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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西部逐渐加快侵略步伐，在蒙古王公上层中大肆进行诱降活动，积极策划建立傀儡政权。1936年5月，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顺应日本侵略者的意图，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建立“蒙古军政府”，为日本侵略者继续西进占领绥远开辟了道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西进，到10月，先后侵占了张家口、大同、百灵庙、归绥（呼和浩特）、包头，内蒙古西部除了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外，全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1937年10月，又召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当时，伊盟地区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上规定为其所统辖领域，但并未被日军占领，伪蒙政权的行政力量仅能达到准格尔、达拉特两旗的河东局部地区。第一次“蒙古大会”，伊盟未正式派人参加，被选为“蒙古军政府”副主席的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也未到会。伊盟王公对德王投靠日本人的“自治”“独立”表现冷淡。“七·七事变”后，归绥、包头相继失陷，日本陈兵黄河北岸，国民党溃军涌入伊盟，局势紧张，社会动荡。德王企图利用这一形势，胁迫伊盟王公参加“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日本侵略者也想利用德王这块招牌，尽快侵占伊盟。于是，第二次“蒙古大会”举行之前，一个化名乌吉达（即内田勇四郎）的日本人，奉日军包头前线指挥官命令，打着德王的招牌，秘密来到伊盟。乌吉达首先来到郡王旗，向郡王旗札萨克图布升吉尔格勒（图王）宣布来意。此次来伊盟是为再一次督促沙王及其他各旗王公达成如下协议：一、迅即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归顺日军，接受联邦（盟）自治政府的领导。二、从速把成陵迁移到“安全地带”，以免让“敌人”劫去。三、各旗王公必须由沙王率领尽快来此处聚集，然后同他一起前往包头，谒见日军前线指挥官和德王，共商成立联邦（盟）自治政府事宜。 伊克昭盟盟长沙王立即召集各旗札萨克会盟，商议对策。多数人认为，以蒙古族力量不足与日军抗衡，但也不能屈从乌吉达的逼降要求。为缓和当时的紧张局面，采取拖延办法，由沙王向乌吉达陈述了三条理由：一、鄂尔多斯蒙古人像爱护眼珠一样守护成陵，几百年来从未迁移，猝然迁陵，恐民心有变。二、伊克昭盟尚在国民党武力掌握之中，如伊克昭盟王公对日军有所表示，国军会先兵伐蒙旗，旗民王公不能幸免于难。三、要求向各旗王公秘密输送武器弹药，以加强盟旗武装。不顾伊盟王公的周旋，乌吉达仍然坚持搬迁成陵，理由是“防止汉人阴谋劫持”“在蒙古联邦（盟）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时，蒙古民族要共同瞻仰祭祀”。但在伊克昭盟王公们的坚持下，乌吉达只好作出让步，答应成陵暂不迁移，由蒙旗负责保护；日军未进入伊克昭盟之前，暂不通电宣布归顺日军。图王又设计智退乌吉达，使乌吉达企图裹胁各旗王公随他秘密前往包头的阴谋未能得逞。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于1937年10月成立后，伊克昭盟副盟长兼杭锦旗札萨克郡王阿拉坦鄂其尔（阿王）曾派员与德王联络，要求加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德王特派伪蒙古军潘井指导官和团长图门巴雅尔率领一团骑兵，前往杭锦旗迎接阿王。1938年达拉特旗保安团长僧盖林庆为伪鄂尔多斯挺进军司令。 伊克昭盟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乌吉达的伊克昭盟之行，其骄横态度表明，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威胁伊盟王公，以便扫清障碍，渡河南下，实施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德王对伊克昭盟王公不积极支持他的“自治”“独立”很不满意，这显然是他企图迁走成陵作为欺骗广大蒙古族人民旗号的障碍，因此拉拢阿王投降，扬言收复伊克昭盟。 沙王深刻认清了这一严峻形势。1939年3月14日，向杭锦旗札萨克下令称：“德王准备劫取成吉思汗陵，在三月大祭时搬到绥远，以便招徕蒙古人，日本人已同意，为此通知前沿部队，并加强势力，严防敌人劫走。”1939年初，沙王在重庆期间向国民党政府汇报此事，同时，设在榆林的绥蒙指导长官公署曾在1939年2月22日向蒙藏委员会发电密报（第249号）：“据报德逆已得日方同意，派人潜伏，拟乘隙企劫成吉思汗灵寝，藉资号召”。这一电报内容也转告了沙王。国民党政府提出迁陵之意见。为了摈弃“汉人劫陵”的说法，蒙藏委员会要求沙王“务必正式提出迁陵签请”。为此，沙王在重庆向蒙藏委员会并转总裁、行政院递交了移陵签请书。1939年3月，国民政府根据沙王“迁陵签请书”，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迁移青海。在确定迁移地点时，征求了很多知名人士的意见。他们建议：成吉思汗是在征西夏时驾崩于甘肃境内，为此，决定第一步暂移甘肃榆中县兴隆山。蒙藏委员会根据行政院的训令，立即与军事委员会商酌，形成《遵拟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办法》九条，于3月18日呈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4月8日，孔祥熙向蒙藏委员会发出训令：“如拟办理”。 国民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西迁后，鄂尔多斯各界人士反应强烈。首先，鄂尔多斯王公上层人士对这一决定疑虑重重，认为：“虽然中央政府和盟长被迫决定将成陵迁至他乡，但是蒙古人世世代代祭祀供奉的成吉思汗陵，应以众人的力量共同请求，寻求暂缓迁陵的办法。”其次，世代守护、祭祀成吉思汗陵的达尔扈特人，不理解国民政府迁陵之用意，对其持反对态度，埋怨沙王提出请求移陵之事，达尔扈特人甚至全力阻拦。负责迁陵的国民政府官员解释说，政府完全是为了保护成吉思汗陵才迁移，赶走日本人后再请回鄂尔多斯，照旧永远供奉在这里。达尔扈特亚门特（即负责达尔扈特内部事务的官员）考虑到成吉思汗陵的安全，同意了国民政府移陵决定，并提出几点要求：无论迁往何地，有关达尔扈特人随同前往；无论迁到何地，必须按照蒙古人的习俗，举行原有的祭祀；迁陵时必须充分尽到蒙古人的礼仪，途中充分尊重和照顾众多蒙古人的祭祀活动。迁陵官员答应了达尔扈特人的要求，迁陵成为现实。 西迁的奉祀神物为成吉思汗与孛儿帖夫人的灵柩、忽兰夫人的灵柩和成吉思汗的镇远大纛（黑色军旗，蒙古语为哈日苏力德）等，还有成吉思汗的坐骑马鞍、弓箭、剑等神物和一批金银祭祀器皿。 193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向蒙藏委员会发出训令，转达军事委员会同意沙王等7人为起灵致祭官，并以沙王为主祭官。6月11日，用骡马轿车将灵柩请起南运。楚明善（由蒙藏委员会派出）、唐井然（由军事委员会派出）电告蒙藏委员会：“当地蒙族各机关高级人员参加致祭者约200余人，军队、民众参加者3000余人。”当时，国民党一位记者写道：“成吉思汗灵柩是在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泪海中，离开伊金霍洛圣地。”护灵人员由鄂尔多斯部伊克昭盟七旗护灵代表贡布扎布及几名各旗来的随行工作人员和巴音扎布、巴雅尔达赉等36名守护灵柩并负责祭祀的达尔扈特人组成。护送部队为邓宝珊军长的部下，由200多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宪兵组成。 6月15日，迁陵队伍到达陕西榆林，榆林各界两万人在南门外致祭。16日，队伍改乘8辆汽车从榆林出发，经米脂、绥德、清涧等县，21日到达延安。中共中央在延安城东十里铺设灵堂，举行了隆重的祭奠，约有万人参加。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八路军代表滕代远、八路军联络部部长王若飞、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等将灵柩迎入灵堂，举行祭奠。中共中央毛泽东等敬献了花圈。22日凌晨，灵车继续南下，25日抵达西安。西安各界在鼓楼礼堂举行公祭，参加致祭欢迎者近20万人。到达西安时国民党中央主席蒋介石派办公厅主任宴请护灵代表。26日迁陵队伍离西安北上，经甘肃泾川、平凉，于7月1日抵达甘肃省榆中县。榆中各界参加欢迎致祭者近4万人，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及甘肃省政府官员自兰州前往榆中迎祭，并随灵登兴隆山，至东山大佛殿安灵。按国民政府预定方案，完成了移陵任务。 成吉思汗灵柩移到兴隆山以后，1941年11月3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到兴隆山祭祀。地方绅士、海外侨民、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的人士也陆续前来谒陵。 1949年青海西宁解放前夕，国民政府行政院责成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将成吉思汗灵榇由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派两辆卡车，经西宁抵达湟中县塔尔寺。到塔尔寺时，活佛及各族群众在寺前列队迎接，盛况空前，灵榇等安奉于排家尕哇活佛经堂。一同去塔尔寺的有“塔尔寺成吉思汗陵保护委员会”主任高九如及工作人员、家属、守陵达尔扈特人近40人。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9月9日，湟中县解放。中共中央电令西北局责成西北军政委员会对塔尔寺成吉思汗灵柩特加保护，日后由内蒙古派员接回。1950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钧儒率领中央访问团到塔尔寺，向成吉思汗灵柩致祭，并转赠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郭沫若的题词条幅。 1950年5月，伊克昭盟人民政府在守护、祭祀成吉思汗陵的达尔扈特人聚居区设立达尔扈特区。1952年，达尔扈特区划归札萨克旗管辖。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提出的把成吉思汗灵榇迁回故地的请求，并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拨款兴建成吉思汗陵园。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绥远省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成吉思汗陵迁建委员会，自治区副主席王再天为主任，奎璧、高锦明、李文精等10人为委员。会上，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在讲话中指出：“根据内蒙古、绥远，特别是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多次要求，成立了成吉思汗陵迁建委员会。于1954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前，将成吉思汗陵由青海塔尔寺迁回，并在伊金霍洛建立新陵园。”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以自治区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克力更为团长，自治区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武达平等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以及伊克昭盟盟长鄂其尔呼雅克图、达尔扈特区区长宝锁、呼伦贝尔盟甘珠尔庙嘎拉僧活佛等29位知名人士组成的“迎灵代表团”。1954年3月15日，迎请成吉思汗灵柩代表团从归绥出发，经兰州，于22日到达青海省西宁市，代表团在西宁逗留3天之后，由青海省人民政府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仁山，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席官保加等陪同抵达塔尔寺。在塔尔寺，按蒙古族传统习俗，举行了隆重的起灵大祭。29日，迎灵代表团护成吉思汗灵柩及神物，乘专车离开供奉成吉思汗灵榇达四年半的塔尔寺。4月3日上午，迎灵代表团乘火车回到归绥，自治区党、政、军领导王再天、杨植霖、孙兰峰、孔飞、李世杰等以及机关、部队、团体的代表共400多人，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迎祭仪式。 4月6日，成吉思汗灵车到达伊克昭盟政府所在地东胜，盟委书记李振华与各界人士一起举行隆重的迎灵仪式，并与迎灵代表团举行了座谈。4月7日，当成吉思汗灵车开进圣地伊金霍洛时，达尔扈特100多位蒙古族人民骑马在20里之外列队迎接。在到达伊金霍洛15里的大路两旁站满了迎灵的人群。灵车在人群中缓缓地向前开进，沿途群众不断向成吉思汗灵车叩拜，祭洒鲜奶，敬献哈达、祭灯、美食等。那时，伊金霍洛还未通公路，当灵车通过沙丘、沼泽地时，群众从两旁拔沙蒿、柠条、芨芨草等，一直垫了七八里路，使灵车顺利抵达圣地伊金霍洛。 迎灵代表团经过长达28天的长途跋涉和艰辛努力，将西迁的成吉思汗灵柩等所有神物完好无损地请回圣地，安放原处。4月23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鄂尔多斯蒙古历六月二十一日）安放大祭与新陵园奠基仪式一并举行。在仪式上，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发表了讲话，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萨空了致答谢词。由乌兰夫主祭，王再天、鄂其尔呼雅克图、萨空了、中央民委办公厅副主任朋斯克、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代表胡思等陪祭。祭奠程序是：首先由主祭人献哈达，接着献奶食、果品、花圈，完成了祭祀。下午3时，举行成吉思汗新陵园奠基仪式，聚集在成吉思汗大鄂尔多前的人们，同乌兰夫主席一起登上甘德尔希里山梁。乌兰夫拿锹亲自破土，埋下“成吉思汗陵奠基石”。至此，成吉思汗陵东归工作结束，新陵园建设开始。为建成成吉思汗新陵园，中央人民政府拨款80万元。1955年春，新陵园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于1955年10月31日竣工。 原载：白明德主编，庄国瑞、陈静编著《大美伊金霍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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