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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草原丝绸之路指古代蒙古草原地带各部族之间以及这些部族与中原、欧亚大陆各部族之间进行商贸、文化等交流的大通道。作为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草原丝绸之路的主要线路是我国中原地区向北越过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南北的欧洲地区。草原丝绸之路虽然是我国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时空范畴上讲，它比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更久远，更广阔。因为： 其一，草原丝绸之路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农业与畜牧业分工后中原地区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与草原地区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的交换。 其二，公元前5世纪前后，由于游牧部落“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习俗及部落之间的战争，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当欧洲的斯基泰人在欧亚大陆之间的阿尔泰山地区开采黄金与宝石受到草原游牧民族喜爱时，欧亚草原中部便相继形成了早期的游牧文化。 其三，公元1世纪，由于部落战争和自然灾害，匈奴逐渐衰落，并分裂为南北二部，其中北匈奴西迁至欧洲，南匈奴南下附汉。匈奴的西迁引起了欧洲民族的大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匈奴的南下使中原汉王朝的疆域得到了拓展与巩固，由此草原丝绸之路既同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辍与拓展，也成了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四，公元1世纪前期崛起于大兴安岭北端的拓跋鲜卑部落就依托草原丝绸之路开始南迁，并定都盛乐（今和林格尔盛乐古城）建立北魏。 其五，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六个都督府和七州，为方便少数民族首领来长安朝拜和商旅往来，还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修参天可汗道，同时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从此，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正式形成。 其六，契丹建立辽朝后，北宋与辽就在边境地区设置了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新城、朔州等榷场互通有无，期间，辽朝还在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为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 其七，宋辽时期由于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地区）的交往主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当时，辽朝以上京、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今山西省大同市）为骨干，形成了北达宝韦、乌古，东北至黄龙府、渤海国、奴儿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浑，西至丰州、朔州、夏州，南通北宋的道路网络。 其八，公元1124年，契丹耶律大石率部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建立西辽政权，并将游牧文化、儒家文化带到中亚。 其九，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元朝正式建立驿站制度，并以上都、大都为中心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我国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据史书记载，元代全国有驿站1500多处，有站车4000余辆，这些站车大都是将中国丝绸、陶瓷运往阿拉伯、波斯、中亚、欧洲，又将阿拉伯、波斯、中亚、欧洲的金、银、珠宝运到中国的；更有史上著名的事件是，公元1275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回国后他写了《马可波罗行纪》，向西方详细介绍了中国生活和礼仪等。 其十，明清时期，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虽有减弱或阻断，但河南、河北、山西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从未停止过，“西口文化”就是反映的这种情况。
（二）
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是青铜器时代以来沟通欧亚大陆的主要商贸大动脉，它承担着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伟大使命，因此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这种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草原丝绸之路源于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经济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促进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弥补。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农耕民族发展农业需要大量畜力（牛、马等），而草原游牧民族发展畜牧业则需要粮食、纺织品和手工业制品，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的相互需求关系，就是草原丝绸之路产生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草原丝绸之路不仅开辟了我国南北经济上互通有无的通道，而且架起了欧亚两洲经济交流的桥梁。 第二，草原丝绸之路拓展了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从而使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亚洲民族与欧洲民族的交往空间更加宽泛，由此也在更大范围内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为构建各民族的友好、团结格局奠定了基础。 第三，草原丝绸之路的产生虽然源于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商贸往来，但其价值意义却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而体现到了文化价值上。 从文化价值意义上讲，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草原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的精粹，而且也是中华文化向西方传播的纽带与桥梁。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上讲，一方面，由于草原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区都是人类生活的聚集区，所以其文化传播的冲击力比较大；另一方面，由于草原游牧民族具有逐水草而居和四季迁徙的生活特点，所以其文化传播不仅速度比较快，而且波及面比较大。 谈到文化的传播，我们还必须指出，由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连接着我国的中原地区，所以，强大的农耕文化几乎时时处处都对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草原丝绸之路虽然在本意上是一条连接东西方商贸的交通要道，但在商贸活动和商品交换过程中，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及文化的融合必然发生，而草原丝绸之路恰恰是连接文化交流与碰撞、文化互鉴与融合的纽带与桥梁。 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还在于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由于游牧民族的生活经常因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不稳定，在遇到天灾人祸时就会形成大的波动，由此也会产生为谋求生存而与他族争夺自然与社会资源的战争。所以，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除了商贸活动和商品交换外，还出现过不同民族之间的和亲、朝贡、战争等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只有具体地、历史地看待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才算是历史促进派，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发展。
（三）
自2013年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倡导构建新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并赋予其“互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互鉴之路”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及我国周边大多数国家纷纷响应，在这些国家中有的表示要搭上这列快车推动自己发展；有的表示愿意成为新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有的想同中国共凑“丝绸交响乐”；有的希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地区和世界和谐稳定发展……于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面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陕西省提出通过探索内陆自由贸易新模式，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出通过建设喀什综合保税区，对接“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的新思路；内蒙古自治区则提出通过坚持“8337”发展思路，推进呼包鄂协同发展，统筹乌海及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培育锡赤通经济区，建设蒙东能源基地和沿黄沿线经济带，重点提升向北（蒙古、俄罗斯）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就鄂尔多斯市而言，无论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参与草原丝绸之路建设，都不是简单地演绎历史，而是伟大的责任担当。因为： 1.考古研究表明，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大量黄金与青铜质地野兽风格的装饰品，特别是杭锦旗阿鲁柴登地区出土的鹰形金冠、四虎噬牛纹金饰牌、虎形镶宝石金饰、金项圈、金耳坠等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在鄂尔多斯开通的重要标志。 2.鄂尔多斯地处黄河“几”字弯内，不仅是内蒙古呼包鄂“金三角”之一角，而且是晋、陕、宁、蒙能源基地的核心地。 3.鄂尔多斯是内蒙古乃至我国西部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之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鄂尔多斯融入、参与草原丝绸之路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从实际出发，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用五大发展理念规划发展、引领发展、推动发展。具体讲就是： 第一，用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在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中，鄂尔多斯经过跨越发展，在成功走完现代化“前半程”的同时，也凸显出煤炭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破裂、民间借贷断链、政府债务增加等问题。靠什么解决这些问题，重新激活鄂尔多斯发展活力？答案只能是创新。因为：一方面，只有坚持创新，才能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从引领经济新常态上讲，只有坚持创新，才能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发展。目前，鄂尔多斯通过建立煤炭网络交易平台，已经化解了一些煤炭产能过剩，还可以根据煤炭库存量和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趋势，减少一些煤炭产量；至于房地产库存过多，现在实行的用拆旧房票、地票购买库存房则是一个好办法。 还应当强调的是，创新不只是发展的某个领域或某个阶段，而是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就是说不只是产业上要创新，产品上也要创新；不只是生产领域创新，流通、消费领域也要创新。 第二，用协调规范发展不均衡。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的目的就是为了均衡。但多年来鄂尔多斯的整体发展却一直存在着一产不稳、二产独大、三产滞后；东四旗区强、西四旗弱；城镇发展快、农牧区发展慢等不均衡问题。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均衡，就如同一个腿细、肚大、头小的不健康人不能长寿一样；东四旗区与西四旗发展不均衡，就像是一架两侧没有同样大小机翼的飞机不能平稳飞行一样；城乡发展不均衡，就恰似一列车轮大小不同的火车不能正常行驶一样。所以，只有规范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使三次产业结构接近2∶50∶48，并不断增大经济总量，才能真正富民强市；只有规范东四旗区与西四旗协调发展，让西四旗尽快赶上东四旗区，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规范城乡协调发展，经过“十个全覆盖”工程和精准扶贫，使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在2∶1之内，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用绿色规划发展蓝图。“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的重点是绿色生产和清洁消费。用绿色规划发展蓝图，就要做好“种”、“推”、“控”三篇文章。“种”就是种好树，种好草，种好无污染、无公害粮食和果蔬；“推”就是推进绿色生产工艺和资源综合利用；“控”就是管控好高耗能行业的节能改造，并有效控制火电、建材、化工等行业的碳排放。上述三篇文章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应当说明的是，三篇文章中第一篇是确保地绿的，第二、三篇则是确保天蓝、水清的。 第四，用开放推动发展。开放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常说，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这是对的，但从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角度上讲，开放也是推动发展的动力。开放要求“引进来”与“走出去”均衡，但鄂尔多斯却是“引进来”有余，“走出去”不足。不用说我们使用的装备制造业的产品或技术大部分都是从美、日、德等外国进口的，就连智能马桶盖、化妆品等生活日用品也是居民在境外旅游中“海淘”来的。鄂尔多斯人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羊绒及其制品温暖了全世界和中兴特汽车驶进了蒙古国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鄂尔多斯更应当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应当在“走出去”上下功夫。“走出去”不仅是走向市外、区外，而且是走向国外。在走出去方面，鄂尔多斯除了有羊绒及其制品和中兴特汽车外，还有兴泰、东方路桥筑路架桥的优势，需要今后发挥其作用。 第五，用共享落实发展成果。共享“是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既体现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唯物史观，又体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共享属于道德范畴。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不仅在道义上不得人心，而且有风险，因为它威胁着社会稳定。从融入、参与建设草原丝绸之路上讲，共建、共赢、共享互相联系：共建是共赢的基础，没有共建就没有共赢；共赢又是共享的前提，没有共赢就没有共享。这就是说，一方面，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地区、国家都应当融入、参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建设；另一方面，草原丝绸之路建设的成果是属于所有融入、参与其建设者的，这些建设者都应当享受到这个成果的一部分。 总之，历史和现实都赋予了鄂尔多斯融入、参与草原丝绸之路建设的重任，鄂尔多斯也必须融入、参与草原丝绸之路建设之中，这样才能在“凝心聚力、转型发展、再铸辉煌”过程中，把自己“建成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珠”。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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