑进了深渊，走向了灭亡。再如，明朝灭亡在明思宗崇祯（朱由检）在位时的李闯王（李自成）进北京，但明朝灭亡的必然因素则从明神宗成历（朱翊钧）、明光宗泰昌（朱常洛）、明熹宗天启（朱由校）时就开始了。 第八，在前面提到的唐玄宗李隆基、明太祖朱元璋、明世宗嘉靖、清世祖顺治、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6位皇帝中，只有清高宗乾隆对帝王庙祭祀所持观点比较全面，比较正确。因为，他不仅提出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观点，而且提出了“大公至正”、“不带民族偏见”的主张，同时还提出了“入祀帝王庙的帝王，不管其是否真正有所作为，兴起于什么地方，出自哪个民族，能否让人效仿，能否让人引以为戒，需待百年之后，由人们去思考，品评”的警示。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方法，我们也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们整理、记述、评议帝王庙祭祀文化，并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让人们重祭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帝王，而是希望人们从中学习、借鉴历史上各王朝兴衰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五”以来，鄂尔多斯在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过程中，各种祭祀文化也广泛兴起，如是祭祀成吉思汗、祭祀窝阔台、祭祀苏勒德、祭祀敖包等。这些祭祀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它对凝聚力量，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如果我们进一步完善这些祭祀文化，在搞上述祭祀活动过程中，也去黄帝陵祭祀黄帝，去伊克昭公园祭祀革命先烈……那就会既体现出中华“一脉相承”的原则，又体现出“民族平等”的原则，从而凝聚起各族人民的伟大力量，为实现现代化，进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章、书目： 1、2011年6月24日 《知识博览报》第6版《历代帝王庙里的故事》； 2、张秀玲著《一口气读完大唐史》 2007年8月 京华出版社 3、南怀瑾著述《论语别裁》（上、下册） 2007年6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 4、孔鲱编著《远逝的王朝》 2011年6月 外交出版社
（作者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鄂尔多斯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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