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邻里沉浮——传统文化性格筛汰机制？

        阿斯哈村谚语：牧人凭福缘，农人靠苦熬。

        进了城，各民族、各地方的人自然得相邻而居。邻居是很重要的社会关系。如果细心观察，似乎也能看出各种文化的不同特点来。过十年八年再看，有的邻居发达了，有的邻居还在原地踏步，其中似乎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在悄悄作用着。
        一
        2008年，我家随着鄂尔多斯市政府搬迁到康巴什。起初，偌大的小区住进来的只有七八户。最早住进来的是陕北一个姓葛的人家，租住人家的裸房。男主人是领工的，因此满屋子工具、铺盖，乱七八糟，没个下脚处。
        这儿的人习惯把陕北人统称为神木人。过去的年代讨吃子很多，一问就说是神木的。问为什么出来乞讨，回答多半是遭年馑，活不下去了。听说神木人喂出大猪，自己只吃头蹄下水，好肉都卖了，要盖房子娶媳妇。所以那个年代神木人是贫穷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东胜还有个神木村，是神木打工者集居的贫民窟，本地人不愿意在那附近住。还听说神木中学高考升学率高，老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艰苦，人们的解释是地方穷，所以只能苦学，再无出路。自神木地区开发出煤炭以后，那地方开始富裕，率先实行了全民医保。虽然今非昔比，但是神木人过日子仔细这个传统形象还没有从鄂尔多斯人的头脑里清除掉，好多人仍然认为神木人太仔细，“吃饭还嫌自己肚大”，这是对神木人的总体印象。
        工头老葛五十多岁，大背头，爱背手，常踱步，似乎努力向干部的形象靠拢，成天笑呵呵的，有人求上门来，口头禅是行了么，直情用去哇。小区装潢的人家短点水泥呀，缺个铁丝呀，用不着成袋整装买，就从他那儿零买。
        这家人的特点是能吃苦。葛的老婆身体瘦小，也就是八九十斤的体重，却蕴藏着无尽的精力，勤劳异常。她每天要给十几个工人做三顿饭；要管理场地材料，小物件的进出和小笔资金的收支；一早要巡视小区，把烂纸箱子、塑料瓶子等杂物抱回去，所以也是小区的废品收集者；小区里栽种的黄花菜开花了，她偷着摘拣一些，给民工饭里加进去。她捡来野地里的苜蓿、苦菜做成小菜吃，说嫩叶可以拌凉菜，好吃。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牲口爱吃的苜蓿草人也可以吃，很惊奇。儿媳妇生下了女儿，她还得帮着照料。人们在背地都叫她神木老婆。
        神木老婆颇有人情味，俗谓勤礼。装潢家居的干部们在忙碌中很容易饥肠辘辘，就会适时踱到老葛家的灶台前，能吃到那个婆姨自己蒸的大馒头，觉得很香，也暖心。干部们心里过意不去，要给钱，她却坚决不收，说是邻里邻居，吃两口烂馒头，收什么钱。
        有一天下午，两个打工婆姨在我家门外徜徉。妻子过去叫了进来，是神木老婆和另一个打工的女人。她们进屋后跺脚搓地，怕把地面触脏。经过我们力请，二人才坐下叨拉。我提起他们那边的边墙，她们说有，四五里地一个墩子。问其作用，她们说要是远远瞭见有人来，就上墩墩站着等。站在墩子上做什么？她们没说，估计是瞭见自己赶牲灵的男人来了，高兴。我说那是烽火台，几百年前，就在那上面点着粪呀草的，冒烟，报警。她们噢了一声，也并不感兴趣，话题很快转到她们二十几年前的嫁妆数量：一块上海表120元；表链子8元；还有三四百元的衣裳钱，两个羊顶作买箱子的钱，再没有其他的。
        一来二去，我们和这个神木家来往频繁起来。妻子爱吃人家的手工大馒头，吃了要给人家钱，人家不要。妻子给了她家很多半旧的衣服，被她当宝贝带回去，第二天就挑着穿上了，大概自觉上档次了，显出喜色。她忙得团团转，没一点歇空，直说我们转世转好了，吃上了公家饭。
        这家人肯帮人。2010年10月初，妻子做柿子酱，忘了什么时候放蒜，放多少，请来神木老婆解决了做柿子酱的技术难题。卫生间屋顶漏水，小葛听说后过来察看，认为是暖气加压泚水造成的。我们悬着的心放下来。有次我的车发不着，动不了窝。小葛和几个年轻人开车过来，用他们车的电瓶搭着试了试，点不着，弄清是电瓶的问题，帮我叫回来修车的师傅，修好了。
        我们觉得遇到这样一个邻居很有用。
        妻子是个性情中人，只要心顺，不管人家高低贵贱，都是好姊妹。2009年，妻子应邀去神木老婆的老家参加小葛的婚礼，走了3天。她回来兴冲冲说神木人家的做法和咱们这儿汉族的做法差不多；搭礼也就是100到300元；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一个大馒头上嵌着红枣在那儿摆着。她说神木家很看重鄂尔多斯来了一个蒙古族高亲贵友，神木婆姨直说她没有什么好朋友，妻子的光临给她家和她个人增光了。
        正月尽了，神木婆姨从老家回来，说起老家过年的习俗。我很有兴致地听。她说神木人家过大年，年三十的饭，早晨、中午吃的一般，晚上要等星宿出全了，才开饭。腊月三十晚上吃肉，过去炖猪骨头，现在吃羊肉，还有炒菜。她补充说这几年也不怎么讲究了。正月初一吃饺子。然后去给小葛的爷爷奶奶拜年；做儿子的要给老人500到1000元，孙子的给100到200元。小葛两口子给姑姑、姨姨拜年，买两瓶酒，一条烟，一箱牛奶。他们要给儿子、媳妇、孙子压岁钱，各1000元；但是不给女儿、女婿压岁钱，只给外孙500元。她说那是人家的人。她那几年给父母也就三五百元的东西，衣服、吃的。平时，唱戏（庙会）时给老人一二百元。
        她特别提出她们给老人东西，老人一般不开口要，问了就说是有了有了。所以只能给买东西，不能问有没有。
        说起给先人点纸火，神木婆姨说，女儿点上纸火（去世的先人）收不上，不顶事。
        这家儿媳妇头胎生的女儿，不久怀上了第二胎，悄悄做了超声检查，据说是个女孩。一家人心反应平淡，似乎努力克制着压抑的心情。儿媳妇心情郁闷，想回娘家，但是公婆不让回，理由是挺着大肚子怕出危险。儿媳妇硬是回去了。神木婆姨很不平，叨叨说媳妇不懂事，不听话；老葛也帮腔，用尖尖的嗓音说：平时她想买甚给买甚，还要咋呀？！
        神木人家前二年给女儿陪了一座小二楼，给儿子也一座。据说儿子为此不平，给其姐说：那楼只准她暂住，算是借的。女婿是个本科毕业生，发誓将来挣了钱就把房子给还回去！这些情况都是他们各自给我妻子诉说的。
        女婿的父母也给老葛家打工，听说女婿经常站在岳丈家的立场上责备父母这个不对那个没味。女婿是大学生，小葛是初中生，但是工人们看好小葛的为人处事，认为女婿发展后劲不大。他们是从道德来预判人生前景的。
        邻居之间处得时间长了，难免也有瓢盆碗盏磕锅沿的时候。神木人家过分勤礼，他们的农村小吃，比如米酒、枣子、小米我们很稀罕。但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还得回礼。根据人敬一尺，我回一丈的原则，你得回赠更多点呀。有次他家送来三斤豆腐。妻子烦之，提议说不必这样来来回回的了。但是人家就是堵不住，反正给你送，然后你得加量回敬。这简直是繁文缛节了。
        神木老婆不时诉说苦恼和苦情，这成了女人们的精神大餐，都爱听。干部们用旧衣服等来济困，她也很喜欢。她到处述说谁给他们什么东西了，那个人真好，似乎是以此唆动人们给她家更多更好的东西。有次神木婆姨到处宣传：格家的老婆也还好咧，给了她家两袋米。还有一次葛家的儿媳妇在我家串门，婆婆的也正好过来了，看见我们腌了半瓮菜，就殷勤地说：我们家的白菜可多咧，给你们添满瓮吧。妻子说不用不用，我们吃不了，而且我们的白菜都没上化肥，是绿色的，意思是不要掺和了。那个儿媳妇当着婆婆的面，戳穿道：我妈的意思是我们家没瓮了，要合用你们的。她们走后，妻子嫌烦道：小算计那么多，不想和她们来往了！这还是农村的，也有这个脑子，要是城里的不知更要做什么咧，怪不得出来能挣钱。
        神木婆姨老哭穷，口口声声说他们没挣下钱的做派相反，老葛和小葛好说挣下多少多少了，“不少，就是没有结清，钱拿不回来”。人们为此费思量。我想：神木婆姨还是传统的神木性格，有了也说没有；丈夫和儿子沾染了现代商品社会的做派，好说有，讲面子，树形象。妻子认为神木人家只会受苦，不会享受，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他们有九毛钱就再借一毛钱存起来。咱们是有一毛钱再凑九毛钱，花掉。
        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邻居，有次说起她家买房被困住了，资金困难，实在转不开了。另一个蒙古媳妇说，老说没有，就会把福分溜走，真的会没有的，我们蒙古人是不爱哭穷的，认为蒙古人借助吉言成事，汉人凭手脚受苦过活。所以一般蒙古人没有（钱财）也说有，有好多！那个汉化的蒙古人不高兴了，说，那本来就没有，也得打肿脸充胖子？
        我暗想，这就是蒙汉文化的不同。1993年，我在沙尔利格苏木下乡，苏木的巴苏木长说：牧民坦诚、无城府，一高兴、一信服，什么也不藏不掖，全端出来了，包括吃的喝的和说的想的。而农民呢，醉成一堆泥，嘴上总有门岗，说话行事只是多了一层滑稽，占地方的话却很少说。社会上一般是富人不吹，不富的人爱吹。这也是蒙古人和汉人的一个性格差异吧。其中，有吉祥文化心理在起作用。而在汉化影响下，女人们看不惯别人给她哭穷，担心造成道德压力，就先发制人，说自己没有这个那个，赛哭穷，堵住潜在的借钱者的口。
        妻子对神木家承做的小区硬化工程很不满意，说水泥砖规格不行，质量不高；人家别的小区是铺的十二个砖的宽度，而我们小区减少成十个砖了，明显是投机，这一点经核实的确如此。不过人家验收工程的，是拉着尺子量盘面积而非只量长度，只见老葛踉跄跟着验收人员急急解释，一副无辜的样子，看来投机没能得逞。但是这给小区的居民造成不便，引起了不满。妻子是个直筒子脾气，给神木婆姨说他们干活不实在，但是没得逞，活该。我认为何必这样惹人？瞎惹人。但是妻子就是这样一个存不住话的人。神木婆姨听到这么硬的话，很是耐心、委婉地对待，说不知道咋么回事儿，闹不清了么，不是故意的么。事情过后妻子依然还是去神木家串门，照例给他们肥肉等我们吃不了的东西，还有枣泥饼子等神木家喜欢的蒙古食品。神木婆姨说蒙古人就这样子，不记（恨）人，只要扛过她的一顿抢白，心里什么也没有了。
        有次神木婆姨说：牧民闹事了……他家在牧区的工地上拉沙，给了沙钱，卸沙还要500元……估计那些（牧民）也是问人家乱要钱的……有个干部顶了回去：那是牧民的地方，叫你们住就可以了，还要说三道四！神木婆姨无语。受到如此的对待，过后人家还是笑眯眯的，该怎样还是怎样，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神木家以耐心和低位姿态，满足城里人的高位感，得到了同情和支持。人家多有韧性！时间长了，谁也得接纳他们。
        2011年秋，神木家发生了戏剧性的大事件，被预判是生女儿的儿媳妇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个孙子一生下，比皇帝的谕旨也灵，老葛夫妻以及全家全部撤回老家，伺候媳妇去了。其间，老葛偶尔来小区转悠一会儿，笑得嘴也合不拢，咧着嘴说：（我）挣钱有目标了哇！他表现出极大的成就感，说现在做好几处工程，儿子、女婿、姐夫正在各把一口干着，要大干一场。他说2010年挣了200万元，买了一台50万元的奔驰车，在榆林又买了一套房。我问今年挣多少？他说给几个小区铺地硬化，可以挣二三百万，但是拿不到，才给了8万。他说不离开这儿的原因是还有800万没有讨回来。
        2012年国庆节后的一个下午，妻子接到神木婆姨的电话，神木婆姨说她的女儿也生下小子了，她在伺候月子。电话里听得见笑声鼎沸。她邀请妻子去榆林串门。我们慨叹：这家今年可是旺了。
        2014年，神木老婆来了一趟，那两个孙子长大了，真调皮。她照例给了妻子一袋子黑豆渣渣。她们走后，妻子后悔没有给人家点东西，欠下人情了。妻子做了胆结石切除手术后，吃黑豆粥，糖分不高，可顶事了，我们不由得回想起神木家的好处。
        这个神木邻居家发财了，开着好车回去了，还得到了日思夜想的孙子。我们的另一个神木邻居也上演了由穷至富的人生大戏。90年代初，范九家刚从陕北农村进城，投靠其远房姑姑，租住他们的小屋，和我们相邻。他们的儿子那时候三四岁，女儿刚出生，生活极其困难。妻子把我们大人小孩的旧衣服送给他们，让孩子穿，让男人做工时穿。他们至今还在说，那些衣服可给他们顶了大事，一直感恩着。我们做些房子上的活儿，比如墙面粉刷，勾墙缝等，都是他们过来做，两家这样相互支持着过下来。他们在城市里缺少社会支持，安全感很差。计划生育等等事情把他们闹得惊慌失措，时不时打听是不是要把他们赶回老家。他们诉说自己的苦恼，说挣钱不容易。我们尽量给他们解心宽。范九先是跟着人家做建筑工。有次范九给人家盖房，从房顶上掉下来受了伤。其时我下乡不在，他让我儿子写了简单的诉状。渐渐地，他摸见了门道，揽一些小活儿做，发展到做小工头。他的妻子先是做室内粉刷等营生，后来开了个小饭馆，卖家常饭菜。随着东胜房地产市场火热，泥瓦工出身的范九正好“专业对口”，做些配套工程，发了财。他们买了几处房产，成了有钱人。范九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每有女人唱着山曲儿满酒，就微微斜着眼笑，显出涉过浑水的样子来。两口子有段时间闹矛盾，老婆说男人有了外心，就跑回了娘家。听她后来给我妻子诉说，范九和她小饭馆相邻的理发馆女老板好上了，她一早进理发馆去，瞥见那个理发老婆从后门放跑了范九，这可能是误会吧。大概这次事件惊醒了苦出身而本分的范九，此后再没听见犯什么“错误”。他们的孩子要上高中，不认识学校的人，都是我和妻子给帮忙联系的。
        1998年正月初几，我们应邀在他们家吃饭。他的父亲、姑姑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给我们唱山曲儿，唱《挂红灯》等民歌劝酒。那时我身体不适，不太喝酒，但是在众人的劝酒下，盛情难却，只得喝下去。城中难得有此悠然之乐。
        范九的儿子过生日圆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2000年初。我给记礼单，兼招呼客人。食堂很小，摆着五六张桌子。水泥墙壁上的油漆斑驳陆离，油垢纵横。那是条件最简陋的一次圆锁聚会，气氛却异常热烈。客人们竞相献歌。老主家被点歌出节目，七十多岁的范老汉，就是孩子的爷爷站在台上唱莲花落道：一是个一，一是个一，我们一家今天好喜欢……五是个五，五是个五，我们小子媳妇好受苦（吃苦耐劳）。引起众人热情的哄堂大笑。所以那也是给我留下最深切印象的生日聚会，比那些金碧辉煌的聚会强百倍。他们则感激我们这些有身份的人给他们增光添彩了。
        现在他们过好了，房子也有几处，再也看不下旧衣服了，但是对我们的那点资助至今还挂在嘴边。这就是汉族人的好处：滴水之恩永远不忘。可惜在东胜的金融风暴中，他们放出去的一百多万元至今没能拿回来。老婆汉子二人为此焦虑着，说是差不多患了抑郁症。丈夫在吃药；老婆说话急急忙忙，一刻不停，脸憋得通红，老远就喊我姐夫，特别热情。这似乎是有些过了，的确是不太正常。我想再下次见到后给开导开导：没钱的难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拿不回那点钱，何苦着急！被套住的又不是你一家人！
        但是，妻子对她们挣下钱不享受的做法不认同，认为还是老古。
        神木“讨吃子”翻身了，这似乎是个群体现象。神木人家的吃苦、勤奋、善与人交、近乎投机的聪明等等，是不是就是放飞他们的清风？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
        娜仁原本是朋友圈里的开心果，这二年却和朋友们疏远了。为什么呢？当了奶奶顾不上和朋友邻里来往了？
        娜仁是个粗豪的幽默家，经常利用其蒙古人身份，说笑之间就办了事。看见人们谈“甲流”色变的样子，她泰然而言：看，我们蒙古人不会得甲流，因为从小吃肉，身体壮。
        单位值班领导发现她每天迟到五分钟，就说，老娜，这么大人咧，叫我咋好意思说你呀。她道：（你）胡子拉碴的岁数了，还想吃奶呀，忙什么？等不上了？毫不在意的样子。单位每人分了五百元奖金，却没她的。她道：欺负人了？和领导理论。领导说，球！就是不给你！谁让你不好好上班！娜仁说：这球可是你说的，你球大着了？让我看看。说话之间真的挨过去，叫众人拉开。这五百元后来到底给了没有，不清楚，但是领导的“老虎屁股”可是叫娜仁摸了，众人佩服地笑着说她了不得。
        几个蒙古族朋友说：有人好说蒙呀汉的，叫人不高兴。娜仁说：她有办法治这种人，她的一个同事好说蒙古人长蒙古人短的，叫她踢了十几脚，踢得他直告饶。人们说，那也只有你才能那样咧。
        朋友们议论谁谁给娃娃订婚，花了多少多少，皆为逐年增加的结婚费用焦虑。娜仁说她给儿子订婚，亲家是外地的汉族人，她大肆渲染说，我们蒙古人不给彩礼，因为那近似卖女儿，但是我们的这个媳妇是万里挑一的好媳妇，婚礼上要着重表现这一点。结果她的儿子订婚只花了一两千元就成了。
        娜仁以她粗豪的风格在城里生活，算是个另类能人。粗语相向、想起什么说什么，以粗俗化来对抗城市的精细、苛刻，如同给细腻的城市生活里加进一点粗粮一样，打破了城市中荡漾的阴郁、细腻和算计，像是用一股豪风吹断了好多精细的蜘蛛网。
        娜仁后来调到一个单位下属的工厂，在那儿很快和人们打成了一片。有一次大家喝了一点啤酒，有人说，你要是能脱下厂长的裤子，一周不用上班，你的活儿我们给包了。真的？娜仁核实着问。真的！那个人说，而且大家都作证。娜仁候在门后，待厂长进门，猛地扑倒厂长，骑在他身上，揭开厂长的裤子往其裤裆里糊糨糊。这样一来，娜仁的威望如日中天，可以一声喊到底了。厂长的妻子后来说：唉，我们那个人衬裤上净是糨糊，洗也洗不净么。那个厂长是一个瘦小老头子，爱和女人开玩笑，没有一点架子的。
        我经常开导妻子，要学习娜仁的心胸和幽默本事。这样的人能抑郁？哄鬼去吧！走过南闯过北，火葬场里捉过鬼，娜仁其人也。可是谁能想得到她也会恼怒不平好长时间呢。
        娜仁这个人不会计算着过日子，不会收拾家，在老汉是“耙子”，老婆是“匣子”的分工格局里显得使不上劲。她说她家的钱就在毡子下面压着，谁想花就拿去了。她还爱跟着人买东西，你买什么，她也买什么，看见谁买了新衣服，眼热，不管适合不适合自己，买上了，肚子大，屁股撅起来，效果不行，穿新如旧，也不管。孩子上大学，她的生活更显拮据。接着是给两个儿子买房，成家，经济的确够呛。几个朋友从前都是轮着请客，红火一阵，心情畅快。但是那几年，一到娜仁那儿就卡住了，几年不请客，把这个规矩破坏了。但是人家不说一个愁字，更没有不好意思的样子。
        从前我们几家都差不多，都穷。1999年，我们买了楼房。娜仁来参观，见是崭新的屋子，脸色马上变了，声音也变了。她明显感到了压力和不适，但是马上说她家也快上楼房了，不用烧炭了哇。这二年我们上了小二楼，她又宣称马上就住小二楼了，在包头预购了小二楼，榆林还有楼房。朋友们不解，相互议论：看她那样子，哪像个有小二楼的？既然那么有钱，为什么几年不给还借人家的五千元？什么意思，只是为耳朵好听才说大话？
        应对朋友们发达带来的压力，她的办法是猛吹。有一点门儿，就灰吹。凡是她家的事情都了不得，真真假假，玄乎得了不得。有次吹嘘说她的大儿子在哪个大公司入了10元万股，一年下来分十万块钱。跟前的贵林说，那根本不可能。她儿子也在那个公司，才入的股，分红那得看效益；以前的老股是那样分过，新股绝对不可能。娜仁无语。不一会儿她又说笑开了，说她要过七十大寿，看那时候能不能骂得动。她声称嘴是福口，越吃越有，不能哭穷。这叫我觉得是蒙古古典吉兆文化的余绪。
        大家仍然都愿意和她相处。虽然据说她借钱不还四五年；虽然有人说她只会吃别人的，自己不请人。几个朋友时常回忆起十几年前几个人真红火咧。娜仁接住话说那会儿每人能喝一瓶酒，“鄂尔多斯”的，长脖颈，还挂着（开盖的）钥匙。她说直到现在还觉得没有红火够。有人说：你还想红火？没那个功能了。众人笑。娜仁道：手的功能还行了！众人大笑。另一个人说情感不行，手感还好。众人视为名言。娜仁在十多年前做了子宫肌瘤手术，故称（性）功能不全，只剩手的功能了。我那时还对她借钱不还的做法颇有微词，听此，大笑，释然了。有这一点逗人的本事，那缺点也可以很容易得到原谅。
        但是这种精神自足法终于不能长期代替现实的对比所生的压力，她终于生气了。2012年夏天，几个朋友相约去青海旅游，嘻嘻哈哈走的，却垂头丧气、别别扭扭回来了。听说娜仁为一些小事发火，说她被小看了。
        从青海回来后，她突然悄无声息，干脆不接电话了，开头是谁的也不接；后来只接我妻子的，也不出来。疏离的现实终于形成了？
        娜仁是在城市环境里实践蒙古式幽默辩才文化的人。在蒙古族传统社会里，辩才是很受重视的品质。娜仁在城里脱领导的裤子，那可是奇绝之事，换一个人谁敢那样！
        蒙古人被城市文化濡染，其性格似乎在走两条变异线路：一个是感染了农区人的谨小慎微和刻苦仔细，人们都尽量说话温和礼貌，谁如果说话冲，人们就会怀疑他喝了酒；一个是豪放豪爽，甚至不惜吹牛自擂，不拘小节，敢于自贬自嘲。
        蒙古式滑稽、幽默、驳难文化的出路何在？道尔计式的驳难文化，因为尖锐苛刻，早就显出了衰气，而娜仁式的粗豪却勾兑了城市化的精细，收效奇好。
        当然，娜仁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蒙古人语言艺术的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似乎还有阶层流动的意思在里边。
        记得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黄家也是我的邻居。黄家是准格尔旗蒙古族，但是不会说蒙古话。男的叫黄什么不清楚了，大家只称呼他黄四。他好吹，官场的逸闻趣事没有他不知道的，佐酒言此，你简直以为他是官场中人，实际上他是个农民。他好酒，加上点儿背，家境好久翻不起身来。后来孩子得了肾炎，日子更紧困了。我通过民族事务局，给他们解决了几百元补助。贫贱夫妻百事哀，二人时有不和，有年的正月初一，他们夫妻二人跑到我们家打官司，问谁对谁错，叫我们评理。我们劝解：大年正月初一，和为吉祥，何必呢。其妻道：看见他男人的大鞋子也恶心，不想过了，叫我妻子劝解了一通。正月初八吧，我和黄四在一个小角门旁相遇，我问好过年，大发财！他道：九八九八大家都发。那年是1998年，故有此语。不知为什么，这个情景铭刻我心。有年正月黄家请客，黄妻虽然家境拮据，但是手巧，用鸡蛋做成小肥兔模样摆成一盘，甚是有趣，油炸炸也脆脆的，好吃。黄四平时能说会道，这会儿却不会说了，叫我说开场白。邻居们在黄四家好好红火了一通。那以后，好多邻居们各自发达起来。黄四家却一直租房住着，没有起色。再后来那个地方拆迁，邻居们有的搬走了，有的上了楼房。黄四家从此消失了。他们的日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谁也不清楚。
        这两个蒙古人家一个玩疏离，一个不见了。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他们社会性掉队？难道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这两天和妻子盘点以前的老邻居，说起了神木家，说起了蒙古人家。我说为什么有的发达有的穷呢？除了黄四家，还有没有穷的邻居？妻子说还有一个姓郭的年轻人，汉族，好吃懒做，却找了一个漂亮的神木媳妇，成天喝了酒就大叫要杀人，因为他觉得周围的人谁也看不起他！
        我的心里轻松了一点：哪个民族里也有瞎人咧！看来离归纳为社会现象还有一段距离。粗豪的气质、荒诞不稽的说笑、不计后果的消费习惯、喜好闲散恬淡，等等特质，这是不是致使娜仁们掉队的文化心理特质？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
        三
        出于一种习惯，我一直对民族特质和现代化的关系进行观察、思考。阿斯哈村的首富原来是皮吉老汉，现在却换成了原来的贫困农民的后代。朋友老邱原是粮食系统的职工，他说自改制以后各忙东西十几年了，现在看那时候的同事，有的发了，有的穷得叮当响，而其中好多牧民的后代没能发达，境况不行。2012年，我们同学们聚会，振荣说他老婆的一个亲戚过去在西草地给一个蒙古人家当雇工，那是解放前；现在，那个蒙古人家的儿子在给原雇工的儿子当雇工，反客为主，打工者成了主人。他说这个事情值得思考。我一直记挂这些事情。为什么？两个神木人家和两个蒙古人家当然不会是诠释这个现象的足够的样本，但是或许可以找出一些了解事情本质的线索来。
        说法各有不同。
        有人说蒙古人和汉族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有别，一个是低姿态，一个是高自尊，这也是差异。这方面神木家似乎就是明显的例子。低姿态可以博得同情，可以避免冲突和对抗。前二年在一次宴会上，有一位校长自称是河南侉子，来此地三十年了，当过几个学校的校长。他给另一个乌盟籍校长满酒，笑着说：咱们本家喝一杯，因为骗子的总部在驻马店，分部在化德县。众人笑。这个校长口无遮拦，说他儿子前不久娶了个丑媳妇。众人道，按照你们地方的规矩公公还亲儿媳妇？众人大笑不已。这是个能够自我调侃的人，是个开心果。我很是稀罕，汉族人里这种粗豪的幽默人可是寥若晨星啊，还是河南人！我猜想，这个人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打出一片天地，还升到校长的职位，应该有其特殊的功力。形似粗豪而实际低位的幽默态度应该是跨越文化距离的一个武器。
        而不少蒙古人因为高自尊的性格而表现出阶层疏离感，不愿意接触发达的亲戚朋友和老乡，躲得远远的。我的一个蒙古族处级干部朋友给我告苦情说，他为了给蒙古人做好事，雇用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蒙古族司机。两年了，单位的其他司机给领导做这做那，提包子开车门，这个师傅却无动于衷，使他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估计他是在想：给你提包子，你自己没有手？我连我父亲也没有这样伺候过！更不用说你咧！你说明天有事，师傅你早点过来接一下。他会反问：有什么事？我反问：怎么？您有事呀？他这才醒悟道：不是，不是。因为这个司机我也认识，我就劝他好好珍惜司机工作。他凄然道，他会全力尽力，（但是）人家如果还觉得不行，只能回家么，没有办法。这个朋友在基层当过苏木长，说他在苏木的时候就愿意去汉族聚居的村里，人家领会领导意图快，不顶牛。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反思阿斯哈村的传统文化，有好些和主流潜规抵触的因素。譬如好说“狗和官信不得”，“对官不好屁股常烂，对狗不好衣襟老破”等谚语，那自然会使人恶官而躲官。牧民们在潜规面前更显无奈，很难跟进。潜规则是进城的阿斯哈牧民最难学好的。这是文化的糟粕，却也是现实生活的精髓。蒙古人崇尚正直，所以在潜规则面前怀有一种道德心理障碍：蝇营狗苟虽管用，但是不好，视此为一种羞耻甚至是罪恶。他们性格直拙，不爱求人，视溜须拍马为可耻，对权力有一种天生的疏离感，见官就躲得远远的，故办不了事。
        和人相处有没有黏的劲头，有人说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蒙古人都承认汉人乐于帮人，腿脚勤快。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资源进行投资，培植人情，以求将来能有加倍的回报。农民“织网”意识强，只要有点亲戚瓜葛就利用、强化。他们讲究良心，对办事的人永志不忘，而且时常表示感激之情，时刻准备回报，以此涌泉心理来扩张织网面积，强化社会关系。而有不少牧民却只是怨人不给办事，而办了事他们也不会表示感恩，往往做成一锤子买卖，拓展不了社会关系资源。农民以勤快、善解人意取得人们的依赖和信任，这是他们的利器。1993年春，我去朝代嘎查牧民阿穆尔计日格拉家。家里只有老汉一人，九个儿子都另家出去了，雇了一个刘姓汉族人，瘸子，五十多岁，能说半生不熟的蒙古话，好开玩笑，扫地、擦桌、倒茶，一会儿也不闲，管顶个好媳妇。刮山药皮刀子，主家不知在哪，刘给找到了，如同家人。那时，苏木为了防止外来人口进占草牧场，规定不让外来者下户口。但是这种人有人际渗透力，你能挡住人家几年？还不是被慢慢突破防线！
        即使在城市里也可以发现这种“家仆”现象。为了达到目的，有些人不惜做现代家仆，经常做首长家的粗活。为什么秘书、司机能得到好处？就是因为人身依附关系的建立和强化。人毕竟是感情动物，人家服务得多了，自然生情，感到欠了人家的，于是设法回报。现在，社会活动能力强的人家都有这些帮忙的亲戚和外人，平时提供无微不至的帮助，到一定时候，这些城里人就会帮忙，给找工作，给转正。这些“仆人”有缠劲。他们的口头禅是人托人，扳倒山。城里有权有势的亲戚帮助农村亲戚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必须为他们的老人和家庭付出过，比如伺候过老人，看过孩子。这就是恩惠机制的作用。
        农牧民进城后首要的一条是要重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谚语说绳子靠搓劲，朋友靠帮忙。在城里，原有的初级群体关系，即儿时的伙伴、亲戚关系已经没有了，就要经历恩惠体制的重塑；要修复互助体制。据说下南洋的广东人最初就是凭借和当地的官员搞好关系，形成互利体系，才得到帮助和欢迎，得以立足的。但是好多牧民的疏离感和散漫质朴，使他们预计不到社会关系的节点。所谓的节点就是关乎今后关系的那个关键点，比如人生大事特别是婚丧时点，更是检阅和筛汰人际关系的一个节点。可是有些人不明白这点，只看眼前，心疼那两个钱，不会为将来的社会功效投资。汉族人有守灵之举，铁哥们就共同守灵，夜以达旦。蒙古人却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在汉族人居多的城市里易被筛汰出局，认为不是铁壳关系。阿斯哈村的韭菜花感叹道，在她给女儿过十二岁生日时，过去在单位的姐妹们，汉族同事都来了，蒙古人却好多没来。事后，那个不到场的蒙古姐妹竟然还打电话叫她代交话费，真的能说出口！
        还有苦累观的不同。农民能吃苦在前，不怕苦和累；有恒心、韧性，钻研技艺，有用的就学。一个农民用下颏指着汩汩流动的渠水说：唉，我们受苦人，就不能怕受苦，这苦（力气）就和这渠水一样不住气流着，用不完的。这是农民的受苦观。
        而阿斯哈村的道尔计说，牧民从来就是放牧出身，最重的活儿也就是饮羊什么的，根本不像农民，成天锹把子不离手，和泥土打交道，成习惯了。进了城，叫我们成天垒墙和泥背砖，谁能受得了！这是多少年的生计特点造成的习惯，不是懒惰的问题。牧民一直好喝砖茶，慢慢地啜饮，鼻子渗汗，两颊流汗，稳稳坐而谈，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如此好好发一顿汗，浑身轻松，可以做活、上路了。城镇里不行，就着开水赶紧吃点饼子，忙忙就走。他的这番话也有道理。问题是在城市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条件下，农村牧区的人只能做那些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苦、脏、累活儿。你不和泥水、砖头、锹头打交道，还能做什么？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牧民不勤快，懒惰，不会挣钱。笔者的哥哥说，牧民追求消闲，只要舒服就行。农民则爱琢磨事，什么也做着看看，反正可以学到手艺。笔者的三叔说，农民什么营生也做，捡破烂也能生存。牧民没有那个辛苦，而且眼光不远，就看眼前。而农民则会想，这以后会怎样？会变化吧？汉族谚语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辈子穷。而牧民却认为走在哪一步算哪一步吧。有个蒙古族干部说他从来不考虑娃娃以后的出路啦安排啦，所以孩子就没有安排好。这是计划不到的问题，不愿意费脑子，不爱求人。这种人还不少。
        消费习惯也是一个差异性因素。1998年，笔者问布尔陶亥乡跑扶贫项目的干部，为什么你们说那地方蒙古人的生活不行？他们几个人说了几个原因：一是懒；二是不愿在人下走，个性强；三是过日子不仔细，会挣不会花，大多数是吃了喝了，不会存。
        布尔陶亥乡的蒙古人自评：我们这儿的人爱吃，吃喝的开支大。人家（汉族）是节省下来盖房子。人家有辛苦，肯干，不嫌劳累。
        2010年10月，我在鄂托克前旗的一个苏木意外碰见清朝时期的抗垦领导人丹皮勒的重孙奇某。他原是包头电机厂的技术员，后来考公务员来到了鄂尔多斯，分配到那里任副镇长。中午吃饭的间隙，我和他攀谈了一会儿。他看着外面拉运小粮仓的车队说：牧民杀一只羊是很平常的事。镇里每办起一个新食堂，他们全家就专门过来吃新鲜。这不，牧民来这里办事，中午就会在食堂买饭吃；而农民多半会赶回家里吃饭。他们的副镇长杨某去市党校学习，牧民讹传为杨要调走，于是这个请，那个叫，杀羊，喝酒，轮流多达二十多户。农民杀一只羊，那可当成大事，比如盖了房子；还要把该请的人请得全全的，一下子过。绒毛价格上来，牧民就喝“河套王”；价格下去，就喝便宜的乌海白酒。消费习惯大不一样。他说这个镇有8000多人，80%是蒙古族。有50多人写诗，自费出版，请人庆祝，搭上哈达赠人。每家有两千多亩草场，50-100亩水地（亩产玉米700斤），300来只羊。好多汉族人会说蒙古话，起了蒙古名，只不过冠上姓，比如白格日勒图。这些人处境尴尬：汉族人认为他们是蒙古人；蒙古人认为他们是汉族人。
        说起城里的生活，他说牧民进了城，还是吃酥油、手把肉，那开支肯定大。在牧区，这些都是自产的，感觉不到。但是到了城里，那可是要真金白银来换的，价格昂贵，自然开支大。
        对挣钱的欲望程度自然也是个重要因素。取笑贫困户的一个段子里引用他们的苦乐观，说：你看他们（富户）富足，那还得猛受苦；我虽然贫穷一些，但是不受苦。这虽然是笑话，却透露着生活哲学的大不同：人生辛苦的目的是为挣钱还是为享受快乐？
        2009年，我从上海往杭州走，搭的杭州市一个做蚕丝生意的年轻人的车。他一路兴致勃勃地说他的发财故事，说得我们了无趣味。想问问杭州的人文故事，他往往一句带过，还是回到发财挣钱上。我说，你除了挣钱，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他愕然地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挣钱就是智力游戏，就是趣味。我们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没说话。看来是碰到了一个挣钱机器人。
        这个贫困户和年轻老板的态度显然居于发财动机线的两个极端。那么在动机线的哪个刻度上算是适度的呢？
        以上这些特质，对进城的蒙古人的发展肯定会造成影响。
        实际上，学习能力的高低可能是左右社会流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1988年，我给当时的一位喇嘛出身的牧民企业家写典型材料，他说：蒙古人就什么也做不成？喇嘛人光坐下吃？他绝对不信！但是不可否认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加才能是更强大的力量，德才兼备是恒久的立身之本。在这个强大的社会淘汰机制下，这位喇嘛人还是因学习功力欠缺，企业最终破产。他复归寺庙，披着袈裟念经，今年已经近八十岁了。当然，学习还得自信，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性格特质里蕴藏着这个社会急需的珍贵元素。诚实不好？大家都做鬼，怎么活人？我的一个汉族领导认为蒙古人忠厚、诚实、直爽，这是优势，有谁不这样就不是好蒙古人。也倒是这个理，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乐观，需要的是全面的文化自觉，进行一番多层面的文化审计，深思熟虑后再做定夺吧。
        把上述各种看法罗列出来，也可谓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大致框架：
        勤奋与散漫；
        高成就动机与低成就动机；
        对待人际关系的黏性与疏离感；
        节俭与积极消费；
        学习、积累、坚持不懈与浅尝辄止；
        严谨精致与粗豪放任，等等。
        或许就是这些因素的搭配和组合，决定和影响了个人和群体的命运轨迹。差距的产生可能就是这些特质长期作用的结果。
         不过这仅仅是破题，是文化性格淘汰机制的初步探讨，要准确回答的问题，还得继续深入探讨吧。前几天我偶然碰到好几年不见的娜仁，为了全面真实地弄清事实背后的含义，就问她：你那年去青海，为什么情绪不好？她似笑非笑地说她当时有高原反应，身体痛苦；再就是更年期反应吧。那么后来为什么不和同学朋友来往了呢？她说在看孙子，正在三年潜伏期里。说得我浑身无力，觉得她说的背后原因和我的分析简直背道而驰，不挨边了。所以呀，事情很复杂，不可妄加评断，乱给定性。只能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再继续做客观理性的分析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