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学建设的几点思考——以扬州为例

        【内容提要】 在地方学建设的热潮中，我们扬州的许多学者也在考虑建设“扬州学”的议题，在讨论中曾经遇到一些理论或实践上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就此机会，摘其一二，向到会的专家学者请教。

　　【关键词】 建设 地方学 思考

　　一、以地名为学说名称的历史考察

　　中国学术文化源远流长，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分别流派，有了所谓“十家九流”、“诸子百家”。那时各种学说的名称，往往以其学术宗旨、研究对象为名，例如“儒学”、“道学”、“法学”、“名学”等等；或者以学术领袖为名，如“老庄之学”、“孔孟之学”、“墨家学说”等等。

　　但由于各国所传授的学说不同，各个地方已经有了较大的文化差异。例如《管子·大匡篇》说“卫国之教，危傅以利”，“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楚国之教，巧文以利”，意思是说卫国的风气是精明干练，善于理财；鲁国的风气是喜好经典，熟悉礼仪；楚国的风气是文饰精巧，生财有道。这些诸侯国的教化差异，实际就是今天的地域文化差别。《汉书·地理志》叙述古代各地的民俗风气的不同时，也指出与当地的教化与学风相关，但仍未以地名来区分学说的差异。

　　秦汉、魏晋至于隋唐时代，主要仍然以学术带头人作为学派的名称，如“左氏学”、“公羊学”、“谷梁学”、“郑氏学”、“孔氏学”、“服氏学”等。尽管有时有所谓“南学”、“北学”的不同，有“河汾门下”的美称，但是并未形成以地名为学术名称的习惯。

　　到宋代以后，以地名称呼学说的现象逐渐增多。例如以张载为首的学派，因为张载在关中地区讲学，而称为“关学”；以程颢、程颐为首的学派，因为二程是洛阳人，故称为“洛学”；以朱熹为首的学派，因为侨寓并讲学于福建建阳，而被称为“闽学”；而吕祖谦、叶适、陈亮等一批浙江学者，则被称为“浙学”。

　　清代考证学风大盛，其中有以吴人惠栋为首的吴学（吴派）、以休宁人戴震为首的皖学（皖派）和以扬州人阮元、汪中、焦循等人为首的扬学（扬州学派）。

　　这些以地名为称呼的学说或学派，往往是以学术代表人物的籍贯或讲学地点来代称的。

　　近现代以来，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都引进了西方的学科概念。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等。有少数以地名为学说名称者，又往往是以某一地方的特殊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的，例如“敦煌学”是以在敦煌洞窟中发现的历史文物为研究对象而命名的，“徽学”是以徽州历代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中国地域文化成为一种风气。全国各地出现了多种地域文化研究组织和大批研究论著和刊物，吴文化、越文化、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粤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等历史文化，都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研究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大，出现了诸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岭南文化、滇黔文化、草原文化等更大地域的研究课题。

　　与此同时，个体城市学研究在国外兴起，随着伦敦学、巴黎学、东京学、名古屋学、汉城学（首尔学）等世界名城研究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的个体城市学也在逐步创建起来。一系列研究城市个体的学科，如北京学、上海学、延安学等，成为90年代以来地方学研究的新亮点。

　　到目前，已经在报纸期刊上出现的个体城市学名称，比较突出的还有澳门学、潮州学、大理学、鄂尔多斯学、温州学、湖州学、绍兴学、景德镇学、武汉学、宁波学、重庆学、成都学、邯郸学、杭州学、西安学、大连学等。其中，北京学、上海学、延安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进入21世纪，各地在建立地方学的时候，已经不再将学者的籍贯，或学者讲学的地点，作为学科的名称，而是模仿外国，将研究的地域作为学科的名称，而且这些地域的名称，一般都是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

　　据韩国学者介绍，韩国在16个一级行政区都有以其地方名称为称呼的地方学，如“仁川学”、“济州学”、“釜山学”等，都建立了相关的“研究院”（相当于“地方学会”）。而在韩国二级行政区的主要城市也有了类似的地方学组织“地方文化院”。在我国，则是普遍以二级行政区的名称作为地方学的名称，少数的中央直辖市则是例外。

　　目前，地方学在我国还是一种年轻的学科，它通过对特定地域空间社会文化环境的综合研究，可以为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和理论依据，但是它还很不成熟，在它的内部分类标准方面，以及学术内涵方面，仍存在许多有待商讨的问题。

　　二、关于地方学研究的地域范围

　　中国地方学既然以“地方”为名，其中必然会以地域来分门别类，那么首先就面临着一系列如何划分地域的问题。

　　（一）地方学研究的地域范围大小问题

　　地方学研究离不开具体的地域，而目前各个地域文化研究的范围大小，相差悬殊。大的地域可以包括几个省份，如粤学、岭南学可以包含两广地区，越学则可以包含广大的华南、东南、西南地区；而小的地域则仅仅一个地级市，例如湖州学、绍兴学、景德镇学等，这里不仅是地区面积的差别很大，其中的学术含量也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在建立地方学的学术框架时，就不能大小不分，一概而论。

　　如果每一个地级市都建立一个地方学，有些城市不仅会遇到内涵单薄的问题，还可能会和其他邻近城市的文化内容大量重复。例如江苏省的扬州与淮安、镇江等城市，语言、习俗、文化类型都非常相近。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就流行于这一带。如果各自建立一个地方学，不免会出现许多叠床架屋的现象。

　　而某一个地方学如果涵盖的地域面积过大，也会遇到地理区域不明确、文化特点不突出的问题，难以进行本质性的概括，例如“越学”与“中原学”就是如此。因此如何将全中国划分为若干个大小适中的地理区域，以便于开展分类研究，是建立中国地方学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地方学研究的地域范围的变化问题

　　中国的地名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许多地方行政区划在历史上都有过多次变动。例如“扬州”在先秦时期是指淮河与大海之间的地带，或者是指江南或东南广大地区。汉代扬州管辖苏、皖长江以南以及赣、浙、闽三省地区，而中心治所则一直游移不定。以后辖境逐渐缩小，隋朝以后才将治所定在今天的扬州。清朝到民国时期，将扬州府的一部分地区划给了南通和盐城。1996年又从扬州分出了泰州市。因此如果要建立“扬州学”或“泰州学”，就会遇到历史上的“扬州八怪”、“扬州学派”等难以分割的历史问题。如果避开这些名称，就丢掉了地方特色；如果照搬原有的名词，则牵涉到如今已经划分到外地的若干文化要素，当然也肯定会带来内容重复交叉的问题，而所谓的“名人之争”，就更加难以避免。

　　（三）地方学研究的时间与空间界定

　　既然某一个地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地理内涵，那么研究地方学时，就必须事先对于这个地名所使用的时间段和空间范围加以界定。这里，实际存在一个界定的标准问题，即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划分地域，还是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划分地域。

　　例如“北京学”，有的学者是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名城来研究的。也有的学者则认为：“北京学探讨的区域范围不仅仅限于北京城本身，还应该包括其他区、县。也就是说，北京学需要研究整个北京地区”。

　　又例如“徽学”，它既要声明“徽学是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又要说明“它是指以徽州（今地级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实际上，它是以历史上的徽州地域为研究范围的。

　　如果我们要建设“扬州学”，就必须考虑它研究的是隋唐时期的扬州地区范围，还是清朝初期扬州府的范围，还是今天扬州市的范围。如果要从历史文化角度考虑，“扬州学”必然将泰州地区包括在内，而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泰州的学者也许会大不以为然。这是我们在建设“扬州学”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地方学研究的学术内涵

　　（一）地方学应该具有一定的学术体系

　　地方学既然作为一门学科，就应该有一定的学术内涵和学说体系。我们平时所讲的“学术”或“学说”，都是指一种自成系统的学问。地方学即使不能“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也应该能够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而不是拼拼凑凑，堆砌而成。例如研究徽学的学者就说：“徽学作为‘学’，它是一种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客观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

　　但是，在以往的地方文化研究中，我们看到，尽管有些社会现象已经被上升为“文化”，如“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但是要将它归纳为一种学科或学说，距离还很遥远。

　　我们在扬州文化研究方面，虽然也取得一些成绩，出版了一些例如《扬州文化通论》、《扬州文化丛谈》之类的著作，但是要是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仍然觉得在系统性、科学性、理论性方面存在很大的不足，尚不足以称之为“学”。

　　比如，我们将扬州文化归纳为三个层次——学术、艺术、技术，这不同于一般将文化分为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两类。有人主张再列入一个制度文化，因为我们认为制度文化并非扬州的特色，所以不用此说。扬州学术文化中的“《文选》学”、“《说文》学”、“扬州学派”，艺术文化中的“扬州八怪”、“扬州评话”，技术文化中的“三把刀”（饮食、沐浴、理发）、漆器工艺、玉器工艺等，均能独树一帜，但是形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与逻辑关系，至今还没有理清，故不敢自称为“扬州学”。

　　（二）地方学应该以地域文化为学说核心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狭义的、精神层面的文化，它所反映的是人们的文明程度，是一个地区的人文素养的水平。

　　有的学者认为：“一座城市及其所属区、县（或县级市）的历史、文化、地理、资源、经济、社会、教育、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等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置于个体城市学的研究视野之中。”

　　这种说法固然很全面、周到，但是作为一个地方学会，或者是地方文化研究会，要承担如此浩繁的任务，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策研究室，或充当社会科学联合会的角色，实际上很难做到。地方学会必须有所为，又有所不为，许多经济建设、社会管理方面的课题，一般的民间组织很难深入研究；而那些包括历史、地理、文献、艺术、民风、民俗等在内的地方文化，关系当地居民的素质和教养问题，应该是地方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

　　当然，如果地方政府有这样的要求和足够的支持，赋予地方学会这样的重任，也未尝不可。例如韩国的各地的“研究院”是“以地方财政预算为基础，广泛地进行研究与地方学有关的主题”。他们的研究主题“主要与地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有密切关系”，研究活动也就“与地方政府的价值取向有关”。即便如此，韩国的地方学会也十分关注地方文化研究，例如“釜山学”的一个研究课题就是“釜山的乡土饮食和文化”。

　　（三）地方学应该有个性非常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

　　每个地区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地方学，应该大力发掘和总结这一地区的独特之处，而不需要在共同性的问题上花大力气。例如敦煌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专门学科，它所突出的是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兼及敦煌的其他方面。徽学尽管也声称“是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但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徽州典籍文献与文书、徽州社会经济史和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三个方向的研究，并不是面面俱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批敦煌遗书和敦煌石刻艺术，就无所谓“敦煌学”；如果没有数以万计的徽州文书，则不可能有“徽学”的产生。

　　扬州历史上曾经有过汉、唐、清三个发展高峰期。但汉代扬州封国与郡县交替并存，史料有限；唐代扬州在两《唐书》、《全唐诗》、《全唐文》以及相关史料中可以爬梳出大量资料，但相对零散；清代扬州先是朝代更迭的伤心地，再是盐业兴盛、动关国计的繁华地，后是被近代化绕开了的没落地，这个城市迭经战乱，城池屡被摧毁，文献散落，新中国成立前的档案几乎为零。扬州盐商是有别于其他商人的一大特点，而除了几部《两淮盐法志》，有关盐商的资料少之又少。这就为建立“扬州学”带来相当的困难。近几年，扬州市有关部门与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出版了《清宫扬州御档》18大册，目前正在组织编纂《扬州文库》100册，收入著述近千种，这无疑会给建立“扬州学”做出文献铺垫，但我们以为这些似乎还缺乏像“敦煌遗书”、“徽州文书”那样的鲜明个性。

　　（四）地方学应该有一支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

　　一个地域的文化，要想成为专门的学问和学科，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要有深刻的社会影响，还要有广泛的社会认知度。各国的首都之所以能够成为“学”，是由于首都的特殊地位造成的，几乎世界各国的学者都重视首都、研究首都，从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而我们有些地区的文化研究，起步比较晚，研究力量比较薄弱，成果也不算丰硕，有时仅仅只有本地的少数人专门从事研究，外地学者参与讨论的极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急于建立地方学的专门学科，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应该大力吸引更多的本地学者和外地学者来关注和研究地方文化，组成一支有一定规模而又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

　　我们在从事扬州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看到在海内外都有一批热心于研究扬州文化的学者，就注意与他们加强学术交流。不仅与台湾、香港、澳门的学术界多次举办有关扬州文化的学术研讨会，而且还与韩国、日本、美国的相关学者经常切磋扬州文化的问题。我们觉得，在建设“扬州学”的过程中，还是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打好扎实的基础，努力做到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