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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一代，既不是在万邦觏拜君临下的陶然自得，也不是在虚幻虹影拼杀中的盲目驰骤，而是既有守典效法的殚精竭虑，也有文攻武卫的励精图治。其中不难窥见蒙元廉政文化的建树。 一、蒙元廉政文化的独特渊源 一种文化的积淀与形成，必有其发生发展的根本渊源。纵观蒙元廉政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表现形态，从不同维度和层面可以大体概括出宗教、军事和中原三大渊源。 首先是宗教渊源。蒙古部落自古敬畏天地万汇的大自然。因为他们认为自身发展壮大的一切都是由于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大自然的恩赐。在蒙元历史的开启时代，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民族就信奉萨满教而敬天，以至专门设立了别乞制度。由上天旨意到人间是一切宗教的通道，也是信众的通识。成吉思汗的天力论不仅成为他本人的精神支柱，更是整个部落社会统一的精神支撑。人们笃信胜败、顺逆、取舍、生死等都是上天的意志使然。你若对天不尊不敬，就要受到天神的惩罚；相反，你从逆境转为顺境，那也是上天的安排，是天意。因此，成吉思汗兴致勃勃倾听长春真人丘处机为他授道。他任用的重臣耶律楚材也有名号湛然居士。每次的出征、聚首也都伴之以一定的宗教仪式。看着那苏勒德的象征，无不令人心旌摇动。“宗教仪式加强同一祖先的血缘意识，进而考虑到这对他的帝国存在都有重大意义。”①到了元朝，忽必烈不仅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天力论，更是儒释道同兴，他起用的藏春散人，即子聪刘秉忠也是道家高人。可见蒙元一代与宗教的不解之缘。这样，宗教的善恶之别、对错之分；正义与邪恶、弘扬和阻抑就充斥了整个社会。人们的举止言行都心照不宣地具有了这一公认的前提，都从宗教中得到了暗示。比如对上帝的虔诚引申出世俗社会的诚信。虽然后来在蒙元社会里政治的地位优先于宗教，但宗教一直没有隐遁。英国历史学家道森说道：“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他在东方和西方的所有后裔历代都遵守了这项原则。”② 其次是军事渊源。由蒙元社会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发现，从迁徙游牧的简单生存活动，到部落之间对生产生活资料的相互争夺，再到对征服地区的分封占领，最后到对国家改朝换代的统治，蒙元一代走过的是一条弓弩铁骑、守祖固业的军事本位路径。其特征是以治军为启蒙发端，实现了其后的治人、治政、治世的高度统一。如果说天力论是蒙元廉政文化历史渊源的一种宗教出世情结，那么，这条军事路径又成为蒙元廉政文化历史渊源的一种入世情结。成吉思汗一建大帝国，就将以军事命令为主要内容的习惯法的“约孙”上升为成文法的“大札撒”。军事命令就是大札撒的原型，被后世视为国宝，掌握在汗室贵胄手中秘而不宣。军事制度、军事命令也是廉政的雏形，军事的特点是敌我、是非分明，良莠了然，军纪严明，非此即彼，处置不容分说；看似简单粗陋，却也实用有效，应用到治政上就是所谓的铁腕。从无定制的部落社会到有定制的乌鲁斯社会，再到“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的蒙元一代一直没有丢掉这个铁腕。 第三是中原渊源。忽必烈入主中原后，面对的是历经319年的大宋王朝的广土众民。宋代是一个人文底蕴深厚，儒教理学根深蒂固的社会。虽然蒙元王朝要极力按照自己的套路革故鼎新，但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在这里，来自漠北的工具理性与中原的价值理性发生着尖锐的碰撞。最后，他不得不从开始的拒儒排汉到后来的兼容并蓄，效法前朝。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蒙元的行政章典、吏治规范、廉政律令等必然成为南北皆通、蒙汉兼有的产物，蒙元的廉政文化自然也就打上了中原渊源的烙印。 二、蒙元廉政文化的时代体现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必然是适应当时社会和体现那个社会国计民生和风土人情的产物。它并不仅仅是停留在精神心理领域，而是体现为一种具体而客观的作用过程。 其一是刚正严明的军纪政纪。人们在谈到成吉思汗的成功以及蒙元一代的开基立业时，总会归结于他的军事天赋与才能，说蒙元的军队能征善战，总打胜仗，因此才征服了所有的部落和邦国。问题是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够能征善战，总打胜仗？那我们就再细察一下，不难发现这支军队有严明刚正的军纪，这可以说是成吉思汗军事天赋与才能的一个体现。在蒙元时期，马是一种特殊的军需物品与设备，草原又是为这种军需物品与设备提供物质保障的，所以蒙元的军纪规定，盗马为重罪而要遭到重罚，放火烧毁草原更是要被判死刑；军纪还对徇私舞弊予以严惩，规定了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私藏战俘和逃奴、私自给囚犯衣食都将被处死；在征战中，如果战胜了，战利品要共享，不准据为己有；战败了，要重整旗鼓反攻，如果弃战而逃，就地正法。1202年，成吉思汗讨伐宿敌塔塔尔部时获胜，成吉思汗的三个叔、伯父将战利品掠为己有，成吉思汗派人全部没收。此外，军纪对捕猎也有明确的规定，即使为补充军粮而猎，也要有限度。在全民皆兵的成吉思汗时代，一切活动皆服从于军事活动，军纪既约束军队，也约束大众，同时还是一种鼓励，造就出一种逢敌必战，逢战必胜的勇武精神。到了元代，军政一统的格局依然存在，军纪政纪愈发彰显。“在确立元朝政治结构的同时逐步成为统治阶级治政的原理，也作为伦理规范予以重视。”③他们把大札撒刻在铁板上，在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仪式和场合中，“从铁柜中取出来讲读。闻者当作训诫，成为惯例，认为是极严峻的事。”④元一立朝就编了《太祖训言》，虽然它掌握在汗室贵胄手中秘而不宣，但在当时那种神秘主义笼罩的社会里，正对约束着他们的行为起到相当的作用。元代的政书有《元典章》、《大元通制》、《经世大典》、《吏学指南》、《宪台通纪》等，甚至还有《庙学典礼》，可惜大部分完本皆佚，如今只有《元典章》和一部分《大元通制》。《大元通制》是在元仁宗时命拜住、曹伯启等廷臣集世祖以来的法令、案例2539则，含断例717则、条格1151则、诏赦94则、令类577则。现依其所存，仅能定名为《通制条格》。所有这些都是由原来的军纪政纪派生出来的。军纪政纪有赖令行禁止，治罪和惩戒，赏罚分明。元宪宗曾遣阿兰答儿、刘太平等人前往中原“钩考”，清查积账，严惩恶吏贪官。1303年，忽必烈之孙，第八任大汗铁木儿一次就撤了18473个贪官的职务。 其二是务实纯朴的政风民风。天地万物的自然情怀与征战取胜的实得效益深印在蒙元一代的思想意识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惟实而事的思维取向。在军政合一，全民皆兵的成吉思汗时代自不必说，就是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也一概如是。面对中原社会错综复杂的结构体系，尤其是针对那些抱残守缺的宋朝耆宿遗老的高谈阔论，忽必烈断然发出“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和“务施实德，不尚虚文”的号令。同时感到蒙元社会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弊端，便采纳有识之士的谏言，顺本末，重农桑，而且专设农司，巡行郡邑，察举勤惰。实现其“选人以居职，领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⑤的政治抱负。汗皇权臣们不仅倡导务实清廉的政风，而且率先垂范带出了纯朴民风。史书称蒙哥大汗“御群臣甚严”，不仅每日命必阇（音舌）赤耶律铸常伴左右以将众臣功过优劣分记入册作奖罚之用，而且对有功之臣也专门下旨训诫曰：“如果汝辈得到朕的奖谕之言，从此就得意忘形志气骄逸，那么，灾祸能不随之至乎？汝等诫之！”《元史·宪宗纪》说他“凡有诏旨，必亲起草，更易数回，然后行之。”包括他整肃后宫，大得人心。《元史·仁宗本纪》载，“近侍言贾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饰以珠玑，生民膏血，不可轻耗。’言者惭而退。”史称拜住“振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之务，杜侥幸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英宗倚之，相以励精图治。时天下晏然，国富民足。”⑥诚实守信构成蒙元社会的优良传统和普遍意识，建立在彼此忠诚与信任基础上的道德持守类似于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形成蒙元人诚实守信的性格特征。为诚信而友，为失信而敌，成吉思汗可以因襟怀坦白而宽恕射伤其项的只儿豁阿歹，并给其改名为箭镞之意的哲别；但没有饶恕企图卖主求荣的札木合的部下。出现了光明磊落的张雄飞；做官越大越穷的董士选，因为他每任一官，必卖先业田庐为行资，故老而益贫；还有修养著作等身的特拜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不胜枚举。也流传出诗人白朴“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的质朴诗句。 其三是开明宗义的举贤任能。从历史进程考察，蒙元一代是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一代。面临诸多革新和守旧的尖锐问题，要稳步推进这种社会的大变革，光有铁腕式的军政一统也是难以实现的。而是需要根据不同历史背景、甚至不同生活习性文武兼施，区别对待，做到统筹考虑，安民治政。为此，他们不拘一格，不分宗族民族，唯才是举，知人善任，起用重用有识之士为国效力，一时传为佳话。所以，蒙元一代，既不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明君，也不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人。成吉思汗起用畏兀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创制蒙古文字；起用唐兀惕的弓匠常八斤传授制造弓箭技术，倾听汉族的长春真人天道好生恶杀，要敬天爱民，爱惜生命，清心寡欲，固精养神，只有经略得当，才可终成霸业的忠告。军事上视木华黎为己车之辕，己身之臂。更是起用契丹人耶律楚材不离左右，为其出谋划策。针对民众反映郡县官吏的横征暴敛，耶律楚材奏请成吉思汗：“禁止州、郡任意行事。非奉天子印书，不得任意征发。”⑦使吏治腐败及时得到遏制。耶律楚材的宏才大略常招致弓匠常八斤的贬损，耶律楚材即以“治弓要用弓匠，治天下要用治天下匠”反驳，更得成吉思汗赏识。对这位人才，成吉思汗给予高度评价，甚至向太宗（窝阔台）说：“他是上帝赐给我家的。以后，军国庶政完全可以委托给他。”⑧所以，在成吉思汗身后，这位南国之臣继续得到重用。死后有人嫌他相位敛财，也查了，结果除了书画、遗文千卷，别无其他，令诬陷者汗颜。忽必烈时弘扬成吉思汗任人唯贤的民主风尚，起用藏春散人刘秉忠为元朝确立管制、刑律乃至兴学等，刘秉忠“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说法，与耶律楚材同出一辙。他还起用守成宪的刘正，重用安民惜力的董文炳、董文用兄弟，而且还重用客卿。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供职长达十七年。这说明，只要为民着想清廉勤政，为君出谋言之有理，为国效力励精图治，都可以委以重任，得到重用，他们的治国理政建议就会被采纳。正是由于有这么一杆人辅佐朝政，蒙元一代才荦荦大端地维系了163年。 三、蒙元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挖掘蒙元廉政文化的历史积淀，既可以丰富成吉思汗文化、蒙元文化，乃至草原文化的内涵，又可以拓展它们的外延，而且蒙元廉政文化本身作为这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这些文化的研究开启了新领域，达到了新境界，对深入挖掘和打造这些品牌文化具有重大价值。 蒙元廉政文化的建树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具有启迪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蒙元的廉政建树，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以同一种理念看待蒙元廉政文化的本质属性。比如，大札撒就是一种典型的、规范人们知行的制度文化。它与人们敬天仰神、忠君效国的精神持守和身体力行、稻粱以谋的现实身份有机地融合为一种价值体系，既维系着蒙元王朝的统治，也支撑着蒙元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那些简约明了的惩腐律令，使执法者便于做出判断，使罪犯无可狡辩，其震慑力之大令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一旦触及，就得吞下杀身之果。务实和纯朴使事物简单明了，把定下的制度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一目了然，便于公开监督。把执行政纪也视为诚信践诺的美德，无需绕弯子，兜圈子，直来直去，既把握原则而关照人文，又灵活机动而不徇私枉法、营私舞弊，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教条，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勤政与廉政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廉政寓于勤政，勤政显于廉政，勤而不廉或廉而不勤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悖论。 由蒙元廉政文化折射出的元亡之鉴对今天的廉政建设也具资治价值。物质的丰富使元朝的统治者生活逐渐奢华起来，同时也使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开始激化。在公元1308年至1333年的二十五年中，元朝更替了八个皇帝。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统治者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赋税，民不聊生，民怨四起。末代可汗妥懽帖睦尔十三岁在擅权乱政的背景下当上了傀儡皇帝，亲政后，在有作为的丞相脱脱的辅佐下，曾一度励精图治，甚至改年号为至正，以示拨乱反正，但后来也沉湎于宫廷享乐，骄奢淫逸，不依祖训甚至背离了祖训，怠于朝政，在庸官昏吏的把持下，致使吏治败坏，还听谗言除掉了脱脱，最后再无回天之力，大元朝只有走向灭亡。从元亡的现实吸取历史教训，不论哪个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论谁治理国家，民治思想不到位，就出现腐败，政权就岌岌可危，日益走向腐朽。
参考文献 ①〔日〕小林高四郎著：《成吉思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107页 ②成吉思汗研究院：《成吉思汗研究》，2008年，第2期，第48页 ③〔日〕小林高四郎著《成吉思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106页 ④同前，第105页 ⑤王为国主编，《新资治通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三卷，第483页 ⑥同前，第一卷，第597页 ⑦〔日〕小林高四郎著，《成吉思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133页 ⑧同前，第132页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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