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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夫外孙女的传奇人生——千玉兰

来源:《我与鄂尔多斯》【第五卷】 作者:柳桂兰 人气: 发布时间:2023-05-17
摘要:千玉兰简介 千玉兰,蒙古族,1945年9月9日出生在今鄂托克前旗城川镇,1957年8月,千玉兰随养父母赴呼和浩特市见到了她的亲生父母。1980年,千玉兰调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后提任鄂尔多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处级纪检监察员。多次受到
千玉兰简介
 
  千玉兰,蒙古族,1945年9月9日出生在今鄂托克前旗城川镇,1957年8月,千玉兰随养父母赴呼和浩特市见到了她的亲生父母。1980年,千玉兰调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后提任鄂尔多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处级纪检监察员。多次受到单位、各级党政部门的嘉奖,曾获得“全国妇联好儿女”的荣誉称号。
 
 
        我的同学千玉兰,是原国家领导人乌兰夫的外孙女。我和她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十分敬佩她的人品。我和她是情同手足的好姐妹。她的人生,也颇具传奇色彩。  
        我和千玉兰相识相交60多年,任岁月流逝、世事跌宕,都无法淡化我俩情同手足的姐妹、同学情谊。
        1959年,我在鄂托克旗城川小学读二年级,开学第一天,班里新转学来一位名叫千玉兰的蒙古族女同学。人长得眉清目秀、说话温柔和气,我俩对彼此的印象很好,接触也就多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念完蒙古语小学四年级后,因为学校再没有蒙古语高年级班,才改为上汉语班二年级。至此我俩也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快过新年了,班里组织文艺活动,老师把我和千玉兰分到一起跳舞,她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学起来很快,总是很耐心地帮助我。
        她家距离城川小学两三公里远,中途要经过一大片芨芨草滩,路很不好走。有一天我们排练到天黑,我那时住校,和老师请假后送她回家。
        千玉兰父母亲见到我格外高兴,两位热心的老人就叫我住在他们家。从此我跟千玉兰开始了同吃同住、一起结伴上学的生活。
        回想起我与千玉兰一起吃住、上学的快乐时光,总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最让我难忘的是她的阿外(父亲)格希格达来、唛母(母亲)通格拉格,他们都是城川当地的蒙古族牧民。两位老人逢人便摸着我的头说:我们有两个闺女,这是我的“扎哈呼肯”(小女儿)。
        老人很辛劳,每天很早就起来干活。阿外出去拾柴、捡牛粪,用来烧火取暖,唛母把茶饭做好叫我俩起床时,总是先摸摸头、亲亲脸,嘴里还念叨着“赛很呼肯”(好女儿)。
        吃完早饭,唛母总要拉着我俩的手送出大门外,看着我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才依依不舍地回家。放学回来的时候,唛母早早地就站在院子外面的高土包上等我们,看见我俩的身影就笑眯眯地一溜小跑过来迎接,搂着我俩亲吻额头,继续说着那句“赛很呼肯”,然后一左一右牵着我俩的手回家。每次做好吃的饭,老人总是看着我俩美美地吃饱后才开始吃,牛肉烩土豆那香喷喷的味道至今让我难忘。多少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时真是小孩子不懂事,都不知道关心他们。
        星期天,唛母给我们穿上漂亮的蒙古袍,系着红绿绸子腰带,骑马或骑驴走亲访友、赶喜事。我们一路唱着蒙古歌,在亲友家待到很晚才回来。两位老人含辛茹苦地抚养、呵护我们,我俩没有受过一点委屈、吃过一点苦,他们无私地用挚爱、用快乐幸福、用真诚善良为我俩编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斗转星移,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童年的幸福记忆梦幻般地铭刻在我的心灵。阿外和唛母纯朴善良的品德影响了我俩的整个人生。
       1963年,我和千玉兰、苗海宽、李思霞、张治发(后改名为张勇)从城川小学一起考入鄂托克旗第一中学,秋季开学的时候恰好我和千玉兰又分在一个班(初十四班),同窗同屋又三载。那时候学校的生活条件差,经常吃不饱肚子,晚自习下课10分钟就熄灯了。我俩睡不着觉,就拿出家里带来的炒米,在被窝里蒙着头偷偷地吃,第二天早上醒来,炒米袋子还在我俩枕头中间放着,被窝里却撒了不少炒米粒,多年后想起那段经历觉得真好笑。
       千玉兰同学在校期间和蒙古族、汉族同学都能和睦相处(那时鄂托克旗一中为蒙汉合校)。汉族同学经常向她请教蒙古族的语言和礼仪,她总是认真耐心地讲解和示范。班里的男同学吃不饱,她利用和同学的友好关系,隔三岔五地把蒙文班女生吃不了的窝头要来接济他们,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同学们说起来这些事都夸奖赞美她。
        千玉兰不仅人品好,学习也很用功,各门功课都很优秀。我们那届汉文班开始学俄语,她的发音很准确,在课堂上老师经常让她给我们示范领读。班里的集体活动及帮助同学的事情她总是热心积极地参与,由于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她早早地就被批准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了。
        1966年7月,我们初中毕业,那时大家都在积极地准备升学考试,有一天学校张贴通告:暂不进行升学考试,要求学生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到基层去劳动锻炼。我们那届汉文班的同学都去了鄂托克旗巴音陶亥水利指挥部参加水利工程建设。3个月返校后,我被分配到巴音陶亥水利指挥部工作。千玉兰因懂蒙汉双语,于1965年秋季就被安排到鄂托克旗委工作了。
        千玉兰为人处世低调,从不说多余的话,虽然我俩是同吃同住多年的同窗好友,她从没有告诉过我她的身世经历。
        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有一天我在单位无意中看到一张传单,才知道千玉兰是革命前辈乌兰夫的外孙女。
        得知此事,我心急如焚,第二天就去鄂托克旗找她,下车后直奔她家,却没找到人。我连忙跑去旗委办公室打探,得知千玉兰早已被停职,遣送查布牧区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我又坐车赶到查布公社,几经打听,步行了10多公里路才走到了她接受改造的地方。见到她后,我心里十分难受,不禁与她抱头痛哭。
        银色月光洒满草原,闪烁的繁星挂在了浩瀚的天空中。静谧的夜里,万物之灵等待着黎明、企盼着灿烂的阳光。在房间里,千玉兰给我讲述了她接受改造的过程。
        不知不觉间东方泛白了,我要赶快返回单位上班。临走时她拉着我的手,语气坚定地说:“桂兰你放心吧,我会好好改造自己的,我坚信党组织正在考验着我,为人民服务的路我们才开始走。”回想起那时我们刚刚二十来岁,正值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内心憧憬着幸福的未来。大家都拼尽全力想着如何好好地工作、报效祖国。
        时隔一年多我又去看望千玉兰。那天天气很冷,等她下班冻得我手脚都快麻木了。回到她家,屋里炕头上有一个两个多月大的小孩。她含着泪说:“这是我的儿子,叫朝鲁(现任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教授),他生得真不是时候。我正在接受改造,可怜的娃娃吃不饱,白天黑夜揪心地哭。小命怕是保不住了。”
        我既心疼千玉兰,更可怜这个奄奄一息的小生命。安慰了她一番之后,我就赶快返回家告诉我的丈夫双凤义(当时是乌海市二级站采购员)千玉兰孩子的情况,让他无论如何想办法买一箱奶粉救救孩子。过了几天奶粉买回来了,我十分高兴,赶紧给她送去。
        多少年来,她每次见到我总是说起此事:“桂兰啊,是你和凤义救了我的儿子,这份救命之恩我们祖辈几代人永远忘不了。”
        1975年千玉兰重新回到旗委工作,也就在那时,千玉兰的养母给我讲了她的坎坷身世及他们一家死里逃生的种种经历。
        千玉兰的生父名叫寒峰,是乌兰夫的堂侄女婿,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蒙古族、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包头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纪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生母云曙芬,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蒙古族、中共党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寒峰和云曙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革命先辈。他们从蒙西抗日根据地跟随乌兰夫转战到延安,在延安民族学院参加培训学习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寒峰与云曙芬在延安结为伉俪,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们将第一个儿子寄养在当地农民家中;后转战到宁夏时,又将生下的大女儿寄养在一户回族老乡家中。在那段艰苦的战争岁月中,他们居无定所,为了民族和国家的解放,大义凛然地割舍掉了自己的亲骨肉,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情怀。
        1945年3月,党中央为培养和发展少数民族干部,决定将延安民族学院迁址到内蒙古城川办学,寒峰与云曙芬随着一大批蒙古族、回族、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学员住到城川的寨子里。那个寨子呈正方形,四周是高大宽厚的城墙,墙内有座尖顶的天主教堂,东西两院的砖房分别住着神父和修女。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来这里,教堂建筑高大、宽敞、整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45年9月9日,千玉兰就出生在这个寨子的一间小屋里。
        1945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将当时晋绥军和塞北军分区组编为绥蒙军区。寒峰主动申请到绥蒙军区任职并带部队赶赴前线。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寒峰忙于部署工作,根本顾不得照顾妻女。因情况特殊,不能带着孩子奔赴前线,云曙芬百般无奈,只能把生下只有13天的女儿千玉兰又寄养在城川旧城一户无子女的善良牧民家中。当她颤抖着双手抱着孩子、最后亲吻孩子的脸颊时,泣不成声地对来接孩子的牧民大姐说:“好大姐,孩子就交给你了,希望你能把她当成你的亲闺女。”
        云曙芬望着牧民大姐抱着稚嫩的小生命走出寨子大门时,悲痛欲绝地瘫软在地上,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伤心动容,个个潸然泪下。在那炮火纷飞、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里,谁知孩子以后的命运会如何呢?一次次的骨肉分离让云曙芬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心灵的创伤永远难以抚平。
        千玉兰的养母抱着出生仅13天的孩子回到家,他们一家人非常喜欢这个漂亮的小姑娘。托人到处找奶水喂孩子,周边的兄弟姊妹、亲戚邻居都来庆贺。养父高兴地说:“总算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家终于像个家啦。”
        上苍赋予这个小生命多舛的命运,但又让她一次次劫后重生。正当善良的牧民夫妇为有女儿高兴不已的时候,嗅觉灵敏的国民党特务却盯上了她,它们的魔爪在黑暗中伸向这里,要把共产党人留下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中,以便斩草除根,于是一场血腥的暗杀行动开始了。
        城川是革命老区,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在这里开展了工作,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潜伏在暗处的特务准备对这个小生命下手的时候,有人给千玉兰的养父母透露了消息。养母穿着蒙古袍把没满月的千玉兰装在怀里,养父背着两条黑沙毡连夜跑到毛乌素沙漠的沙包里,用毡和茅草搭起了土茅庵,开始了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杀的艰难生活。白天养母把弱小的千玉兰装在胸前,拿着水壶四处转悠,看到有奶水的牛羊就赶紧上前挤一点奶水装到水壶里喂孩子,晚上挖一个浅沙井,把剩下的奶水放进去能保鲜两三天。养父每天出去打野兔、捉野鸟,采集草籽当粮食吃。几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冬天的毛乌素沙漠寒风刺骨,大雪天狂啸的西北风卷着滚滚黄沙遮天蔽日地吞没了整个大地,寻找不到食物饿疯了的狼闻到了掩埋在沙包下草茅庵里的“活食”气味。半夜里,头狼令人毛骨悚然的凶残嚎叫声,划破寂静的长空传递着集结的命令,霎时间黑暗中一群恶狼眼里冒着鬼火般的幽幽蓝光围住了草茅庵,眼看着一家人就要被饿狼活活吃掉了。阿外不愧是高明的猎手,危急时刻点燃茅草拧成的火把,出奇勇敢地冲出去击中狼身,顷刻间嚎叫的狼群消失在夜幕中。他们就这样过着野人般的流浪生活。
        一天夜里,千玉兰的养父趁着月色回家取些皮衣及用具,还没进村就被盯梢蹲守的特务抓住了,他被捆绑着关了起来,每天严刑拷打、百般折磨,讯问共产党人孩子的下落。半个多月过去了,特务将养父多次折磨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得到一点有用的消息。特务的暴行激起了当地蒙古族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在地下党组织的策划下结伙去向特务要人。特务们眼看众怒难犯,只好灰溜溜地放人后逃跑。千玉兰的养父被救出来了,但因受刑时被打断了两根锁骨落下终身残疾。他们为了保护革命后代,度过了几年十分艰苦、无法想象的避难生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千玉兰的亲生父母随部队回到呼和浩特市,他们先后在党委、政府、军队部门担任要职。1953年他们写信给鄂托克旗委有关领导及城川乡政府,信中说他们某年某月在城川生一女孩,后寄养在旧城牧民老乡某某家,请当地政府核实,如果女儿在世,务必让养父母带女儿来呼和浩特市和他们见面。
        1957年8月,千玉兰随养父母来呼和浩特市见到了她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见到自己的女儿悲喜交加,当即要给她的养父母一笔抚养费,希望能把这个亲生骨肉给他们留下。养父母心里非常舍不得这个女儿,千玉兰也很不习惯这个陌生地方和家庭,哭闹着要回城川。亲生父母心中虽然万般不舍,但也深深理解他们一家人经历战乱磨难、相依为命,已经到了感情无法割舍的地步,于是又将他们送回城川老家。两年后,千玉兰第二次去呼和浩特市,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也理解了父母当时的无奈选择,开始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1965年,千玉兰的生父调任包头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心里惦记着这个从小吃了很多苦的孩子,没有尽到抚养女儿的责任总是让他感到很内疚。有一次千玉兰的父亲提出让她来包头市委工作。千玉兰深思良久,去吧,自然是好事,无论是对自己的前程还是对子女的培养教育,诸多方面都比鄂托克旗好得多。但养母养父怎么办?他们把我从小拉扯大,半辈子的心血流淌在我身上,我是他们唯一的亲人,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她宁可耽误了自己的美好前程,也不愿意让两位老人伤心,思前想后,千玉兰委婉地谢绝了父亲的好意,毅然放弃了去包头市委工作的好机会,一心留在养父母身边,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着他们,为他们养老送终。
        1969年春,已经成家并有一个女儿的千玉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从鄂托克旗党委机关下放到查布供销社当售货员,她的丈夫付永泉随之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去了查布广播放大站。从此,一家三口在简易的生活条件下开始艰难生活。之后不久,查汉宝夫妇离开了居住50多年的城川故地,跟随女儿女婿到鄂托克旗查布、乌兰镇、东胜居住,共同生活,直至寿终正寝。
        1980年,千玉兰调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后提任鄂尔多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处级纪检监察员。为了照顾两位70多岁老人的生活,她又将二老带到东胜居住。那时我在鄂托克旗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只要有机会我就经常去看望他们,二老摸着我的手,我陪他们说话拉家常,回忆往事,逗他们开心。因为他们年龄大了行走不方便,千玉兰上班总是放心不下,中间短短的休息时间也要急急忙忙骑自行车赶回家看一趟老人。每天下班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先和他们说几句话,然后才进厨房做饭。后来唛母瘫痪在炕上不能下地走路,这期间千玉兰每天晚上给老人洗澡擦身子,纯棉的尿布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后晒在院子里。饭菜都是按照老人的习惯和营养来做,照顾得无微不至、十分妥帖。我每次去二老的住处,看到老人穿的衣服及被褥总是那么干净整洁,散发着洗衣粉的淡淡清香。老人也总是笑呵呵地对我说:“我们有个好女儿,可孝顺我们了,我们高兴,这辈子满足了。”1992年阿外去世了,享年88岁。
        1994年,组织上安排千玉兰去内蒙古党校学习,当时唛母的身体状况较差,她不愿意让老人受苦,又放弃了一次深造提拔的好机会。几个月后唛母去世了,享年87岁。唛母临终前,千玉兰尽到了女儿的所有孝道。她说,如果我去内蒙古党校封闭学习,就不能守在老人跟前伺候尽孝了,不能送唛母最后一程,我将留下终生遗憾,会后悔一辈子的。千玉兰和她的好丈夫付永泉多年来精心地伺候着老人,让他们安享晚年,为他们养老送终。唛母去世当年,千玉兰和丈夫护送二老的骨灰回到城川镇城川村合并安葬,并年年回去祭奠。
        2018年清明节,我同千玉兰一起回到城川给二老扫墓,我们带去他们生前最爱吃的酥油炒米、饼子、奶酪、牛羊肉等。她跪拜在墓前哭着说:阿外、唛母,这辈子我做你们的女儿还没有做够,下辈子继续做你们的女儿再孝敬二老吧。
        千玉兰从小受两位善良、慈祥的老人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培养了勤劳善良、仁爱正直、宽容厚道的品格。她始终铭记二老的教诲,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总是认真负责、孜孜不倦、恪尽职守地工作。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她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多次受到单位、各级党政部门的嘉奖,她曾获得“全国妇联好儿女”的荣誉称号。这些荣誉她从不炫耀,总是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品格。
        我和千玉兰是60多年情同手足的好姐妹、好同学、好闺密。从我记事起,两家老人就相互救济、亲如一家。现在我们的孩子都相处得很好,他们为人正直、诚实善良,工作兢兢业业,经常互相问候、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让友谊一代代地传承着。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无情的时光伴随着我的同学们在几十年的风雨征程中,饱尝了酸甜苦辣的人生经历。愿老同学们都健康、快乐、幸福地颐养天年,祈福祖国强盛,万民安享。

        作者:柳桂兰
        文章来源:奇海林、杨勇主编《我与鄂尔多斯》【第五卷】,学苑出版社,2021年12月
责任编辑:柳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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