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东胜煤田——院良臣同志访谈录

        院良臣，男，汉族，1933年10月出生于内蒙古达拉特旗。1950年8月参加工作，1951年至1958年先后在达拉特旗旗委、伊克昭盟盟委组织部工作，任干部科副科长。1958年至1976年先后任伊克昭盟榆树湾硫黄厂党委书记、准格尔旗旗委工业部长、旗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旗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76年12月至1987年12月，先后任伊克昭盟行政公署副盟长、盟委副书记。1987年12月至1991年9月，任伊克昭盟盟委副书记兼内蒙古东胜煤田开发经营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1991年10月至1996年7月，任神华精煤东胜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1997年12月退休。

                                                                                                                 我与东胜煤田
                                                                                                         ——院良臣同志访谈录
                                                                             时  间：2013年11月24日
                                                                                                                   地  点：东胜神华住宅小区
                                                                                                                   采 访 者：贾来宽 杨 勇
                                                                                                                   文字整理：贾来宽

        我从1984年10月起，分管、兼管、专管东胜煤田的开发工作，一直到1997年末退休。现就我所做的几项工作略作回顾。
争取东胜煤田立项
        东胜煤田与神府煤田同时开发，带有机遇性。1984年中央决定开发神府煤田时，不知道有东胜煤田。当时，内蒙古自治区还没有把开发东胜煤田提上议事日程，连地质勘探工作也很少进行。此前伊克昭盟煤炭开采的主要目标在准格尔煤田和海勃湾煤田。
        1984年10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千奋勇同志给伊克昭盟盟委打来电话，通知由一名盟级领导带队，带领有关人员和资料到国家计委汇报东胜煤田的开发问题。千书记告知：国家要着手开发神府煤田，我们东胜煤田也要争取和神府煤田同时开发。
        我时任伊克昭盟盟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盟委决定由我带队去完成此任务，我责无旁贷。我选择了伊克昭盟经委主任柳英、计委副主任张鸣皋、伊克昭盟燃化局科长高连民、伊金霍洛旗副旗长王璋和我的秘书孙新路一行于10月下旬到达北京。
        到北京后和先期到达的陕西省榆林地区副专员吴秀峰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知道神府煤田开发已经水到渠成了。他们从1980年就开始做地质勘探工作，手中已有普查储量877亿吨，精详查储量100多亿吨。省地两级领导跑神府煤田开发已有3年了，有刘汉武（榆林地区工业局长）六进胡耀邦家、李焕政（榆林专员）三请高扬文（煤炭部长）的感人事迹。他们赴京前省委书记马文瑞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亲笔信。一些在中央工作的陕北籍老同志，主要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智盛，国务院能源规划办公室主任郭洪涛、副主任解红胜等，从1982年起就向中央写报告，建议开发神府煤田，到1984年国务院领导在他们的报告上已批示同意开发了。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东胜煤田的开发呢？原因是，国家计委和能源规划办公室根据郭洪涛、黄毅诚等人的建议和陕西省的要求，于1984年7月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神府煤田的开发，同时研究在神府煤田开发之前，把神府地区大量现存落地煤用汽车运到包头，再通过火车转运出去。既缓解煤炭供应紧张，又解决老区群众的燃眉之困，计划1985年运出30万吨。
        神府地区的落地煤用汽车运到包头，伊克昭盟是必经之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千奋勇同志生长在伊克昭盟，长期在伊克昭盟工作，熟悉伊克昭盟情况。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敏锐地抓住了东胜煤田开发的契机，提出请国家在开发神府煤田的同时开发东胜煤田。1985年神府地区计划运出30万吨落地煤到包头，千书记当仁不让，争取到其中7万吨指标给了伊克昭盟。
        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天，国家计委重点二局局长江罗维向我们讲述了这次召我们到北京的意图：国家决定开发神府煤田，你们内蒙古党委的千奋勇书记说，靠近神府煤田有东胜煤田，储量也很大，要求同时上，你们带来什么材料？并说要听取我们汇报。我们事先也做了一些准备，深知首要问题是煤炭储量、质量和赋存条件，总得有个说法，可是来前只搜集到12个钻孔资料，而且11个在东胜以北。我们几个人用半天时间计算出东胜煤田的储量有900亿吨。怎么计算出来的呢？煤层厚度以12个钻孔的厚度为依据，煤田面积由我提示，由高连民执笔，在一张伊克昭盟地图上先定点，后连线，南界以准格尔旗羊市塔、伊金霍洛旗新庙、补连塔与神木边界为点，北以达拉特旗高头窑、罕台煤矿和敖包梁的露头煤为点，东以准格尔旗铧尖、四道柳、川掌露头煤为点，西以伊金霍洛旗阿镇和东胜市区以东设点，然后用一把三角尺点与点连线量出总面积，乘以厚度，得出900多亿吨。后来东胜煤田探明储量727亿吨，不包括羊市塔，如果加上羊市塔那一块，当时计算的900多亿吨基本符合实际。
        江罗维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难为情地说：“你们汇报的储量不能作为建矿依据，不过看来你们那里肯定有煤，关键看是不是精煤。”接下来的几天围绕东胜煤田储量到底有多少、是不是精煤、赋存条件如何等，反复询问，反复解答。当时江罗维同志在北京莲花池一处地方办公，没有工作人员，常来那里参与研究的有国家能源规划办公室副主任解红胜、煤炭部基建司司长杨华、国家计委交通局局长张振和等。我们去的几个人反复向这些同志汇报情况，做说服工作，比如是不是精煤，我们没有化验资料，但紧紧抓住神府煤是精煤，东胜煤田也是精煤，因为两地不仅相连，而且穿梭交错，两地都有石圪台、忽吉图、乌兰木伦同一地名，地连地、煤连煤，煤质怎么能不一样呢？我们这种说法，听者既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过了几天，江罗维同志向国家计委领导汇报后告知：“你们的热情很可贵，就和榆林地区一起先做做工作看吧！”
        从此，伊克昭盟去的同志和榆林的同志都作为江罗维工作班子的成员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王璋负责文件起草，张鸣皋按江罗维的意见编报1984年至1985年的投资计划，财务建账和首任会计是随即调去的伊克昭盟经委会计徐丽君同志。
        11月6日，国家计委发出了“成立中国精煤公司筹备处”的通知，下设包头、伊克昭盟、榆林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具体名称，江罗维与我和吴秀峰商定为榆林分公司、伊克昭盟分公司、包头运销分公司。
        1984年11月中旬，国家计委下达了1984年神府煤田开发投资计划，拨给榆林400万元，伊克昭盟400万元。江罗维解释说，榆林计划要400万元，你们没有计划，也给400万元，实际是1984年的投资，主要用于1985年运煤修公路，而修公路的任务主要在伊克昭盟。1985年3000万元的投资计划也同时下达，主要用于委托设计，支持地方小煤窑发展。
        伊克昭盟盟委、盟行政公署得悉东胜煤田立项后，非常重视，当即组建了伊克昭盟分公司。从此，我不论分管、兼管，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东胜煤田的开发建设中。
参与组织煤炭运销
        在成立中国精煤公司筹备处的批文中，就提到“望筹备处抓紧公司的组建工作，并立即着手安排神木、东胜优质煤生产、运销等方面的工作。”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新建矿区，煤矿建成后才进行煤炭运销，神东矿区在筹建之初就组织煤炭运销，一方面是有现成的落地煤，具备运销条件，同时也是中央领导为当地群众脱贫解困的应急措施，而且要求1985年3月就开始运煤，时间紧，任务重，筹备处人员少，大量工作在下面，组织运销的任务大都落在我身上。
        一是受江罗维同志委托，我组建了包头运销分公司，人员由伊克昭盟、榆林派人组成，伊克昭盟派原伊克昭盟运输公司经理候秉臣任分公司经理，榆林派张治和任副经理，分公司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我既与榆林商量又向江罗维汇报，成立运煤车队，司机大都由伊克昭盟抽调，这一番组建工作，也颇费周折。
        在包头转运煤炭，必须建煤炭集装站，分公司和集装站建在什么地方要和包头协商，集装站到包头火车站要修铁路专线，要和呼和浩特铁路局协商，协商结果要向江罗维同志汇报。1984年10月下旬至1985年春节前，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专程去北京12次，或去汇报问题或去接受任务。
        分公司和集装站场址，要在包头购地后开工建设，不可能在1985年3月前建成。为支持精煤公司早日运销，我做了伊克昭盟物资局领导的工作，将该局包头转运站货场的场地，切出100亩给包头分公司，随即开始建站，建装卸工宿舍，连同铁路专线，于1985年3月初建成。
        二是修建伊金霍洛旗忽吉图到小霍洛32公里公路，冬季施工难度很大。此路不通，神府、东胜矿区的落地煤无法运出，所以采取冻土爆破，集中人力抢修，于1985年3月初达到简易通车。3月5日神府、伊克昭盟组织社会车辆集中上煤，3月8日精煤专列第一次从包头开往秦皇岛码头，可谓神速。
        三是1985年上半年，神府东胜煤在包头转运时，遇到很大的阻力，接连3次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呼和浩特铁路局宣布停运，主要原因是京—包铁路古店卡脖子，内蒙古西部的煤运不出去，再运神木煤减少了内蒙古的运量。每次停运，江罗维通知让我去协调。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作会同志很支持东胜煤田开发，他坦诚地说：“我批准停运是不得已而为之，主管部门和矿务局不断打来报告，乌达、海勃湾的煤运不出去，发不了工资，工人闹事，还有就是铁路部门建议停运，说你们的煤不规格，影响他们运营。”在我的恳求下，刘主席从多方面做工作，特别是对不同意运神府煤的人晓以大义，说明开发神府东胜煤田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不能只考虑内蒙古利益，从内蒙古角度也应该支持东胜煤田的开发。由于刘主席和内蒙古自治区计委的支持，一次次停运，又一次次恢复运营。停运也确实有内部原因，包头运销公司刚成立，管理跟不上，一次将50厘米以上大块煤装上火车（规定不能超过50厘米），到站卸煤时，扯烂了港口的输煤皮带。我除了找刘主席和呼和浩特铁路局疏通运营外，返回包头运销分公司再做工作，也不止一次地到站场做装卸工的工作。
        四是落地煤很快就运光了，为了保证运销的煤源，向精煤公司贷款795万元，加快了伊克昭盟乡镇煤矿建设，新建、改造16个乡镇煤矿，形成了93万吨的生产能力。为把各地的小窑煤运出去，组织地方群众修建了多条公路，主要有碌碡墕到沙沙圪台、川掌到东胜、黄天棉图和炭窑渠到碌碡墕等地的公路。
        在精煤公司组织运销前，东胜煤田南部的小窑煤，每吨煤6元无人问津，1985年运销开始，每吨煤12元，1986年提为13元，一直到1989年，东胜公司在这5年中，共向包头运销分公司发运煤炭125.23万吨。1990年以后，马家塔、乌兰木伦煤矿先后投产，同时收购地方小窑煤，到1997年，累计销售原煤1497.17万吨，其中收购小窑煤403.22万吨。精煤公司组织煤炭运销，不仅缓解了公司筹建期间的资金困难，也为地方群众办了好事。
主持包神铁路修建
        包神铁路是神府东胜煤田的运煤专线。神府东胜煤田精煤一期工程任务共两项，一是修建172公里的包神铁路，二是建设1000万吨煤矿。国家从以煤代油专用资金中拿出6亿元，3亿元修铁路，3亿元建煤矿。
        1985年10月，在包头召开的初步设计审定会议上，通过了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关于包神铁路的初步设计方案，设计标准为一级专用线，概算3.4亿元，还有2000多万元漏项未列入。决定由华能精煤公司投资80%，陕西、内蒙古两省区各投资10%合资修建，由地方政府组织施工。
        随即成立了包神铁路建设指挥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千奋勇任总指挥，陕西省副省长张勃兴和华能精煤公司副董事长张振和任副总指挥，我和榆林副专员吴秀峰、包头市副市长刘凤鸣任指挥。张振和与千奋勇商定，让我负责现场指挥，“当两年铁路书记”，其他领导成员有事开会参加。从这时起，我摆脱地方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包神铁路修建，直到建成通车。
        指挥部的任务是：控制施工进度，管好用好建设资金，协调设计施工单位之间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做好招标分包与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
        让我主持修建包神铁路，最大问题是建设资金缺口太大，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在3亿元控制指标下所做的概算，已是压缩再压缩，还有那么大的缺口，当时铁路建设费用，南方每公里不到200万元，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为克服资金不足，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只将特大桥、大中桥和铺架工程分包给铁路专业施工单位，路基土石方、小桥涵、防护工程、房屋建筑、水源工程等凡是地方和群众能干的都包给了地方群众，节省了大量的管理费用和工程费用。
        二是组织公司工作人员对设计线路进行了详细调查，从当地实际出发，提出了多项变更设计的建议。在1986年元月初的成都设计审查会议上，我们的变更意见被设计人员基本否定。在我们一再坚持下，第二勘察设计院领导表了态，“这是一条地方铁路，地方同志提出的建议，我们尽量考虑”。在此情况下，变更的主要有：道砟片石原设计由包头石场供应，我们从沿线30公里内找到了可用石料，仅此一项节约料价和运费1300多万元；风沙防护原设计用麦秸，改为用沙柳沙蒿，而且把条带防护改为密集连片防护，达到一次性治理，包神铁路通车后从未受风沙危害，路阶防护设计都用片石碎石，凡风沙地带一律改为植物防护，节约了大量资金；达拉特旗为平原地区，29孔涵洞改为以井代涵，即打了30眼机井代替29座涵洞通水，节省投资20多万元，还增加水浇地500多亩，减少了路基隐患；在沙漠地段取消了可不设的24座涵洞，节省投资40多万元；东胜车站水源供应工程，由单线取水改为由市区统一供水，节约投资100多万元；东胜煤炭集装站改设在沙沙圪台，更靠近煤源，按设计年上煤100万吨，每年可节省短途运费600万元，同时避免了东胜市区的污染；取消杜家壕中桥一座，关碾坊车站北移等。“一笔定千金”，变更设计不仅节省了大量投资，也使设计更为合理。
        三是征地拆迁。包神铁路在等待国家计委批准修建期间，华能精煤公司领导告诉我们，国家计委对3亿元能不能建成包神铁路正在犹豫，特别想知道征地拆迁到底需要多少，让我写个报告并亲自去汇报。我与伊克昭盟盟委及达拉特旗领导协商，定为水浇地每亩1500元，旱耕地每亩500至800元，林草地每亩200至300元，荒地50元。拆迁费砖房每平方米60元，半砖半土屋50元，土坯房40元，凉房30元，猪、牛、羊圈15至20元，果树每株15至30元。我将伊克昭盟商定的征地拆迁定价意见向公司领导梁正言、韩峰、张振和汇报后，出乎他们预料，包神线预计征地1万亩，全线172公里，145公里在伊克昭盟，拆迁任务也主要在达拉特旗。这样算来，全部征地拆迁费可以控制在2000万元以内。随即将我的报告作为附件，报送国家计委。
        包神铁路设计征用土地1万亩，为彻底防治沙害，我们加征了1万亩沙漠，地方政府不要钱，为避免后遗症，每亩付款50元。设计内的1万亩，征收结果，伊克昭盟每亩700元，榆林每亩900元，包头每亩3700元（因有部分菜地）。拆迁任务也不小，主要在达拉特旗，有4个林场，一个砖场，几十条邮电通讯线路，军用电缆和近百户人家搬迁，砍伐树木12000多株，但进展总体顺利，全部征地拆迁费用只达1800万元，没有超出预计。
        包神铁路征地拆迁费用明显过低，但当地政府和群众达成了共识，勒紧裤带也要让包神铁路建成通车，牺牲的是当前利益，换来的是长远利益。
        包神铁路于1989年建成通车，实际使用投资4.2亿元，每公里230多万元，比原设计超过一些，但与当时相同标准的铁路造价南方600万元、北方400万元相比，仍然很低。
        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同志多次视察包神铁路，1987年秋天我陪同他从起始站包头万水泉开始，坐212吉普车，沿坑坑洼洼的施工便道到终点站大柳塔，察看了全线工程。在转龙湾河槽下面，看到农民把沙柳用拖拉机运到河底下后扛在背上，爬六七十米高的陡沙坡做防护工程时他感叹道：“工程难度不小。”事实上，包神铁路工程难度很大，除有50公里通过流动沙漠外，还有采空区、层间水等难点工程。黄毅诚部长在通车以前的评价是速度快、造价低、质量好。1989年10月9日，李鹏总理亲自为包神铁路通车典礼剪彩，同来参加通车典礼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能源部部长黄毅诚，铁道部部长李森茂，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中国统配煤矿经销公司总经理于洪恩，国务院压油办公室主任王傅剑等，还有陕西省省委书记张勃兴，省长侯宗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自治区主席布赫和榆林市、伊克昭盟主要领导，精煤公司董事长肖寒，总经理梁正言、副总经理申世铨等都来陪同，可见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对这条铁路何等关心与重视。
拓展煤矿建设规模
        当时，国家虽然批准东胜煤田与神府煤田同时开发，但不论规划、计划、投资规模，神府煤田远大于东胜煤田。比如一期工程建1000万吨煤矿，首批安排神府建大柳塔煤矿年产600万吨，支持地方建石圪台、瓷窑湾煤矿各30万吨，共660万吨。而东胜煤田安排建马家塔、补连塔煤矿各60万吨，共120万吨，不足神府煤田1/5，马家塔煤矿是华能与伊克昭盟合资建设，补连塔煤矿是支持伊金霍洛旗地方办矿。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委员会领导曾风趣地说：“神府、东胜是华能的两条腿，但两条腿不一般粗”。希望能对等开发。我作为伊克昭盟分管领导，更希望达到对等开发，也不甘心落后于神府，因此争取对等开发，一直是决心和目标。为此，凭借改革开放政策，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接收停产多年的巴彦淖尔盟营盘湾煤矿，带来的旧设备折价800万元，作为伊克昭盟投资与华能精煤公司合资建年产60万吨的上湾煤矿。
        二是我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长李新泉同志察看了武家塔井田，他感觉该井田煤层厚，煤质好，适宜露采，容易见效，同意借给伊克昭盟300万元，伊克昭盟用这300万元与华能精煤公司合资建设年产60万吨的武家塔露天煤矿。
        三是华能精煤公司提出，为帮助地方合资办矿，榆林市、伊克昭盟各上一个年产30吨矿井，吨煤投40元，华能投资20元，其他20元由地方投资。榆林市认为不可行没有上，当时伊克昭盟吨煤投资20元也无力解决。我向梁正言同志提出，先用华能的600万元建年产30万吨的乌兰木伦煤矿，出煤后用伊克昭盟所得效益搞配套设施，最终达到对等投资，梁正言同意了。
        四是农民带资进矿。我从农民中了解到，不少青年农民迫切要求来煤矿当工人，不少农民已有一定的资金积累，经与旗县领导协商，当时有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县同意组织农民进矿，负责资金筹集。具体办法：每旗县落实100人，每人带资1万元，共300人，带资300万元，作为旗县股金，与东胜公司合资建设年产30万吨的后补连露天煤矿。建成投产后，3年内以效益还清投资，旗县派人与东胜公司共同管理，东胜公司从多种经营收益中投入该矿170万元，于1992年建成投产。
        五是引进包头矿务局建成了年产30万吨的巴图塔煤矿，引进中国人民解放军24军，建成了年产60万吨的寸草塔煤矿，引进内蒙古自治区劳改局，建设成了年产60万吨的李家塔煤矿。以上各矿，都于1988年开工。
        至此，东胜矿区煤矿建设规模达450万吨，加上乡镇煤矿产量已超过500万吨。
        马家塔露天煤矿于1990年建成投产，是神东矿区最早投产的煤矿，投产第二年即实现了产煤60万吨，实现利润600万元，全员工效6吨，1993年以后全员工效达到14.6吨。到1997年，共生产原煤451.48万吨，实现利润1.2亿元，是投入的3.5倍。该矿的煤以乌兰煤（神东煤的前称）的品牌最早打入国内外市场。
        精煤公司于1990年给伊金霍洛旗投资4000万元建霍洛湾煤矿，收回了补连塔煤矿，扩建为300万吨矿井，以后又扩建为500万、1000万、2000万吨矿井。到现在，霍洛湾煤矿仍是神东矿区单井产量最高的矿井。
        1991年3月，伊克昭盟因合资建矿投资无力解决，将投入上湾、武家塔、乌兰木伦的股金投入抽出，集中投入到马家塔露天煤矿，以上三矿产权全归华能精煤公司。1996年4月，华能返还了伊克昭盟投入马家塔露天煤矿的1917.8万元，收回了该矿的产权。至此，除后补连露天煤矿华能没有投入，东胜煤田开发经营公司上划华能时交由地方经营外，其余所有合资煤矿都成为国有。上湾、乌兰木伦、巴图塔、寸草塔各煤矿经神东公司多次扩建都成为大型、特大型骨干矿井。1996年9月，我退到二线时，东胜煤田在建煤矿规模达1300万吨，生产能力达500万吨，与神府公司基本相等。
        东胜煤田在煤矿建设的同时，抓了配套工程建设，有公路工程、供电工程、通讯工程、洗选工程等，与煤矿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水源工程，东胜公司建设了考考赖水厂，原设计只供应东胜矿区，1995年考考赖水厂建成时，神府煤田供水严重不足，精煤公司决定按规划设计从90公里以外的窑镇秃尾河引水，1995年5月施工设计已搞定，施工指挥部已组建，人员已配备50多人，决定马上就要开工。偶然的机会我得到这样的信息，此项工程日引水量15万吨，其中无偿给神木县供水5万吨，以作为水资源补偿，投资概算12亿多元，当时银行贷款利率较高，每年需支付利息1亿多元，多级扬程提水成本高，引多了用不了，引少了成本更高，工程一上，必然背上沉重包袱。我经过考虑向肖寒同志提出了如下建议：考考赖水厂即将投产，日供水3万吨，东胜矿区近期用后有余，距考考赖10公里的公益盖沟，日流量1.2万吨，还有补连沟和巴图塔一沙泉，各有流量5000吨，把这些水资源利用起来，神东矿区至少可维持10年，窑镇水源推后10年建设，利息和费用至少节省10多亿元。同时我提出东胜矿区还有可利用水源，乌审旗浩勒报吉已探明承压水8万/日吨，距矿区70公里，大部分地段可以自流过来。
        肖寒同志对我的建议很重视，让我将这些意见写成报告。于是我以个人名义向神华集团公司写了报告，得到采纳。神华集团公司作出以下决定：缓建窑镇水源，将东胜矿区的水从黑炭沟高位水池引入神府公司大柳塔。神府公司供热站的暖气，从大柳塔引入东胜矿区黑炭沟。没过10年，随着神华煤制油项目上马，神华集团将浩勒报吉水源引入矿区。
环境治理显见成效
        东胜矿区位于毛乌素沙地东缘，乌兰木伦河中段，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一是沙漠化、半沙漠化面积约占60%，矿区中心有100平方公里的流动沙丘，每年沙尘暴日数4.3至19.3日，风沙积压公路、农田、工业设施的情况时有发生。二是水土流失严重。根据主管部门的数据，东胜矿区每年流失泥沙总量2164万吨，地表层平均每年损失近1厘米。
        中央领导对这一地区环境治理十分重视。胡耀邦总书记1985年5月视察矿区时就提出，要把这里建设成“地下的黑色宝库，地上的绿色宝库”。1986年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报道，神府东胜煤田位于黄河中游，这里属于全国水土流失重点区，土壤侵蚀模数泥沙为每年每平方公里1.5至3万吨，年入黄河9707万吨，是黄河粗泥沙的主要来源。专家们认为，神府东胜煤田大规模开发后如不采取有效的防治办法，将会引起新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绝不可重复先采矿后治理的错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宋任穷对此作了明确批示。
        东胜公司根据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和切身感受，一开始就把环境保护工作提上重要日程。1988年初组建公司职能部门时，共设8个处室，其中主要处室之一就是基建环保处，全称为“基本建设与环境保护处”。讨论公司机构设置时，有的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基本建设是公司的中心和重点，环保是附带任务，不能并立。我主张一定要坚持开发与治理并重的方针，在矿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情况下，环境治理是为生存和生产创造前提条件，不能有半点迟疑。
        公司成立了专门环境治理的绿化公司，建立了保证苗条供应的西召苗圃，并提出开发治理并重，实际上是先治理后开发。因为防洪工程没有赶前，发生了1989年7月21日洪灾，乌兰木伦河7000立方/秒流量，淹了马家塔、后补连露天煤矿的采坑，造成了严重损失，教训极为深刻。
        治沙是首要任务。从1988年起对重点开发区马家塔、补连塔先行治理，确保矿区建设施工不受风沙危害，主要措施是林草密集防护，设置了沙柳沙蒿格网67万平方米，栽种杂交杨树5.6万株，沙柳26700穴，种草4000亩，栽大油松9769株，公路绿化面积达到57378亩，保证了道路畅通和煤矿建设。到1996年对哈拉沙、呼和乌素、武家塔的沙源地进行了全面防护，共设置沙障20699亩，格网内种植沙柳110.7万穴，种油松83745株，杨树15343株，完全控制了风沙危害。
        造林治沙凡能与工程措施结合的，都达到了比工程措施更好的效果。上湾煤矿井口上面有一条红石渠，原设计打一道防洪堤，堤下铺设大口径管道，把拦蓄起来的洪水输入黑炭沟，设计概算420万元，到1994年开工时测算因物资涨价等原因需620多万元。经我领着上湾煤矿和绿化公司负责人亲自徒步察看，流域面积仅2.2平方公里，用水土保持的办法完全可以控制。当年开始了该流域的治理，办法是在土石坡上挖鱼鳞坑800亩，种植灌木林160万穴，鱼鳞坑内造油松林28万株，加上打了一座13米高的蓄水坝，只用投资170万元，节省了资金，美化了环境，避免了工程隐患。
        考考赖水厂的水源是一条流沙河，泥沙含量达13%，除沙站年除沙费用200多万元，公司于1992年到1996年，在水源地周边和上游进行大规模植树种草，共完成治沙面积14.7平方公里，其中设置沙蒿带状或沙柳沙障74183.7亩，沙障内种植沙柳等灌木1145.2万穴，杂交杨树103515株，种草6702亩，不但保护了乌兰木伦煤矿不受风沙危害，巴苏公路畅通无阻，更使考考赖沟上游的风沙刮不到河里，一条浑浊的沙河变成清水河，使水厂的除沙费用每年减少100多万元。
        义务植树是每个公民应尽职责，公司把职工义务植树纳入环境治理的总体规划中，到1996年累计义务植树320万株，每年人均达13株，超过规定两倍多，成活率达80%以上。
        在大搞绿化治沙的同时，也抓了环境美化，各煤矿和污水处理厂等附属单位较早地在厂区内建了绿篱、曲径、喷泉、风景林、草坪，改善了职工的居住环境。
        露天煤矿随采随复垦，复垦后种植、养畜、养鱼，土地利用价值更胜以前。利用马家塔露天煤矿采坑，做了铺底砌坡工程，建成了氧化塘，利用自然界能源，以微生物在自然条件下的生命活动，降减有机污染物，实现污水资源化。这项成功的微生物处理措施，把补连塔煤矿筛选厂用后的井下污水和矿区总医院、马家塔、补连塔工业广场的污水全部降减达标，水面进行水产养殖和灌溉。
        1992年，上湾小区建设了日处理3000吨的污水处理厂，运行正常。这样，东胜矿区地上地下污染物得到了有效控制。
        造林治沙，有效地控制了土壤风蚀，水土保持逐年降减了土壤水蚀。矿区内的沟岔边坡，通过挖鱼鳞，坑内植树，坑外种草，径流逐年减少。加之地方政府加快了水土治理，矿区很少产生洪流，乌兰木伦这条入黄粗泥沙重点河流，由于神东煤田的开发，得到根本治理，为治黄工作做出了贡献。
        1997年，国家环保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同志来矿区检查环保工作，听了我们的汇报，又到现场详细察看后说：“你们实际干的比汇报的好得多，一个煤矿区环境治理达到这个水平，全国还没有”。
        曲主任原计划到矿区看看就走，但他改变了计划，干脆住下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调研总结，并通知《世界环保行》派人前来拍照，对神东煤田环境治理工作向国内外做了宣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