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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第一届水土保持专业的毕业生；
他，是生态政策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他，吃了熊心豹子胆拿下了世行贷款项目；
他，怀着一颗做事业的心干成了三件大事；
他，被水利部整版报道：地球医生韩学士；
他，拓宽了脚底下的路，圆了贫困娃娃的上学梦。
2020年10月8日上午10点，我来到了韩老的家里，多次拜读他的大作，多次听到他的大名，今天第一次见证真人，在多云的天气里，我的心情却无比灿烂。
1983年出生的我去见1938年出生的老同志，聊起来，原来大学都是海淀的八大校之二，一个林学院，一个钢老三，都是因为工作来到了这里，在这奋斗，不免有一种默契和喜悦。坐到我面前的这位82岁的老人，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记忆超强、谈吐不俗，我们一聊就是4个多小时，中间没休场，与其说访谈，不如说是在听一堂课，讲者娓娓道来、滔滔不绝，听者如痴如醉，受益匪浅。
大学收获了爱情，大学确定了专业
采访人：韩老，您的老家是河南的，1958年参加的高考，河南的人又多，在那个年代是不是竞争力很强？
韩老：那是当然啦，别说高考，就是高中竞争就很激烈，我读高中那会，两个县就一个高中，那一届才两个班，一个班40多人，我那会儿上的还是本科，考的是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一上就是4年半。
采访人：四年半？为什么还多出半年来？
韩老：因为刚上学就响应国家号召，知识分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呆了半年后回来上课，在1963年2月我毕业了。
采访人：每个人经历都有许多偶然性，但也是必然性，这些偶然和必然的开始与到达令我们惊奇。我听说您是我们国家第一届水土保持专业？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韩老：我当时填报专业时候有意向去西北大学生物系，后来看到大森林做的广告，我又对森林好奇，对那些老虎豹子感兴趣，然后我就报了北京林学院。
采访人：呵呵，森林没去了，来沙漠地带了。
韩老：是的，我当时报的是林业专业，后来被调到水土保持专业来了，听我们辅导员说，水土保持专业的学生都是林业里功课优秀的，然后我就来了，也是两个班，一个班20多人，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我收获了爱情，老伴是同班同专业的。
这里民风淳朴，是个留人的地方
采访人：那您是什么时候来鄂尔多斯的？
韩老：我就是毕业后来的，1963年2月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教育厅把我们分到水利厅，水利厅就把我和我爱人分配到了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伏路水保站，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一辈子。
采访人：家在河南，老母亲也在河南，想没想过离开？
韩老：说实话想呀，也打过走的念头，曾经有三次调离的机会，一次北京林业大学要调我、黄委会要调我、中国林业局要调我，都没走成，领导惜才，印象很深，黄委会调我的时候，当时的伊克昭盟老书记陈启厚讲到这样 一句话令我感动：“现在水利局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你，你走，我可不给你办手续”。这句话算是留人最硬的理由了。
采访人：韩老初来乍到，对这里的印象如何？我是2010年5月从青岛来这里的，从东走到西，越走越觉着荒凉。
韩老：2010年已经很好了，1963年那会儿我来这，连地图都没看，什么样不知道，到了呼和浩特市我就觉着真是到了少数民族多的地方了，车站的人穿着白皮袄，胸前是黑乎乎的，并且一股子羊膻味，我们就是在这种印象中来到了准格尔旗的伏路水保站，我们叫试验站。站里人不多，我和老伴算在内，就五六个人，当时站长特别好，他是从抗美援朝回来的，战场上是班长，我们一来都是大学生，站长没架子，给我们的屋子糊窗户纸，从椅子上摔下来，把脚都摔伤了，我们来了负责技术，基本90％以上的意见站长都采纳，你说咋干就咋干。领导好，管宏观，我们负责具体的技术。当地人也好，那时候的人呀，真是淳朴。有一个老太太拎着一篮子鸡蛋进门，在门口蹲下，我们就和她老人家拉话，老人家瞅着屋里大学生，说了句，哦，原来女大学生长这样，临走，我们让把鸡蛋带走，老太太就说，我就是过来看看大学生长啥样，鸡蛋是留给你们吃的。在20世纪60年代缺吃少穿的年代，当地群众送来一块猪油，我们都不知道人是谁，临走摞下一句话：你们吃个哇！
采访人：当时幸福感是不是很强的？老百姓稀罕，国家重视？
韩老：确实是，当时国家重视，周总理要成立西北水保建设兵团，内蒙古是师部，伊克昭盟是团部，召了一批人，我们这就叫试验站。当时，我们的获得感是很强的，一个月工资是47元人民币，那个时候鸡蛋才4毛8一斤，也可以这样说，领导器重，百姓稀罕。
初始这里环境恶劣，但是我们无怨无悔
采访人：那您回忆一下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韩老：住的很艰苦，当时住的房子比现在的监狱还差，一进门就上炕，灶台在一个角落，两个人都转不开，外面就是风沙大，作为外乡人，出行是最大的麻烦，去包头买票，四点多起床去，买不到票，一过黄河那就是飞沙走石，根本睁不开眼，那时候客车是敞篷卡车，时间久了，冻得根本就站不起来，东胜现在的欢乐谷是原来的老汽车站，东胜沙子比达拉特旗的还大，伸手不见五指。记得1968年春天，我从伏路站到东胜，就是水保大院，推门推不开，被子上都是哗啦啦的沙子，山药窖上的木板子一下子就会被大风刮走，东胜街上，都是一个接一个的沙包，荒凉的厉害，连一个篮球场大的空地都没有。有一次伏路站到沙圪堵，走在半路就走不动了，风沙大的无法行进，我只好钻到老乡家的柴火垛里躲了两个小时。那时候山瘦的就像老母鸡的鸡爪子一样，真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老百姓就讲：“地不动，紧着种，种一坡，收一箩”。紧着种，就是苗出不来，老被沙子埋了，所以得反复种好几次。
采访人：之前听过一个词，叫水瘦山寒，我今天才深刻理解山瘦是个什么概念？老母鸡的鸡爪子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韩老：就这么个条件没有任何怨言，无怨无悔。
李阿姨（这个时候韩老的老伴儿走过来）：国家号召我们去哪里，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我们都在想办法怎么样能把工作做好。
韩老：你阿姨是天津人，从没有下过农村，硬着头皮坚持下来的。
一颗红心向党，潜心做好科研
采访人：当时是怎么开展的工作？
韩老：在这样一个山沟里，我们自己加码。当时从伏路水保站到东胜就看到这山红白相间，像五花肉，就给老师写信，问这是什么土，当地人叫砒砂岩，也形象称它羊肝石，我们就自己立项目，你李阿姨就立了《生物治理砒砂岩》，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河南一个人不足一亩地，这里地广人稀，只要把土地利用起来该是多好呀，第二个项目就是针对风沙大的问题进行思考，立了一个《柠条林网田调查》，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就住在现场，那个时候没有帐篷，只有雨衣，越是风沙大的时候，我们就跑在外面测风速、对沙子流动进行研究，对柠条固沙效果进行评估。
对于水土保持到底流失多少我们又立了一个项目《水土流失规律研究》，因为这地方旱，一到夏天，山沟里又流水，我们就又研究了《山地小股水流利用研究》，一是利用水资源，二是控制水土流失，发展生产。当时没有生态建设这个词。
采访人：我们国家生态文明这个词是一个农业教授提出来的，叫叶谦吉，他也是在一次农业座谈会上提出来，1987年，那个时候在农业领域有一定的反响。在60年代，这个词都没有提出来呢。
韩老：我们这项目，也可谓一波三折，1967年项目叫停，1968年科学大会召开，1969年又被重视，内蒙古科研处讲，这么多年没看到这些个项目，这才是真金白银的。
采访人：这几个项目有得奖吗？
韩老：有的，《生物治理砒砂岩》获得内蒙古科技成果三等奖，《沙棘遗传改良系统研究》实际上就是讲的沙棘治理砒砂岩，我们和中国林科院黄泉教授合作，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
说着说着，老人家拿出一本砖头那么厚的一本书叫《鄂尔多斯水土保持》。
韩老：这是初稿，还在修改中，要公开发表的，这是鄂尔多斯水土保持的技术总结，共70多万字，翻开书，专有一章就是我这一生参与和主持的项目，一共44项，书里有图有表，有计算公式，有构建模型，这就是我对鄂尔多斯水土保持的技术总结吧，对水土保持有帮助的，拿上它可以直接操作了，该说明的都说的很清楚。我没想别的，我就是想给水保人留下点经验。
怀着一颗事业心干成了三件大事
采访人：您在工作生涯中有哪几件难忘的事？
韩老：我这工作一辈子难忘三件事：小流域治理，沙棘试种成功和世行贷款项目。我一样一样讲。
先说小流域治理，在说小流域之前，我想结合我们的政策方针来说一说。20世纪50年代我们提出了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方针政策，60年代初，伊克昭盟第一书记暴彦巴图提出了生态建设七字诀：种树种草基本田，70年代中期，盟里又把攻水治沙列为政府的议事日程，1978年开始的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农林牧水综合治理，80年代三种五小在五小里，小流域治理算是其中的一小方针政策，当时的马丕峰盟长和柠条盟长王玉真对于生态建设贡献特别大。因为有一次我做了《伊克昭盟水土流失积极防治》的材料汇报，让马盟长看到了，当场就说提的好，让我去参加内蒙古的一个水利大会，我当时就汇报了，后来刊发在报纸上，再后来就把它列为“三种五小”的其中一小，小流域治理列为方针要全面综合治理，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在果、农、林方面都要有，后来全国都提，我们是提的比较早的。马盟长为了推开这项方针，专门在达拉特旗耳字壕水保站召开水土保持工作座谈会，然后又去参观村民郝挨洞家，推动户包小流域治理（小流域治理和责任制一同提出来），再后来就是大流域治理再后来发展到区域治理（以县域、城镇为单位）再后来80年代后期全面推广，典型就是准格尔旗的西黑岱（现在称巴润哈岱），它是黄河小流域治理的一枝花，我可以这么讲，国家有个塞罕坝，咱鄂尔多斯就有个西黑岱，我们现在应该对这个地方的生态效益做个总结评估，不光评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地方现在特别漂亮，成了旅游区，准格尔旗人都叫它百里长川上的璀璨明珠，这个小流域就是百里长川，西黑岱就是这个明珠，我在这里种了8万亩油松，4万亩灌木，现在都是郁郁葱葱的，非常漂亮，这里是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现场教学点，东有西黑岱西有暖水乡，小流域治理都不错的，我们从小流域治理变成大流域最后发展到区域治理，现在水土保持治理率高达60％，在60年代还不足10％。建国初我们的输沙量是1.9亿吨，输黄泥沙总共16亿吨，我们占了1/10还多，粗沙占到黄何总量1/4，我们现在总输沙量不足1亿吨，减少了一半多。可见在这方面下的功夫。90年代我们又实施了两翼一体战略和3153工程，其中一翼就是水利水保，这战略是陈启厚书记提的，这个政策比三种五小更具体，已经具体化落实到户，对推进整体建设和农牧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990年5月8日，盟里专门有个文件叫《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决定》，明确水土保持治理是伊克昭盟当前和今后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方针，再后来由夏日盟长提出了“三开一治一转换”方针，里面的治理就是国土整治，所以，我在《鄂尔多斯水土保持》这本书里写道：“小流域治理是实施伊克昭盟三开一治一转换经济方针战略和近期四项奋斗目标的主要任务”，再到2000年，我就退休了，刚一退下来，我就又参与了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的战略方针的制定，再后来你就清楚了，有很多的方针政策都出来，我们的底线就是守住绿色，牢牢抓住生态建设这条线。大的主线就是国家政策，小的主线就是鄂尔多斯生态方针政策，一个中心原来就是要发展生产，所以，你看，现在之所以有生态蝶变，主要原因就是政策一脉相承不管哪任领导上台，都是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最大的共识就是植被建设，这是伊克昭盟最大的基本建设，后来咱们叫生态建设，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很重要，实施政策的延续性就很关键。另外一个就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曾经的阶级斗争、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我们就要向土地要粮食，毁林开荒，把草原破坏了，土地沙化了，70年代还有一次开荒，我跟着自治区哈伦厅长去调查，到伊金霍洛旗珠兰敖包这个村子去调研，这个村子就一头毛驴，一户人家四口人就两条裤子，除了一个石碾子和一条破棉被外，再没东西了，土地沙化退化这里住不了人了，整个伊金霍洛旗都是沙子，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态蝶变不仅仅是领导政策延续，还有农林牧水等各部门以及各族人民群众等各方的共识和努力。
韩老：我再谈谈种植沙棘这件事。其实，沙棘试种成功是在1978年，1980年后大量推广，我们由三种五小方针到了张文斌当盟长的时候就变成了四种五小，多出的那一种就是种沙棘。
采访人：你们怎么就想到砒砂岩的克星就是沙棘呢？请您讲讲背后的故事。
韩老：确实是偶然。一开始，我们为了治理砒砂岩，把当时的树种进行了试种，比如杨树、松树、杏树、沙柳、柠条等，但是发现这地方杨树、松树、杏树都不行，草可以，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们在德胜西圪秋沟发现了几颗沙棘，无独有偶，正在这个时候水利部钱正英部长发现了沙棘在陕北长的不错，就提出一个口号，“用沙棘作为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突破口”，这个口号提的恰逢其时，我们就开始试种，结果1978年就试种成功了。1979年我们就跟黄委会要项目，黄委会不信啊，不给签合同，不给钱，提出条件来，如果闹不成怎么办？我当时担保说，闹不成我的工资就不要了，那要闹得成呢？黄委会答复，闹得成就在你那开现场会。
采访人：那现场会开了没？
韩老：当然开了，1993年9月底，全国沙棘现场会就在东胜鄂尔多斯饭店召开了，当时全国30个省（当时还没有海南省）正厅长全来了，全国七大流域的一把手、全国水利部所有正司长都来了，这个大会是国家水利部部长牛茂生刚上任一个周开的第一个会，内蒙古党委书记千奋勇、伊克昭盟陈启厚书记都参加，当时很多人对于砒砂岩这个地球癌症的地方还能长沙棘不服气，黄委会主任（宫时阳）待确认，这些大牌专家也不相信，等他们看完了之后都服气了，然后全国推广，一直推广到黄河河口山东东营，我作为专家去给指导。
韩老：接下来我再谈谈世界银行贷款这档子事。你也知道，我们在七八十年代资金困难，要想治理需要资金的，我就跟黄委会要钱，当时，咱和黄委会水利司关系不错，那时候联系就是打个电话，或者跑一趟，交通不便利，能不跑就不跑，靠电话沟通，结果有一天那时1990年9月份，水利局办公室有人找我，说黄委会水保司项玉璋给我打电话了，我打回电话去后对方说：成天要钱，现在有钱要不要？世行粮农开发署贷款支援贫困地区搞项目，我们也没要过，你要不要？那意思就是黄委会也没花过世行的钱，当时，我们水利局就在盟委的对门，盟委就是现在的蒙医院，我就跑过去了，我要找陈启厚书记，当时陈书记在开大会，顾问王玉真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问，你作甚？我说找陈书记，有笔款子咱要不要？王说：什么款子，我说老外的款子，他听完就让我在他办公室等，他跑到礼堂，当时陈书记正在主席台发言呢，王跑上台，陈书记停下发言就问什么事，王说老外要给钱，就这样，陈书记把会开完马上过来，我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说了，陈书记听完，就给我说，明天你来这。到了第二天，盟委重要领导都在了，人大的政协的，人民银行行长等，这个阵势真是把我吓着了，他们要求我把原话再复述一遍，我就把项玉璋处长的原话说了一遍，世行要给钱，做水土保持，这钱黄委会问我们要不要？他们也没要过？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当时呼治安盟长就盯住我问：这个钱从哪来，你得给我说清楚？你可不能给咱伊克昭盟闹下害呀，紧接着书记、盟长们都在说，学士呀，你再问问，贷款有没有利息，当时也有人支持我，说这是好事，人给钱，咱还不要？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时人民银行的行长贺福元讲道，这钱是中央签字贷款的，这钱不要？为甚不要！然后大家统一，让我去做相关工作。于是，9月20日我们一竿子人马都到了北京，水利部计划司、水保司一把手都在了，当时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世行代表邹又兰女士，她是个中国人，当时山西、甘肃水利厅厅长都来了，内蒙古水利厅不知道，所以没去，我们作为一个小盟市直通黄委会，当时我们就表达了这个态度，我们想申请世行贷款做水土保持，当时水利部的人就问我们你们要多少钱？5000万美元，当时1美元相当于10元人民币，1∶10的比例，也就是说5亿元人民币，国家在配套给5亿一共就是10亿元，甘肃和山西也争取，山西因为有矿，一开始没想给他们，但是他们态度很坚决，给多少不嫌少，给就行，当时领导犯难了，表态对我们说你们少要点，给山西分点，当时去的领导也有这想法，咱要多了还不起咋办？然后我们就要4000万美元，水利部后来在中间调和，给我们3600万美元，加上国家的一共7.2亿元，贷款年限是35年，零利息。当时我们的财政收入一年才1个多亿，这个数字算是很大的，当然这个数字不是我们信口开河要来的，白天我们开会，晚上我们做科研报告预算，现场编方案，这个钱用来做什么？打坝要多少钱？种草多少钱等等。1991年世行代表邹又兰就来我们这里考察，同行的还有世行亚洲处处长哥瑞木梢，考察的路途也挺艰辛，赶上大雨，泥路，当时一辆车的车轱辘都掉了，司机在泥水里把轱辘装上，整个人就像个泥人，所以世行的人都说，这个地方这么艰苦，闹成的希望不大。其实真正的困难在哪里？1990年底，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科研报告了，当时困难在于没钱、没技术、没办公地点，山西、甘肃都是大学教授们在搞，我们这是由我带着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达拉特旗、东胜市、准格尔旗抽调的十几个人集中到东胜做编制，就这十几个人没黑没白的，从早上到夜间12点，吃的是我家的米面，确实很苦，从1990年底一直干到1994年，这期间也有中途退场的，说长道短的也有，好多人都说干不成，不抱希望的占大多数，当时我们科研做报告总要去西安（水利部委托黄河上游项目办公室设在西安），那个票很难买，都要去包头，包头也不是一买就买到，通过同事的朋友找到包头一个交警去买票，为了感谢那位交警，还给人送过一车炭，但是光指望一个人也不行，有一次开会会都开完了，我才赶到。没票了，延误了。就这么苦，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一直做，做到1993年，世行来了六个专家分成6位小组过来考核我们，我们当时资料还没出来，就带他们去看现场，当时那些专家就给我说，韩先生，你们是不是资料没出来才带我们看外场的，我说，哪能，于是我们连夜加班，把资料硬生生赶出来，等六个专家看完之后都叫了好，说要把这个作为世行的样板。这个科研报告我们用了四年多时间做出来的，从1990年底到1994年，世行贷款批下来，我们这点人没拿一分钱，至今，还有的同志给我讲，跟您老汉受了4年多。因为我是当时项目的负责人。
采访人：我在您的团队里看到了一种精神，攻坚克难，敢想敢干。
韩老：我们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就想把这个事做成。
采访人：那您在这4年多的苦日子里身体吃得消吗？
韩老：四年多我被下过四次病危通知书，心脏病不好，还有胆结石，有一次去西安开会，半路上心脏病发作了，等了好久把我抬到了一个县医院，那时候条件艰苦，床是钢丝床，上面连个垫子都没有，司机师傅心疼我，把车上的坐垫卸下来让我躺着。还有次开会，一夜之间，爱人女儿都来了，因为下的是病危通知书。
采访人：韩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保护好身体，健健康康的，才能做更多的贡献。
韩老：因为我们这里做的好，世行、水利部对我这人认可，在1999年，水利报整版刊发《地球医生韩学士》，当时《农民报》《科技时报》都在转载。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采访人：2019年12月12日，您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您觉着有什么感想？
韩老：我觉着要有一颗平常心，在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时要把事情做好。工作时，把工作当一种事业干，就是因为有这个事业心，我才能走到今天。
采访人：听人们说您退休后没闲着，做了哪些事？
韩老：我闲不住，我退了后参与修了呼准、三新、准东、东乌四条铁路，负责里面的水利水保、环保绿化的工程设计和施工，节省了几千万的工程费用，帮助贫困孩子和留守儿童在教育上做点事，你说，我这算不算扶贫？
采访人：您这属于扶贫工作中最不好做的扶智和扶志。截止目前，您帮扶了多少贫困儿童和留守儿童？
100多人，留守儿童是河南那边的，贫困儿童涉及东胜、杭锦旗和鄂托克旗，现在有30多个娃娃都上了大学了，有的都工作了，哪里毕业的也有，有医学院的，有北京矿业大学的，有中央民族学院的，有内蒙古大学的，有农业大学的，有大连理工的等等。
采访人：他们会联系您吗？
韩老：那当然啦，一到过年过节的，电话响个不停。
这个时候老汉一脸幸福。
韩老：我在资助他们的时候，我都很震撼，那是真痛哭流涕的，有的家庭真是困难，接受资助的娃娃们三观都受到影响，把钱拿到手里，说的那声谢谢真是发自肺腑的。有的娃娃工作后也去当志愿者，把这种爱传递给更多的人，感恩共产党，感恩社会，回报社会。我从2005年就做一直到现在10多年了，我过得很充实。
对未来鄂尔多斯生态优、发展绿的警言
采访人：您觉得现在绿色鄂尔多斯建设还有没有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韩老：首先，我们还要清醒的认识到这里是干旱半干旱地带，降雨量少，农业发展要水，植树种草也要水，工业发展也要水，要考虑好水以后要从哪里来？我们如何抓好“黄河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这样一个机遇，全市现在有78座水库，我们怎样高效利用好水库的水，煤矿的疏干水等等。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以水定城、以水定产我是高度认可的，我们下一步在如何高效利用水资源上要开动脑筋，攻克瓶颈。我在水利水保局倡议，要积极推动大柳树工程，这个工程涉及宁夏和鄂尔多斯市的协同发展问题，需要国家和自治区出面，这个大闸做好，将惠及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草牧场和经济发展。另外人们由过去看不下绿色到盲目发展生产，一斤羊肉40元以上了对不对？大量的羊上来，我们的草原承载力够不够？我今年把九个旗区转了一圈，羊又上来了，如果没有有效保护好草牧场，三到五年，就会又出现了一个循环，不能叫恶性循环，但是也是低级循环。
采访人：韩老，您讲讲您的人生格言好吗？
韩老：我没什么人生格言，但是我们水保人都有一个绿色的情愫：定叫沙漠变绿洲，誓保黄河变绿水。
作者：市委党校基础教研室副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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