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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爱好生物，特别爱好植物、昆虫和小动物，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爱学植物学。196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呼伦贝尔盟樟子松林区，那里是一个青松密布、草地广阔、植物种类繁多的地方。每当我巡逻在这美丽的森林草原上，心情就显得格外舒畅，这种奇妙的景观，在我的家乡是见不到的。记忆中家乡最美的景观是柳湾林，“高大”的沙柳、乌柳、沙棘，湛蓝的湖水、碧绿的草地及五颜六色的鲜花，是我儿时的乐园。 为了建设家乡，我放弃了呼伦贝尔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于1970年回到了家乡——鄂托克旗。回来后发现柳湾林景观不在了，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死柳，那些蓝湖碧草更是不复存在了。家乡生态环境的恶化，给这里居民的生存带来了威胁。 这里本来就单调的植物种类显得更加稀缺，然而绝大多数植物我只知其土名而多数不知其学名，这样与外界，特别是学术界很难交流。因为植物对土壤等生态因子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掌握了生态因子的变化，就可重塑生态环境。因此我决心要搞清当地的植物种类。为重建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但没有可供参考的现成资料，开始只好采集些植物标本等待专家鉴定。后来偶尔得到一本《宁夏中草药》，便成了我的二代启蒙“老师”，它帮助我搞清了一些植物学名……后来又搞到了《内蒙古中草药》、《山西中草药》，它们都给我帮了大忙。1982年我搞到了第一套《内蒙古植物志》，这对我来讲，如鱼得水！开展植物调查的进度大大加快了。此时我在想，要有一本《鄂尔多斯植物志》，又该多好啊！ 1997年我从一线岗位退下来。几十年来我忙于工作，把赡养老人、抚养儿女的责任全推给了老伴儿。这时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唯有老人的赡养还没有终结。虽然有三位老人和一位哥哥我已为他们送了终，但仍有一位养母和一位智残的二哥尚在，他们都是疾病缠身的老人。于是，退下来后我首先承担起赡养他们的责任，以尽人生中最后的孝心。当然在闲暇时总不由得要对自己走过的路、所做过的事进行回味。 我在林业战线从事生态建设和研究工作四十多年，始终严格遵循着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法则，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潜心研究了鄂尔多斯生态系统中的森林、植物、昆虫、柳湾林等有关的生态因子，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使我在工作实践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也找到了一些生态研究领域中的规侓。尤其是我与鄂尔多斯的一草一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徜徉在大漠和山野之中，我的不悦之情、全身的病痛就会立即“烟消云散”。尽孝固然于心坦然，但思绪中总有一种事业未了之感。 1998年我有幸结识了一位人民日报社的原高级记者刘燮阳老先生，他在新闻战线奋斗了47年，我们一见如故，一直谈到了深夜……最后他送我一本他离休后编写出版的书——《新闻没有句号》。我一连读了好几遍，深受震撼和启迪。他为新闻事业奔波了50年还没有划上句号，离休后仍然笔锋不老，耕耘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而我比他小10岁，论身体、论精力，足可以为事业再干十年、二十年，完成我未尽的事业。对，我也绝不能为事业划上句号！ 于是我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资料全部翻出来，书籍、笔记、标本、照片、原始记录……堆得满屋都是。但先从哪儿开始，又该做些什么呢？这时老友马玉明送我的一本他任总主编的《内蒙古资源大辞典》，我翻开一看，的确开卷就有益，读了他的“前记”，我的思绪豁然开朗，于是决定写几本植物方面书，以便总结这一生工作轨迹中的几个亮点，为养育我的鄂尔多斯人民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要写的第一本书定为《鄂尔多斯野生经济植物志》，因为植物是生态与经济之间的桥梁。 从此我便开始紧张的资料整理工作，并于2001年春季开始自费进行艰苦的野外调查，大量采集植物标本，拍摄生态照片。五年来对自己掌握较少的鄂尔多斯东部地区的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东胜区和达拉特旗植物进行了重点调查。深秋至早春的非生长季节，在室内整理调查资料，编写书稿。到2005年完成了90%的书稿编写任务，正在准备出版的时候，经设计部门预算，出版费高达25万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因而出书梦暂时被搁浅。 2006年2月，由时任副市长白玉岭主持召开的市长办公会议上决定编写《鄂尔多斯植物志》，指定我任主编，要求我把《鄂尔多斯野生经济植物志》先放一放，并要求在2007年5月出版，向内蒙古自治区60周年大庆献礼。当时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准备了几年的资料终于派上了用场，担心的是《鄂尔多斯植物志》比《鄂尔多斯野生经济植物志》的内容多、任务重，而且时间又紧。除了面对编写中复杂的技术问题需随时解决外，还要进行大量的野外补充调查，采集标本、拍摄照片，以尽量多地收集到市内分布的植物种类。正常完成这一巨著的编写任务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而要在一年内完成压力实在太大了。 2006年3月编委会正式组成了，作为主编的我，要在全面负责技术工作（最重要的是编写大纲的提出、与专家教授联络沟通以及处理编写过程中出现的相关技术问题等）的同时，要承担外业调查，确定新增收录种类等。我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写出来编写大纲，提出了编写名录，解决了“编什么的问题”。内业扫描开始不久，艰苦的外业调查也启动了，原定外业组由三人组成，但因经费所限，编委会决定先放两人，结果始终就我一人承担到底。半年多来我四进阿贵庙，六上桌子山，几乎跑遍了全市所有旗区，共补充采集了植物标本500余份，拍摄彩照近3000幅，新增种类200余种。圆满地完成了全部编写任务。 2007年8月，一套160万字的巨著——《鄂尔多斯植物志》按市政府的要求准时出版了，并向内蒙古自治区60周年大庆献了礼。本志书共收录种子植物99科437属1054种，其中野生植物930种。但我总觉得本志书因时间过于仓促，有些植物受气候等自然条件及放牧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不可能在一年内收集齐全，于是我和老伴儿刘桂蓉于2007年6月又一起踏上了全市植物自费调查的征途，几年来共采集植物标本800多份，拍摄彩照8000余幅，其中包括有古树名木的照片；珍稀濒危植物的标本、照片等，特别发现了《鄂尔多斯植物志》未收录的植物种类还有160多种，为后来出版《鄂尔多斯古树名木》、《鄂尔多斯珍稀濒危植物》以及《鄂尔多斯植物志补编》奠定了基础。 2007年11月我在北京阜外医院做了心脏手术后，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自此我们每年生长季进行野外调查，非生长季进行资料整理及撰稿，终于于2011年《鄂尔多斯古树名木》和《鄂尔多斯珍稀濒危植物》先后出版了。《鄂尔多斯古树名木》共收录鄂尔多斯树木种类22科35属50种（含变种），其中古树名木15科21属334株，收录彩图500幅，共计42万字；《鄂尔多斯珍稀濒危植物》共收入鄂尔多斯市珍稀濒危植物141种共上彩图420幅，全书共计44万字。它们的出版引起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领导及广大群众的重视。之后我们又抓紧编写《鄂尔多斯植物志补编》，原计划2012年出版，结果因患肝癌，去北京301医院接受手术治疗，耽误了半年多，直推到了2013年6月才出版。本书是我们继《鄂尔多斯植物志》、《鄂尔多斯古树名木》和《鄂尔多斯珍稀濒危植物》之后的第四部著作，共收入《鄂尔多斯植物志》未收录的植物156种，彩图550幅，约37万字。自此，《鄂尔多斯植物志》基本得到了完善，为鄂尔多斯植物资源提供了较全面的资料，愿本书的出版与 《鄂尔多斯植物志》一起能为鄂尔多斯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依据，并能引起各级领导和群众积极参与，共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和科学的开发利用方案，既让鄂尔多斯植物资源能迅速转化为经济优势，又能在保护利用之基础上，鄂尔多斯植物资源得到繁衍和发展。2013年又完成了《鄂尔多斯园林植物》的编撰任务，全书共收录鄂尔多斯本土园林植物382种，引进园林植物58种，共计440种，全书800页，110万字，彩图2000幅。 在编写出版这几部著作过程中，我的家人始终是我的坚强后盾，无论在时间上、经费上，还是书稿的校对、打印；彩照的拍摄等方面都作到了全力以赴。回忆整个植物资源调查过程，我曾吃过许多苦头，也遭遇过不少惊险。 1976年我和王连祥同志赶着毛驴车在巴音柴当柳湾林调查时，突然头晕眼花、全身无力，脸色苍白，出冷汗，想呕吐，我就势躺在地上，可吓坏了王连祥同志，因为这个柳湾林周围几十里连住户也少有，要说医生就更无处寻找了。我说：“连祥急也没用，待我安静地躺一会儿再说”。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病症消失了，王连祥说一点多钟了，该吃点东西了，原来他守着我着急的连干粮也没顾上吃，我俩吃了干粮，顿觉身上轻快有力……原来我是第一次得低糖反应病，现想起来很后怕。 2005年6月，我雇出租车去准旗苏家湾调查古树，离目的地还只有十二、三里的地方，车突然误在刚下雨不久的泥泞里，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便背着相机等工具前去调查，因为心绞痛走不快，赶到现场只拍了两张照片，天就黑了，测量完后往车跟前赶，车已挖出来了，遂坐车返回。祸不单行的是，车过西营子收费站不久，被大货车溅起的一块小石子把挡风玻璃震得粉碎，车外的雷雨夹杂着冰雹打在脸上生疼，车子只能缓慢行驶，全身上下湿了个透，又冷又饿，回到东胜已是凌晨3点钟…… 2006年我只身上石窑庙调查和拍摄花叶海棠时，为了走近路，就从沟底直接往上攀爬，爬到半山腰，两手正要托着草坡上土棱，突然发现一条蛇距离手指只有约两厘米，我哇的叫了一声，跌落下去，幸好骑在一株长在两米多深的枯树干上，树干下面便是乱石沟，要掉下去可就性命保住了，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只是裤子扯烂了，大腿擦伤了……接着我仍坚持作完了调查。 2008年5月我雇巴图的一辆2020越野车在额尔格图傲来山顶调查，山口风特别大，调查完沿着一条小冲沟下山时，忽然一股大风顺山吹来，我一下失去了平衡，就势猛的往前冲，幸好被长着灌木的沟沿挡住，才幸免坠落深沟，然而相机砸坏了，胸部撞得半天出不上气来，脚拇指也骨折了…… 私人进行植物调查没有专项经费，雇不起专车，只能靠座班车到达各旗区，然后再搭顺车、雇“草原吉普车”、拖拉机，有时连这些车也进不去的地方，只能雇毛驴车或骑马，最简单的办法是步行。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上甜，在野外调查过程中，跑的路越多，遭的罪也越多，忍饥挨饿、食宿无定、顶烈日、冒风雨是家常便饭，甚至冒着跌打摔伤和心脏病、低糖反应随时发作的危险。但艰苦环境的麿炼，练就了我的钢筋铁骨，遇大难而不死的身躯，几十年来我总是逢凶化吉。艰苦环境也练就了我坚忍不拔的毅力，凡事既定目标必达不殆，又有足够得精力克服困难，每次任务不圆满完成绝不罢休。每当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我的愉悦之情就悠然而生。 在《鄂尔多斯生态》系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尽管也得到了一些资金的支持，但大部分费用都是我自己想尽办法筹措的，十分不易，内心里，我十分渴望在编写这部利国利市利民的丛书的过程中，能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更多支持，更多理解，若能如此，我的付出，也就有了价值。 作者：林业高级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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