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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夏天好热。电视上说，近五十年的平均气温都没有今年的高。住在“鬼城”里的人们也感到炎热，晚上纷纷出来透透气。邻居一位中年作家，夜里就在屋外呆着。热归热，我们二人却谈得很投机，多是牧民进城方面的话题，时而收不住“缰绳”跑题。秋季很快来临，我的书快截稿了。按惯例还得说几句，挂个思辨的尾巴。说什么呢？忽然想到，何不把夏夜的闲话整理一下，当作结尾。
一
进入21世纪，城市化成为又一全球性潮流。
随着人类匆匆走向城市的脚步声，好多进城牧民的遭遇把一个命题提到人们的面前：少数民族在城市里，如何既能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特色又能融入城市？
城市化不仅包括经济的城市化，也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城市化。文化的融合也面临着一个危险，即一种整齐划一、铁板一块、一个面孔、一个色调的危险。如何才能避免那样的危险？有专家认为，在交往全球化、社会进程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认同度反而不高。然而就生存而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继续生存，就只能作总体的、根本的适应性转型，走一体化的道路，并以依附性的边缘文化形态存在。这样的境况带来了传统文化的突然中断或者萎缩。文化的断裂是极其痛苦的人生挫折。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原有的文化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精神血液，是精神世界的支柱，一旦打掉和更换，那是致命的精神打击。为什么好多中老年人进城就得病？为什么容易精神衰退？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即使对于年轻人而言，二度社会化也将在其终生的文化磨合中完成。在城市中得到新的接纳认同不是朝夕之间完成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在与城市文化的融合适应过程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甚至遭遇城市文化歧视，遭遇就业困难、经济拮据、婚姻破裂等人生变故，会将一个人的精神击垮，进城的牧民群体中很可能发生心理问题甚至演化为社会问题。
可以说，牧民迁徙到城里，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题。
二
阿斯哈村牧民多半是被拖进现代化、城市化之中的。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他们在城里努力适应那些“预设”的竞争规则，而且只能被动地适应。
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经济与道德的价值冲突、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以及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等等文化价值层面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伊任太、图林等人开头在城里是占据了较有利的社会位置的，但是在漫长的社会阶层化流动中，他们逐渐沦入了底层。其中文化冲突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理论上说来，面对现代化提出的开放化、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知识化、流动化等等“一体化”的要求，为了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立足，少数民族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培养和增强开放意识、法治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服务意识和教育意识，重塑、整合自己的民族文化，努力适应新环境。但是在现实中，这些诸多的“化”是要付出代价的。像阿斯哈村的白大个子、“三哥”等人，起初的路走得很顺利，称得上是进城者的翘楚，但是其发展欠缺后劲，勾画出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人生轨迹，就是因为他们在更高层次的适应竞争中，没能完成传统文化性格与城市文化性格的有机组合，没能形成有效的适应能力，造成了后劲乏力。而韭菜花等人的生存意义上的学习精明，经历了二度社会化的痛苦心理过程，虽然换得一种缓慢的上升势头，却付出了沉重的身心代价。唯有宝鉴先生终生的学习力，助他克服了种种生存发展的障碍，过上了他所感觉较满意的生活。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表明了一个道理：牧民进城后，文化心理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将其引导置换为城乡二合一的新的性格组合体，发挥出文化杂交优势，而其中文化学习力是决定性因素。即使学习意味着更深度的汉化，那也得终生学习。
在具体生活中，进城的阿斯哈牧民一直在生存的煎熬中焦虑着。他们有生存焦虑，既包含着如何吃饭住房等具体问题，更还有智力焦虑、能力焦虑。牧人更多的和汉文化进行比较，认为自己技不如人，办事不如人，钱没有人家多，进而怀疑自己的能力，失去自信；或者拼命学习汉文化，把自己的特色丢得一点不剩，还美其名曰文明开化了。有的人为了得到承认和接纳，为了满足急速膨胀的欲望，不择手段，学习一些负面的东西，希图“迎头赶上”，比如投机取巧，说谎玩诈谋等。这种学习的结果，越精明化就越失去民族的特色、民族文化的精粹。这些当然是少数。更多的人则为保护自己的土地等合法权益焦虑着、算计着。
文化焦虑感多在知识阶层和老年一代中表现出来。我和一位很有学养的先生坦诚交流过。他爷爷是满族，奶奶是蒙古族，生下的三个儿子，各登记为蒙古、汉、满等不同族籍。他说他爷爷、奶奶常说：后辈人连自己民族的语言也不会说了，习俗也没了。但是没用。他说现在他们家族第三四代全部汉化了。他认为城市化如果盲目无序地推动，很容易忽略文化传统和个性特点，让你高高兴兴住进楼房，干干净净，暖暖和和，方方便便。过后回头一看，民族语言不会了，民族习俗破碎了。温水煮青蛙，最终是融入的命运。阿斯哈村老支书道尔计反思的结果也是这种预测，觉得这个事情将来麻烦。这种文化焦虑比较普遍。进城以后，牧民的文化和生存焦虑以孤独、发呆、抑郁、酗酒以及疾病等形式表现出来，可谓是文化适应症候群现象。
但是看周围的情形，也并不全是这种单一的走向。相对于经济和政治，文化传统是更为稳固和复杂的。在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少数民族还顽强地表现出多元化的心态。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好多人在做保护语言、习俗的努力。鄂尔多斯出现的民族文化复兴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实例。这一点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更突出。好多人要原封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这种方式可称为保存化石的方式。保护我们的牧区，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文化特色，白大个子等人举办千驼节等行为就是例证。这种保护的努力和现实的一体化有着矛盾冲突，人们为了保护文化和土地，在煎熬着，焦虑着。人们担心一旦进城，就会像一把盐撒进河里一样，无影无踪。
怀着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阿斯哈牧人一直在苦心探索，精心谋划。阿斯哈村是蒙汉杂居，农牧兼营，沙梁和河滩皆具的地方。一百多年间，随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融会，这里的人们采取了农牧兼营的生计模式。现在，进城的牧民又实践着城乡双居、分头经营的办法。他们努力寻找规避风险、保存文化的生计策略。生计实行双轨制，文化双跨，城乡之利兼有，风险可以避免。但是他们的重心还在老家，城市的归属感还有待培育积累。城乡文化冲突、就业困难等仍然是牧民进城的瓶颈。原住地还是他们抵御经济风险，适应陌生文化的根据地。既想享受城市文明，又担心遭遇生存的窘困，还焦虑传统文化的消失，这种矛盾心态，弥漫在进城和未进城的牧民中。
三
文化也是生命体，也有趋生避死的基本生命反应。有一个汉族放羊光棍老汉经常说他精神压力可大咧。我打趣问老汉是不是想找对象？他认真地说那可不是。他过继了一个侄儿子，但是他觉得和他感情一般，怕靠不住。他担心自己死后谁抬埋，谁扛引魂杆子？这不是叫人惆怅的事？！我当时联想到祥林嫂为转世而捐门槛的故事，一笑置之。但是最近我的一个公务员朋友也发生了类似焦虑：他也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过继的侄儿子，他在考虑身后的财产怎样更多地给这个侄儿子，以便换取这个侄儿子的感恩和负责任，将来会按时按点给他点纸烧香。看来不管什么人，不管接受了多少年无神论的科学教育，对死亡、消亡的恐惧照样是挥之不去的，会想方设法减轻这个恐惧，试图让置身其中的文化存续下去。个人如此，家族如此，民族何尝不如此！文化存续，抵御消亡是天生的本能。按老话说，人和族群的根子断了，活得就没有结果。移民迁徙中有个现象，就是千百年后，移民中还保留着祖居地的文化习俗，为的是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这个古老的命题，也就是关于祖先的回忆。没有祖宗记忆的人，是不入流，得不到尊重的。不然为什么汉族有修家谱、祭宗祠的习惯，好多少数民族也以口头来传承祖先的记忆呢！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要求做整体的适应性调整，并不意味着一定得完全放弃文化的民族性。我很赞赏这样的观点，就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但可以而且能够以多元化的民间风俗习惯和个性化的生活情趣形态长期存在，并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可能转化成具有多数意义的文化价值资源，对现代社会作出独特的贡献。这实际上就是城市化背景下文化的“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关系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个性和资源不致丢失，保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得以继续传承？
专家提出，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史似乎总是伴随着这样一种悖论：在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社会分工、协作和交易范围的每一次扩大，人的满足感或幸福感理应随之不断增长，但事实上人们却常常发现自己与自然、与他人、与天真和完整的生活越来越疏远、隔膜乃至敌对。反思一下，果然如此。我们并没有觉得手机、汽车的普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闲暇和方便，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忙碌，更无所适从。我们在享受现代化城市化带来的成果的同时，越来越厉害地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受到自己的浮躁和焦虑带来的内心风暴的折磨。这可能就是异化，人被自己的科技发明所绑架。从这方面看，人类文化的演进就不是替代式的、“一次性”的，而必然是累积式的、“重返性”的。为什么城边的农家饭馆格外红火？为什么蒙古餐厅特别叫人向往？为什么蒙古额吉做的奶制品受到欢迎？为什么草原、沙漠成为城市人的钟爱？这些现象也可以说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一种诠释。
专家说，文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既出于生存的需要，更在于保证生活的充实和幸福，在于使人获得艺术化的生存——“更加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针对现代性的缺陷提出，观察世界并非只有一种视角，而是有许多种；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和思想都是一种叙述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并非只有一种“大叙述”；每一种理想都各具价值，各有其存在理由，并非只有一个理想王国。他们推崇文化互补意识，提倡“尊重他者”，尊重差别，并强调多元文化互补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互补的重要性。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更是进一步提出要将第一次启蒙的成绩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从而超越工具理性，呼唤审美智慧。在他们看来，工具理性使人们难以摆脱以功利为目的的行为动机，而审美智慧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观念基础上的，以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为旨意的整合性思维。在这里，科学思维、理性思维、感性思维、宗教思维、艺术思维得以相互补充、相互丰富。在此之前，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现代理性是以排斥感性、情感价值和美为前提的，而审美智慧则强调亦此亦彼的和谐思维。对于城市化、现代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的危险，中国哲学“和而不同”的原则和重“情”的传统也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这一切文化传统，正和“第二次启蒙”所倡导的审美智慧即整合性思维相呼应。少数民族如果要保证自身文化在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拓展中稳健前行，就要首先深入民族文化传统，然后在中西文化互竞当中全面展现民族智慧的魅力和价值。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责任，也是一种历史责任，不仅关乎民族文化的方向，也关乎全球文化的前景。我听到邻居作家引述这个观点，忽然联想起阿斯哈村的伊任太因为贫病而死的时候，跟前守护的只有那个平时的酒友老钱；还有一个疯子死掉的时候，唯有几个酒鬼朋友夜以继日为其守灵，而“精明人”跑得一个都不见。这些现象，也不由得叫人遐想：人情怎么就存留在“酒鬼”那儿了？善良怎么钻到酒里去了呢？精明人怎么就在这些“瞎人”跟前有些抬不起头来了呢！这些“酒鬼”中是不是蕴含着一种类似审美智慧的因子呢？精明过度了，是不是就糊涂了呢？使人精明化的社会文化机制是不是有问题了呢？
多元化的基础是人性。人是喜变恶静，尚奇恶平的。我们去旅游，是要去哪里？法国的凡尔赛宫是艺术的殿堂，俄国的托尔斯泰、契诃夫值得去拜谒，非洲的狂野、澳大利亚的原生态也是些好去处吧，这些都是民族的文化经典和自然遗产。我们在国内爱去哪里？九寨沟的水、乐山大佛、龙门石窟等，无一不是自然和人文的瑰宝。我个人还打算周游全国各地的蒙古族栖居之处，包括云南、山东、河南等地，看看他们的生存状况、文化特色。这就是各民族以及他们独特的文化传统长期存在的部分逻辑所在。人们越来越觉得在大城市生活，只有拼搏、快节奏的劳累、焦虑，而没有活生生的礼节、礼仪，没有炮仗、没有庙会，没有喜庆，只有算计、金钱的考虑。人在这里失去了自然，失去了故事化的生活，失去了亲情和左邻右舍，有的只是防范、算计、恐惧、焦虑、雾霾、拥堵、升位。试问城里人，你们几个人看过纯净的月亮？几个人观察过遥远深邃的夜空？
只有到了空旷的田野，你才能躺在草地上深呼吸，遥望碧蓝无瑕的天空。即使是西方的圣诞节，也是以圣诞老人的装束等文化符号来叫人期待故事的。这就是文化的有趣化、故事化机制，是给人生添加诗意的。一旦民族消亡了，世界统一了，那是个多么无趣的现象！到处是一种语言、一种生活模式，谁还想去旅游？谁还想出门？因为一碗清水看到底了嘛。独特就是优势和财富，就是民族文化必须存在下去的逻辑基点。
不过，说来说去最大的问题在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何“适履”，即什么应该传承下来？什么应该放弃？这个问题也就是学界普遍提到的“文化自觉”的问题。
“文化自觉”的概念，费孝通先生将此总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应该是指拥有和传承着一种文化的民族和社区或者个人，一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能冷静地看到自己文化的利弊，学习异文化的长处优点，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懂得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文化；此外，要能够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的真正价值，这样才会珍惜它，爱护它，并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来保护它，发展它。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自觉，文化毁灭在自己的手上了，可能还不会意识到，的确是这样。阿斯哈村有些人为了做到精明，盲目向主流文化靠拢，丢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一些美德也因为不适应金钱社会，在逐步被丢弃，比如善良、单纯、信任、诚信。
现在阿斯哈村显得相对落后的一些东西，比如屡屡令人吃亏上当的实在、憨厚、忠诚、讲求道理规矩等道德品质以及简约、慢节奏生活、敬畏自然等文化特征，很可能是现代人急需的精神营养。现代化病症的解救药方多半会在传统文化那里求得。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斯哈村人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在担当责任。阿斯哈的文化品质不是落后的东西，有可能是潜在的宝贵资源。当代的城市社会文化环境使人的欲望倾泻而出，毫无节制，对自然、对同类带来严重的损害。而阿斯哈村牧民原本的简单、节俭、节制等生活模式，或许可以给忧郁苦恼的城市指明一个出路。当城市因为危机而吃不开饭的时候，农村牧区或许还会收留它的臣民，很可能。城镇生活的好多困局可能还得从阿斯哈村得到问题的解呢。千万个阿斯哈村可以给世界提供文化哲学资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鲜活多样性；人与人相处，以善良、诚信为要旨，等等。
四
专家们认为“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如果农村文明消失了，那么城镇化将是单调的。”
在任何社会，城市化都应该有一个限度。从发达的OECD国家来看，城市化率为70%左右，并且这70%的人口很多都在向往着过乡下的生活。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2%左右，离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一段距离。但城市化率一旦接近65%，农村的附加值就会遽然增加。所以，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时候，也应该正式提出保护乡村了。
中国历来把农村和“落后”等同起来，这和欧洲的城市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城市化比较早，但欧洲的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一直是同时进行的，并且欧洲人一直把农村视为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载体，不可随意破坏。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变化过。越是城市化，人们越是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在亚洲，日本对农村和农业的保护，在很多年里是政府的重中之重。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建设也做得非常好，成为亚洲的一个典范。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不能提倡什么现代化、城镇化就是去农村牧区化，比较科学的提法应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
阿斯哈牧民保护家园的做法，传承文化的做法，是文化本能，也是智者之为。他们奉行的城乡双居制，有可能为牧区的城镇化提供一个优良的生计方式。他们默默地告诫人们：要警惕城镇化中的极端性思维陷阱！要抵制政绩工程对农村牧区的摧毁。
我们的“乡愁”何处寻觅？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根脉、灵魂和风韵，每个地方的人也有着独特的“乡愁”记忆。而现今，好多“乡愁”变成难以释怀的“乡痛”。民俗专家冯骥才疾呼，“他们被切断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还有世代积淀在那里的特有的文化与习俗、与生俱来的劳作习惯与天人关系、土地里的祖先及其信仰，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性’！”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生而为人，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三个基本追问。古往今来，往圣前贤莫不为此苦苦追寻。这是文人矫情？人闲生故事？不能那样笑话人家。我们不能没有心中的“阿斯哈村”。
五
有人说老辈牧民自然死亡之后，进城的梗阻就没了，传统的卫道士没有了，城镇化就顺利实现了。接下来的逻辑顺序是民族传统文化也就寿终正寝了。我觉得那样想是大错特错了。90年代，老喇嘛们一个个走掉了，当有人认为宗教工作也将随着最后的老喇嘛的谢幕而准备收摊的时候，宗教文化以强大的声势弥漫而来，叫人大惑不解。这就是文化的生命力，旺盛不衰，火烧不尽。对着民族文化说再见，要给民族文化送终，那是冷酷的傻瓜。
也不能说我们的工作职能只做到牧民进城为止。应当继续做的工作是如何帮助进城的老年人中年人度过文化隔断期，减轻其不适和痛苦，如何帮助年轻人找到理想的工作，适应城市文化，站稳脚跟。要善待老人，老是家中宝。不能以他们的自然死亡来标志牧民实现了城市化。那是安乐死态度，文化的安乐死。文化适应是个漫长过程。六金家都三代了，还在城畔漂泊着，你能不管他们吗？不要急于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扶助进城政策要按三代人规划，要顺其自然，不能有过多的政绩考虑，充分尊重自由和自愿原则。把人圈起来养起来的城镇化要不得，那是对人性的践踏。
美国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写道：“在欧洲和北美好几代人完成的变迁，在发展中国家却企图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做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常常会面临他们自己无意放弃的许多宝贵的价值受到侵蚀。”我们不能拔苗助长。
费孝通先生语重心长地叮嘱：“一个民族要在发展中保持其民族特点，那就必须利用民族特具的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然的话，这个民族难免要衰亡或者失去其原有特点而名存实亡。”“（外国）这些少数民族的成员虽然得到生活保障，但是失去了传统的生产手段，没有找到靠自己劳动从事生产的新路子，结果引起了精神生活的衰退。”
医学专家分析现代人癌症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变化太快而人类身心赶不上这个变化所致。
所以要了解进城移民的苦楚，同情他们，帮助他们，而不是讥笑、冷待。
牧民的民族文化需求是一个需要充分注意的重点。文化心理问题不可忽视。有的地方把牧民的房屋推倒，那是极端错误的做法。揭房顶砸锅碗，向来是破家败户的象征，这样的做法为人所不齿。专家们认为好多重新设计农村生活和生产的大规模的努力剥除了行动者的主体性，视之为没有情感、没有思想、没有意识的花果蔬菜。而这些旨在巩固和提升统治能力而置国民价值和普通人感受于不顾的“社会园艺”和社会工程，完全有可能构成对人类生活的“致命威胁”，造成兴亡百姓皆苦的后果。好多的政绩工程沦落为以民为牲的英雄塑造秀。要建立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咨询制度，为政府行为提供咨询服务，开展进城者幸福感课题研究。要重视移民文化心理研究，密切关注和积极解决文化调适带来的文化适应症候群问题，力争做到转移农牧民过程中心理震荡最小。要为进城牧民提供文化服务，包括帮助实现文化习俗活动、邻里守望相助、排解乡愁、对准备进城的牧民进行心理预期的调整及城市文化适应的教育、征求需求清单等；在城里以民族单位如学校、幼儿园等为依托，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形成传统文化教育活动集结点；将传统歌曲、家谱、祭祀等打包起来，流传后世，满足传统文化传承需求，等等。
应该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小城镇、村落实行民族文化保护区政策，从长计议，进行文化人类学的长期规划。过去没有这类做法，现在应该有。因为，小城镇是牧民走向城镇化的理想过渡地，传统产业容易生根，中老年人容易适应，年轻人也可以从这里飞得更高。
民族文化可能是今后一个相当长阶段引起牧民关注的大问题。钱不是万能的。民族文化小看不得。吃穿住行解决好了，人想的就更多了。这是人类的需求规律。
城镇化需要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原则。少数民族从情感上，从民族归属感上特别希望走一条最大限度地保留自己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道路。怎样在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尽可能地保留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今后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需要尊重文化适应的自觉性自主性原则。现在牧民大体上都呈现这样一种状态：过去的生活方式回不去了，往前走又常常被外力干预。逃逸不是最终的出路；适应才是对头的。但是这里必须主张牧民的文化自觉，强调有尊严的文化调适。
需要体现文化的连续性原则。最好的发展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付出的代价最小。
经济发展要解决的是过上富足的生活，民族文化的传承可解决诗意的生存。
就个人而言，要获得文化融合的尊严，变得和大家一样精明，做到生存有根，过无忧的生活；还要文化存根，过诗意的生活。就群体而言，要有发展，更有特点，既要吸纳其他文化的精粹，更要做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的守护和输出者。
酷暑一过，秋意隐约闪现。门前栽种的几苗西红柿果实开始泛红。邻居作家在我的西红柿地畔徜徉。我出去了。他说，前一向去欧洲了，开了个民族学方面的研讨会。我很高兴，给他摘了几个西红柿，说：开园啦，尝尝鲜，百分之百有机的。他笑着说，那天凌晨一点钟才回到家，用车灯照着，想“偷”你的柿子，纯绿色的，有钱买不上。我说请下手么，你又不是色盲，应该看得清哪个红了吧。
参考文献
1.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
2.常建华著.《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威廉.A.哈维兰（美）著.《文化人类学》，（第十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4.约翰·博得利（美）著.何小荣,谢胜利,李旺旺译.《发展的受害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5.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多元文化与世界和谐——池田大作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
7.戴庆中，王良范等著.《边界漂移的乡土——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文化突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8.吴毅著.《小镇喧嚣》，三联书店，2007年.
9.杨正润著.《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葛公尚主编.《二十世纪世界民族问题报告——典型篇》，民族出版社，2005年.
12.奇朝鲁主编.《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
13.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会编.《田野调查 立身之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李向平，魏扬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5.张世福主编.《民族心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16.任继周.《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活性元素》，2010年12月2日，北方新报.
17.徐杰舜，刘冰清著.《乡土人类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8.司马迁著.《史记》，京华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19.吕思勉著.《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20.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
21.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
22.陈雪飞著.《跨文化交流论》，时事出版社，2010年.
23.林庆，李旭.《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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