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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诗：幼时学说的蒙古语，不可忘记的文化；先人留给的土地，永恒守望的家园。
一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从文化的角度看，近百年来，蒙古语文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一直处于日渐式微的境地。
三叔说：他的奶奶叫莽汗老太。有一次她骑着毛驴往北赶路，碰见一个汉人跟她打招呼问道：从哪来？她道：从毛驴后头来。她意思是来自毛驴尾巴那个方向，但是不会说汉话，表达不清。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阿斯哈村蒙古人的汉语交流水平。
哥哥说，他50年代上蒙古族小学，没有学过汉语，不识拼音，却白白学了两年俄语。70年代，他分配到供销社卖货，因为不识汉字，货物标签上的汉文弄不懂，深感不便。后来被安排到旗人事局工作，干部档案的好多名字不认识，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挨着查其读音，或者问同事。旗领导写的调动人员的条子，他认不全，还不便问人，只能悄悄查字典。如此苦熬苦练，现在他能用汉文写日记了。
“文革”是个划时代的时间段。民族习俗和语言受到了重创，民族传统文化出现了断档。
80年代，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深入人心。蒙古族的出路自然也在用知识来充实自己。但是那时的选择重点就是学汉语、英语，认为那才是发展的捷径。当时我有个想法，民族教育要严格实行择优汰劣机制，培养竞争精神，这样就能使蒙古人的后代全部从牧场上、田地里离开。他们哪去了？应该在计算机旁。草原、马群、牛羊，扔掉它吧。社会上的宣传氛围也几乎是那样。记得1990年春，一个蒙古族少年以突出的课业成绩获得了坐在国家领导人跟前照相的荣誉。自治区领导也抱着这个孩子称赞道，这样的孩子越多越好，如此才是蒙古民族的希望所在。旗政府办公室的蒙古族主任选用一二蒙古族秘书，条件是学的汉文，会说蒙古话即可。
好多蒙古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汉校学习，有的甚至不惜让已经念到二三年级的孩子从蒙古族学校退学，到汉校从头学起。从事蒙古文翻译工作的人士忧心忡忡地说，社会上、机关里认识蒙古文的人不被看作是有文化的，蒙古语授课大学生遭遇轻视。笔者看到一个领导斥责一个蒙古语授课毕业的大学生下属：学点蒙古文有甚了不起的！
好多蒙古族教师打定主意要改行，说民族学校的教师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就是校长出去办事，也困难重重，不受尊重。
即使在民族文化大本营的牧区，情况也不十分乐观。笔者参加机动车驾驶员考试，一同练车的一个汉族练车者说起了一个民间掌故：解放前，一个汉人到蒙古人家，蒙古人十分好客，殷勤接待，说：扎，柴五（喝茶）。汉人说：我是柴六，我哥是柴五。蒙古人准备了饭，招呼说：扎，布大伊德吧（请吃饭）。汉人说，（羊）不大大也得吆的呀（往回赶）。这是解放前蒙汉族交流中发生的趣事，汉族人因为不太懂蒙古话而交流困难，答非所问，闹出笑话。现在牧区的好多孩子则不会熟练使用母语了。一个老牧民碰到一位小老乡，问道：杭锦旗的？浩饶柴登的？你父亲是谁呀？我肯定认识的。小老乡勉强用蒙古语回答说他父亲谁谁。老者问他是孩子中的老几？年轻人回答：是尼格度格尔儿子（第一个儿子）。他把长子说成是第一个儿子，半蒙半汉，说得特别生硬。
因为后辈儿女不会蒙古文，老一辈那些积存一辈子的蒙古文书籍都无法传给下一代了。笔者的一个亲戚说，阴雨绵绵中，他们家房子塌了，他父亲的书被淹了两箱，只好当废纸卖掉，其父为此流泪。其父去世后，父亲留下来几麻袋破书烂纸，都是蒙古文的，统统被卖了废纸。
1995年秋，笔者的小学老师申布尔带着他自己收集多年的蒙古族历史文化珍贵照片资料来东胜，说收集了十几年了，退休前想给它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可是谁也不稀罕，不给收留。笔者听了，只是觉得可敬又可怜，但是无法可想，也不知那些资料后来流落何处了。
鄂尔多斯操蒙古语的人数逐年减少，数据显示，1995年占到蒙古人的75%，2010年是60%。
在蒙古文化受到严峻挑战的时候，蒙古族中的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感到了危机和焦虑。巴根先生说，1997年6月他去一个旗的蒙古族幼儿园，看见好多老师们缝制鞋帮子。问其原因，回答说娃娃们都去汉族幼儿园了，全园有37个老师，才有43个学生。他感到眼前发黑：蒙古语、蒙古文化就要消失了！到这样一个关头，怎么能袖手旁观！经过一番筹备，他利用自治区成立50周年契机，组织开展蒙古文论文辩论大赛，题目就是为什么必须学习使用蒙古文。这样造出舆论，结果搞出一个蒙古族文学聚会。旗里的书记题词支持，有300多人参加文学聚会。此后每年举办，规模声势逐年壮大。
大变化发生在2000年后。经济发展了，民族文化却在萎缩，这个悖论使蒙古人的文化自尊受到伤害，文化自觉进一步深化。好多人想遏制民族文化边缘化的颓势。实际情况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学习蒙古语和学习汉语并不矛盾，都一样能学好；民族学校竞争适度，应试教育机制对孩子的蹂躏有所减轻；大学毕业出来以后，政府也给安排适当工作，到社会上并不怎么吃亏；助学金还比较多，另外还有奖学金。这些综合因素对蒙古族语文的推广使用慢慢起了推动作用。
基层牧区的人们也行动起来，致力于繁荣民族文化。乌审旗图克镇梅林庙嘎查组织牧民文艺演出，有的表演歌舞，更鼓励自己作诗，朗诵。年轻人进城了，老年、中年人守护家园，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在“萨冈彻辰杯”诗会上，一个叫巴图的牧民朗诵自己的诗作：（牧民）转移走了，（我们）还是不改蒙古风。
鄂托克旗蒙古族中学组织语文组老师到牧民家学习观摩宰羊、选神羊、放羊背子以及认识马具和装饰、识别马的毛色等，并制成幻灯片，给学生讲授。
城里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和牧区有知识的牧民遥相呼应，掀起了这股文化复兴潮。牧民纷纷开展赛诗、祭祀敖包等文化活动。蒙古语媒体大肆宣传；学者专家给以推动。
我近旁的变化也很明显。前几年，在我外甥的孩子的周岁宴上，邂逅班泽尔，他曾是一个旗的教育局长。我问他们那儿蒙古孩子上汉校情况。在音乐和歌声的嘈杂声浪中，我们俩相互凑在耳朵上高声说话。他说，旗里的民族幼儿园，2003年学生减少到9个人。现在增加到380人。我问其因。他说，好多蒙古族年轻人忽然感觉到有必要为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做些事情，保护民族文化，保留民族语言，于是往蒙古族幼儿园送孩子的人多了起来。正要仔细交谈往深里探究，有人过来满酒，还有人在后面排队等候敬酒。坐主桌就这样礼多。喝酒红火开始了，谈话只好结束。
我哥哥的儿女和孙子辈的授课学校选择基本和这一轨迹吻合。大闺女和大儿子念的蒙古族学校，中专毕业，顺利就业。他们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上学的。二儿子1990年代初念的汉校。前几年，市里每年招收30个蒙古文授课本科毕业的学生在行政单位安排就业。听说杭锦旗招收国家人员用蒙汉两种文字出考题。人们赞誉这是全凭那位有硬脊梁骨的旗委书记坚持的结果。蒙古人很是佩服，说多少年没见这么有硬主意的书记了。
时光如梭，转眼间，哥哥的长孙该上小学了。他和全家人对60余年来的文化走向做了反复考量，最后哥哥拍板，长孙上了蒙古族小学。他事后问我怎样，我说我也同意这样选择。通蒙古语，通汉语，更传承了民族文化，何乐不为？如果在30年前，我是不赞成的。
这几年，我应邀给好多失去母语交流能力的蒙古人取蒙古名字，这叫我很感动。原来对蒙古文化不屑一顾的一个亲戚也偶尔自称开她是蒙古人了，虽然她那是给债主信誓旦旦承诺还账时说的话，有安抚对方取信于人的意思。
听说康巴什的民族幼儿园人满为患，没有门路的人送不进去娃娃。
我的孙女今年一岁半了，儿子说，让她上蒙古族学校吧？我说先上蒙古族幼儿园吧，看看情况再说。
二
土地是文化的根系所在，是牧民的命根子。牧场是最叫牧民在意的焦点。阿斯哈村的人们在上世纪为了保护家园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次是在上世纪初。清朝政府实行开垦蒙地的政策，大量放垦，其中就有后套蒙古人的牧地。从旗王府到普通牧民都反对开垦。清朝政府来硬的，把旗札萨克（清朝的旗长，世袭制）兼任的盟长职务给撤了，札萨克立刻软化，答应报垦，还多加报垦量，将功赎罪。但是牧民不吃那一套，照样斗争，直到民国初年在班日德喇嘛旺丹尼玛的组织号令下，形成武装抗垦之势，震动黄河两岸。随着旺丹尼玛活佛的被捕，那次武装抗垦失败。阿斯哈的人们用民歌、口述传承了那个历史事件的记忆。
1942年春，国民党当局推行军垦，大肆开垦阿斯哈村及附近的牧场。蒙古人非常气愤。旗保安队的巴营长是阿斯哈村人，他在旗衙门的授意下，暗中组织牧民抗垦“独贵龙”，编了汉语的抗垦歌曲，教牧民歌唱；约法三章，对不参加“独贵龙”的人施行民间惩罚手段，如“吃馒头”、“念佛珠”、“骑黄骏”，是以拳头猛搓其头皮；众人扭其皮肉；让骑上细椽子，两头猛颠的酷刑。在软硬兼施下，方圆五六十里的几百个牧民聚集起来，在开垦的步犁前躺倒，阻止垦荒。能人巴营长作为调停者在牧民和国民党军方间跑动和事。黄河南岸牧民在梁上、沙漠、河畔点起绵延几十里的篝火，蔚为壮观。后套国民党当局还算明智，怕引起更大规模的民变，停止军垦。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口膨胀的压力下，附近的农业队蚕食阿斯哈牧业队的地界，牧业队在败退中也忍无可忍进行反蚕食。60年代中期，农业队的东方红拖拉机驰入牧场开垦。牧业队奋起反击，派出“敢死队”，列出人肉阵躺在车头前阻挡。对方轰鸣不停瑟瑟发抖的车头和明晃晃的铁叉也只好相继而退。双方进行谈判，对手是平时的蒙汉好弟兄，两个支书。牧业队的永仁支书牢记寸土不让的历史经验和丢弃故土的悲哀情节，针锋相对。最终在公社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方针下，割土息事宁人。
前几年，政府实行禁牧休牧，牧民最在意的是牧场的权属，等到政府宣布权属仍然归牧民，他们才放心地搬出沙漠家园。他们最担心自己前脚搬出去，后脚有外地人凭着金钱和贿赂开道，占领他们的家乡。历史上背井离乡的伤痛，他们铭记不忘。
阿斯哈人盼望有人为阿斯哈村牧民的草场权益多呼喊几声。城里的阿斯哈籍人士的确也在为维护老家牧民的权益做事，虽然他们离土离乡很久了。
2007年春一个刮风天，德里格尔通知我，说同学额尔德尼从老家来了，大家聚聚。额是我小学同学，一直当牧民，两人40年没有见面。我去了约定的地点，是以老家名义办的一个小食堂。阿斯哈籍在城里工作的十来个人多数到了，老家的饭、老家的人，自然亲切。寒暄过后，落定座位。白大个子宣布主题：一是为老额接风洗尘；二是要在阿斯哈沙漠家园举办千驼节，以此回应日渐紧迫的禁牧和人口大转移，其目的是唤起当政者的关注，重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沙漠草场。看来额尔德尼是此主张的提议人，白大个子是主策划，德里格尔等敲边鼓。席间，几个干部说起走后门的故事，这个说送了皮夹克办成什么事，那个说为提拔老婆给了谁多少多少，如诉似夸，好像是在逞能卖乖。额尔德尼不高兴了，脸涨得黑红，稳稳当当坐在座位上，直着脖子说：你们干部吃这个喝那个，我们牧民管不了，也不想管，可是为什么不让我们安安稳稳过自己的日子，非要成天折腾来折腾去？这实在叫人受不了！举座哑然。我忽然记起他在小时候和人辩论时候就是这样，把帽檐压得低低的，下巴抬得高高的，一副雄辩家的样子，多少年了，还是没改那脾气。有人赶紧圆场：喝酒喝酒，不说荆州，说咱们的千驼节吧。商议的结果是活动一定要举办，随即分工落实任务，德里格尔负责邀请新闻媒体，我负责说服邀请有关部门，等等。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届时前去捧场，要是把单位的人发动过去更好。
萨主任听说此事后极为重视，叫我做好准备。到了那天，我陪同单位领导去千驼节举办地，那是阿斯哈村和别的村的交界处，大沙漠里。仲春季节，虽然春寒料峭，那天却是难遇的晴朗好天气。在柠条、沙蒿苦涩的香味中，混合着骆驼的气味。约有几百峰骆驼群集在沙漠洼地里，高昂头颅，像涌动着一股股黄色的狂潮。两千多人穿着节日的民族盛装，红、蓝、白各色相间，充满生气。白大个子身着蓝色蒙古袍，戴一顶礼帽，拄着拐杖，趔趄着呼喊安排，人们打趣说他俨然一个新生牧主。额尔德尼迈着稳重的步伐，淡定中不失热情，有条不紊安排事情。几十公里外的蒙古族学校的学生们也来了，大概老师们认为这是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难得机会，不可错过。赛马、赛驼、摔跤，一环扣一环，一浪逐一浪。诗朗诵，歌舞，丰富多样。还有骆驼去势等生产习俗仪式也在进行。其中一个活动是领导认驼羔，凡处级干部每人分配给一个驼羔，让领导亲自给驼羔脖子系上哈达，象征着此驼从此名义上归了你，属于“指驼敬官”。无此衔者明明知道这是给领导埋伏笔，让他第二年的驼节上再来，所以为自己免去那个“荣耀”而庆幸，可是心里总不是滋味，略有受慢待的不快。具体搭礼情况，个人多半在200元左右；单位在一两千元之间。牧民们说，这个活动中断了40多年，今天又捡起来，实在是传统民族文化的抢救性善举，办好了。
然而，不久沙漠里全部禁牧了，牧民们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但是旗里规定骆驼属于保护动物，保留了它在沙漠里继续自由徜徉的权利，算是幸事。这个政策的制订和这次驼节有没有关系，不详。有可能对当政者起了一点启发作用。
就在那年，在禁牧休牧中，牧民们四散走了，有的到了黄河畔务农，有的搬到苏木所在地做工，还有的远走梁外高原。他们的适应状况各种各样，心情复杂不平，遗憾的成分更多些。听说有个牧民却奇迹般地留了下来，那就是额尔德尼。他没有要国家那点补助，也没有搬离，还是住在老家的沙窝里。七八年后的现在，搬走的人们深感经济拮据、文化失根的痛苦，听说他却过得滋润自在。现在的牧场多好呀，即使在枯草季节牛进去，在茂盛的草里只能看得见其两个角。那时候他就声称，当官的不要老是折腾人。也不知道他最后通过什么名堂留下来的。现在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精明人，是保护家乡的英雄。我本想好好掏掏他心里话的，沙海重重，难见一面，可惜了。从胡日木老汉那儿了解到额尔德尼家骆驼很多，看来他还是沾了骆驼和骆驼节的光，在沙漠故乡钉钉子一般守住了。
纵观这百年的保护牧场历史，开头是采取激烈的武装对抗形式；再后来是组织“独贵龙”做和平抗议；大集体时候是和平对抗，听候上级处断；现在却是借助传统文化形式造势，形成各方合力的社会舆论压力。可以说那次驼节是以文化为表的保卫草场的行动。文化和土地牧场被组合在一起，牧民的土地诉求裹上了文化的外衣，这个做法很有创意。
三
文化是民族的魂，土地是文化的老家，两者都是牧人的命根子。恐惧消亡是人类的共同心理。文化焦虑是好多阿斯哈人心中涌动的暗流，凡是有些思想的人多如此。即使鄂尔多斯东部地区的蒙古人，虽然失去了蒙古语言文化环境，可是也在做复兴的努力：设立蒙古族中学，在婚宴上请蒙古族歌手表演，给新人穿蒙古袍等等，在努力表现自己的特色。
最近电视上宣传北京的一个蒙古族女青年办起了娜仁幼儿园，入院幼童从开头的几个人，增加到70多人。在那个民族文化孤岛上做这个事情，真了不得。
从这个大背景看千驼节等，似乎蕴含着面对城市化的荡涤般的冲击坚守不退的意思，更有文化、土地守护的悲壮、崇高、可敬意味。
毋庸置疑，总的来看，原生文化正普遍走向衰落。但是复兴本土文化的意识也日益兴盛。这种意识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学者们多年的积极呼吁，同时也有当地牧民联系实际生活进行的自发觉醒，更有文化发展自身的一些规律的作用——如现代文化推进过程中的传统反弹等。我们看到了衰落大势，也看到了复兴希望。一切都还在过程之中，一切也都还在发展之中。蒙古文化的回潮也充满艰辛和不确定性。我的一位蒙古语老师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蒙古语教学受到了挑战：游牧文化基础上的蒙古语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不适应社会环境中蒙古人占少数的语境，不适应工商经济中蒙古族占弱势的窘境，故蒙古语教学成效不显著，政策上的高位和实际上的低位形成反差。针对此情，有老师提倡孩子在家都要说蒙古语，家长也要营造有利学习蒙古语的小环境。看来文化回潮能走到哪里，很难预测。但是文化多样性，应该是个铁定的规律，人类社会是拒绝百花凋零一枝独放的。
面对民族文化的萎缩态势，似乎有两种态度。一个是适应论。1994年，东胜地区民族宗教界迎春茶话会上，一位蒙古族领导大谈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并诉说“文革”前，一位盟长讥讽他不懂蒙语蒙文，像聋子、瞎子，他大有现在终于翻身的感慨。教育处长谈到对民族教育有优先发展、重点发展的政策，却无投入，流于表面，认为原因是没有自治条例的问题；认为民族教育偏重于培养蒙古语授课的文科、艺术人才，其结构远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他主张蒙古语授课学生在初中就过蒙古语文关，初中和高中阶段就该汉语授课为主。他说，怕同化？那是时间问题，不能硬扛着呀！背叛民族？市场经济无情，不早点变，蒙古文授课毕业生吃不开饭！这样的话语，堂而皇之地得到政界不少人的认同，自然能观照出蒙古语文教育和学习的步履维艰。
在社会上、官场上，蒙古人要赶上趟子，语言是第一个关口。大家纷纷学习汉语、英语，似乎小瞧蒙古语了。有些不会蒙古语的蒙古人似乎较少民族文化的焦虑，自认为汉文化水平高，多少觉得蒙古文是落后的。
还有一种是大力继承发扬论。城里没有蒙古人的诗意的生活了，哪里找去？于是有了坚决保卫文化传统的主张和举动。强烈的文化留存愿望是其表现之一。在编修《杭锦旗志》时有个蒙古族老领导反复强调解放前后套的三个巴格的历史，强调留下巴格的边界走向资料的重要性；自治区的一些蒙古族专家主张地方志里多写进民族方面的内容，给后人留点东西。就是笔者不识字的三叔也沉思着说，京兰铁路线上的胥海车站，是蒙古名字，那地方早没有了蒙古人的影子，但是名字还是存留着，看来去不掉。他为此多少感到些欣慰。其二是诉诸行动，推广民族文化。鄂尔多斯西部一个旗的民委主任力推民族文化进学校、课堂及社区，说我们这一代要多做留存民族文化的努力，留给下一代些东西，至于下一代咋样，他们自己再看么（说到这里，他的神情显露出些微的黯然）。
至于土地，那更是文化的载体，得珍惜。经常有人打牧民草场的主意，不时听说有些牧民挨不住寂寞和穷困，低价转让了土地牧场，进城享福去了，这真是断绝命根子的事情呵！
文化习俗和土地牧场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却互为犄角，结成同盟，的确值得思考。实际上那是民族文化留存下去的两座堡垒。用传承文化为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用为民族文化做事这类升华的方式来达到自己功利性的目的，“文化土地联盟”很有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看来牧民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故此做事显得出手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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