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冈彻辰的历史哲学观

        萨冈彻辰的哲学思想是双重性的复杂体系。其中混杂着宗教和哲学、信仰和理性、历史和文学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呈现出佛教化的蒙古哲学思想史阶段的一系列特点。蒙古人丧失政权后，回忆过去，寻找根源，寄托希望，期盼出现一个伟大人物，拯救民族，恢复黄金家族政权，再现辉煌。因此，利用一切手段和可能来美化、神化祖先，编造很多离奇的神话和古怪的故事。同时利用佛教增强人们的信仰意识，用各种征兆渲染祖先和帝王的言行，加大信仰迷信的力度，这与佛教神学的目的论不谋而合。书中臣民百姓唱歌赞美时说： 知实“见君之所向无敌也，承天命之圣人矣”（道润梯步译校：《新译校注〈蒙古源流〉》第138页，以下只注页数）。这时成吉思汗自命得意，自认为奉 “承天命”而就位的，是代“天”行事的。书中有段神话般的描写：一日，成吉思汗正座宫中，从天窗落下一个玉碗，降在他的手中，内有盛满而不溢，似酒而奇香的饮物。他旁若无人，独自饮着，这时他的弟兄们说：“主上奈何独享天之所赐也？”成吉思汗觉得他们说得有理， 四人更相啜之”，“遂赐其所余，但都咽不下去，这才明白，他们则说：“此乃汝父玉皇天尊赐予汝圣主天子之宝器甘露也，我等过言而争之矣。汝真我等命世之主也。后此行事，愿听令旨。”他则自命不凡地吹嘘说：曩即合罕位时，“以我承皇天之命，赐我以龙君之玉玺焉。而今值此胜夙仇也，天帝赐以甘露矣。以此度之，汝等所言盖是也”（第142页）。这完全是虚构的事，为的是美化历史，神化君主，使人敬仰，强化人们的信仰意识和汗权神圣的思想。但是，美化神化是一回事，而残酷的现实又是一回事。现实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于是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宗教的信仰，人为的敬仰。而更多的是理性地思考，解悟出失败的缘由，设想未来的前途，从而使人们不仅复述过去的历史，而且也要反思或追溯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用文字写下来的历史。萨冈彻辰就列举了七本。有的学者考证，这不是全部所用书目，只是其中最主要的史料，这种对历史的认识的再认识，就是反思，就是在进行哲学思考，这就能揭示出历史深层的奥妙，说明和批判历史的意义。有的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过分强调历史事实，而贬低传说、神话和故事，这有情可原的。但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审视时，不仅注重历史事实、传说、故事，而且更多地关注其蕴涵的思想意义，关注作者的思想动机和目的。有时意义胜于事实。因为意义中包含着更多的思想内涵和宝贵智慧。编造历史传说，虚构神话故事，反映了作者的理性思考。按照思考的逻辑轨迹，可以发现作者的哲学感悟和价值观念，发现民族群体的心态和愿望。这是追溯过去历史的更为重要、最有价值的地方。

        宗教和哲学是同一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①17世纪的史书特别是《蒙古源流》中哲学和宗教相结合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色。萨冈彻辰世界观的双重性，不仅表现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兼而有之上，而且也表现在宗教世界观和哲学世界观的结合上。宗教和哲学是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但又是相互包含、相互融合的。萨冈彻辰的自然史的“三坛说”的朴素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一接触人类史就陷入了唯心主义，认为人是神的化身，佛是主宰一切的，最后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出现同流合污的情况。这是因为当时佛教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精神力量而出现的，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支配着社会的一切。因此作为精巧的唯心主义为粗俗的宗教辩护，而粗俗的宗教又作为精巧的哲学的基本内容，成为蒙昧主义哲学。同时，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朴素性和不彻底性以及观点之间的矛盾抵御不了宗教的渗透而成为宗教的俘虏，成为宗教唯心主义。萨冈彻辰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坚持的就是信仰主义，这种信仰主义的实质在于使哲学服从于宗教，攀附于神学，变为论证佛教的工具，沦为宗教的婢女。这是信仰代替理性，宗教窒息哲学的必然后果。正如蒙古学学者沙·比拉指出的那样，“他在思考历史和思考命运之意外变化时，总是从宗教观中寻找慰藉，而且看来从宗教观中得到的满足要比努力思考之所得更多一些”。②蒙古族接受佛教过多的教仪教规，过多的迷信神学，过多的宗教观念，而忽略了佛教哲学的思辨能力，轻视佛教哲学功能，结果，蒙古哲学在佛教化的过程中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而向前发展。

        萨冈彻辰上下求索的问题，不仅使蒙古史的研究更加纵深发展，而且使蒙古史成为一个有源有流的，具有了完整性、系统性和世界性。该书从史书角度，首先，利用真实的历史资料，提供了元末至清初蒙古大汗的完整系谱。但有些历史事实，没有运用，而是有意回避。其次，利用有一定历史根据的传说故事，但把历史事实和传说故事混在一起，分不清真假。最后，为了历史的完整性、系统性和世界性的需要，杜撰虚构一些神话故事。他力图以佛教模式，用汗的“传位世系”把蒙古的祖先附会到印度西藏的王统，提出了蒙古源出印藏之说。这样虚构一些历史事实，是主观条件和客观局限所造成的，也是撰写历史的追根溯源的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对此恩格斯说过： 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用理想的、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③人在认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过程中均有类似情况。当时编造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甚至蒙古源出印藏之说，均属如此情况。问题在于我们一方面剔除其“十分荒唐的见解”，用“现实联系”来补充缺少的事实，同时， 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分析其“天才的思想”，把握其“后来的发现”。

        《蒙古源流》中提出的“天才的思想”表现在对蒙古人丧失政权的原因作了历史性的具体分析。萨冈彻辰从哲学的高度，历史的方位，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元朝的强盛，明朝的兴旺，清朝的凯旋都是“敬奉佛教，修明政教二道”（第205页）的结果。把元朝看成是执行“政教二道”并行的典范。它的垮台是托欢贴木尔的行为造成的。政道上过分相信汉臣朱葛并置蒙古近臣的警告于不顾之缘故， 使其大都城陷于敌，“偏溺谄佞，失其玉宇之大政矣”（第221页）。一句话，托欢贴木尔破坏了“政教二道”并行的基础，而导致了悲剧后果。复兴的蒙古国的衰亡也是林丹汗 “心中生嗔，而化六国于乌有”第329页）。所谓“嗔”是指佛教的三毒之一，嗔怒是指 书中形象地说：“仇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④“合罕怒则毁其政，大象怒则毁其城”（第328页）。把国家的存亡仅仅看成是合罕的 “谄佞”、“生嗔”，看成是几个汉臣和近臣的原因，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尽管分析不甚正确透彻，但毕竟作了一些分析，这是很可贵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成了17世纪史学家对元朝末代皇帝政绩的一个独特的历史评价”⑤的一家之言。在书中分析了蒙古东西部的矛盾，东部蒙古封建主之间的内讧，卫拉特以及达延汗的功绩，都围绕着“政教二道”并行的方策，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汗统政治思想，维护嫡长继承制。认为 “只有血统纯正的成吉思汗后代，首先是元帝国的创始人忽必烈的后代，才能当蒙古首领、全体蒙古人的主宰者”。⑥这是他辨明是非的坚定不移的原则和矢志不渝的信念，认定诺延的实际标准和处世为人的态度。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用印度，西藏，中国佛教产生和兴衰的曲折经历，告诉人们，佛教在蒙古的传播和兴旺尚未达到高潮，忽必烈是初兴，阿拉坦汗中兴，弘扬佛教大有希望，复兴蒙古政权大有可为。“朝代有尽恒史换，昼夜交替是规律”，“兴盛之根据这个规律他在结尾诗中写到： 时无过傲，遭败之际莫灰心，日落须弥暂成夜，明天还会放光明”。这表达了他对蒙古族复兴的可能性有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他认为，关键在于以政治世，以教治心。正确的执行政教两道并行的治国方策，为此把汗权和教权相统一，使合罕与喇嘛联合，认为“圣喇嘛与施主合罕二人，如日月二象升于青冥高天而居焉”（第386页）。他提出加强汗权，扬威佛教，实现蒙古族团结统一的政治主张。但现实与萨冈彻辰的主张反差太大。现实是国已灭，权已失，为此只能推崇佛教，只能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从佛教那里寻找答案，著书立说，教化后代，寄希望于未来。只能如此，别无他途。这是因为，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是一件重大事情，对蒙古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在佛法无边，佛音遍地，佛光笼罩着人们的思想文化的社会里，只能运用佛教提供的理论、语言和模式，说明蒙古的 “源”和“流”，追溯过去历史，分析成败原因，才能使人接受，产生共鸣。同时“有的史家为了证明‘黄金家族’的神圣不可侵犯，将成吉思汗的祖先与印度——西藏的王统联系起来，企图以佛陀的威严维护自己祖先的尊严”。⑦这就是蒙古源出印藏之说的历史文化缘由，也是撰写蒙古史创新体例和模式的根据。

        萨冈彻辰的高明之处在于从哲学思维的角度把蒙古史的“源”和 “流”作为整体，从政教二道并行的治理国家方策中找到丧失政权的原因，这是正确而深刻的思想。当然没有深入分析其社会经济上的根源，没有从民族矛盾，阶级斗争角度分析并寻找原因，这是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同时，又从这里同样找到了佛教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喊出了反抗和否定佛教的呼声。他用特有的哲学洞察力和反思方式，超越具体事实，神话故事，冷静深思，执著求索，经过一番沉思，发现政教二道之间，合罕和喇嘛之间的矛盾。举例说，忽必烈继位后，是否接受“灌顶”皈依佛教之事，与玛迪·都瓦咱发生一场争执。忽必烈借用喇嘛年幼，不愿在授 “灌顶”时坐下面，明确地说：若“我何可坐彼孺子之下乎？可问彼孺子，我居床上，彼孺子居下座而受灌顶，则可。若不可，何可受其灌顶乎？”秦贝夫人中间调解说：“今传经授灌顶时喇嘛居上座，合罕居下座，施行朝政时，喇嘛合罕二人平居上座则何如？”合罕，喇嘛二人则都说：“此姑可也”（第197页）。其实这种调解具有明显的倾向性，问题实质不是上下座位，而是争地位论主次，是政教二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阿拉坦合罕身患重病，即将死去，“此经教之益安在哉？既无益于合众臣们议论说： 罕之金命，岂能利后世之他人乎？此等喇嘛乃欺诳者也。今当弃绝此辈僧徒”（第397页）。经过事实的教育，经验的总结，教训的启迪，理性的思考，居然喊出“经教无益”的呼声，怒斥喇嘛为“欺诳者”，提出把他们“弃绝”的要求。这是思想解放的火花，求索的真谛，真理的智慧，历史的进步。火花虽是微弱的，智慧是点缀性的，但毕竟掀起了反佛教的，否定神学的小小浪潮，朝真理方向迈进了坚实的一步，其精神是可贵的，其意义是深远的。后来撰写的一些历史著作中出现了否定“蒙藏同源流”，破除史书的这个体例、模式和风格的倾向，批判佛教的启蒙运动，使蒙古人醒悟过来，得到了解放。这就是从萨冈彻辰的著作中“预测到的一些后来的发现”和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就现在掌握的材料来说，“蒙藏同源论”有充分的历史事实根据，“十分荒唐的见解”。但是这种见解，这种史书体例和模式，与《蒙古秘史》相比，其历史视野和理性思考的方位大有不同，揭示了新的历史观的内涵和追溯过去的哲学成果。作者不仅认为蒙古汗统，而且世界汗统都来源于“拥戴之王”玛哈·萨玛迪合罕。书中所说的“诸罕”有很广泛的含义，用汗统的传位世系联系世界历史，这样扩展了历史视野，打开了新的思路，把蒙古史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宏观地考察和分析，从而树立了世界历史的意识，破除了蒙古人的历史创始于成吉思汗祖先的那种旧模式。这是17世纪史学家们的最大贡献。其实，这种世界历史的意识产生的根源在于蒙古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在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伟 大实践经验以及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实际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波斯的拉施特主编的《史集》，伊朗的志费尼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蒙古人撰写的《蒙古秘史》、《蒙古源流》为代表的著作，把蒙古历史的“源”和 “流”结合起来，外国人和蒙古人的著作，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构成了完整的世界性的《蒙古史》。

        人的“自然史”的兽性和“人类史”的“人性”是立足于“神性”或“佛性”的。而蒙古人的萨满教崇尚的“天”，与印藏崇拜的“佛”，都是神性，这是两个宗教的共同点，从而找到了蒙古文化和佛教文化相融的结合点，蒙古传统哲学接受佛教哲学的契入点。萨冈彻辰的《蒙古源流》就是从这个契入点入手，成为结合的成果。该书把成吉思汗说成是“奉苍天

之明而生者”，是“天裔”、“天之子”，承天命而就合罕位，人主代“天”行事，征战讨伐是“天”意，要“拜天”保证胜利。如他自吟道：

                  “奉我上界玉皇天父之命，

                  收服天下十二强逆合罕；

                  令暴乱横行之诸小罕归正，

                  辛劳开辟我大国之疆域焉 ”。（第169页）

        这些论天的思想是蒙古族传统思想的基本内容，与佛教的菩萨、神转世等说法其精神是一致的。这样“天”和“佛”的统一，把萨满教的“天命论”和佛教的“转世论”结合起来，体现出神性，表现在从玛哈·萨玛迪合罕一直到蒙古汗统传位世系都是神的“代言人”，“天”的意志，佛的“化身”，前代合罕的“转世”。所生的这些子孙，大都被描写成“瑞相全备，顶显阿弥陀佛相，美貌灵异之子”（第45页）。以此把佛尊为印藏蒙的至高无上的神，这个神在“天上”， 在人间，合一的观点，“天子”提出了“天佛”把萨满教与佛教合二而一，成为文化由冲突到融合的新的象征。

        在信仰和思想上如此，而治理国家上推行“政教二道”并行的方策，张扬政教合一，主张神学与汗统联姻，鼓吹佛教的作用。认为“佛神法力 无边”，“佛法之光普照大地”。特别把用佛法修身的喇嘛们说成是神通广大，能“驾日光”，“翱翔于空中”，“行于水面”，“能使枯骨化为黄金”，“能发雷如天”，“役使天神，罗杀及八部神将如奴隶然”等等。这样夸大佛教在治理国家、致天下于安乐方面的作用，其目的一方面是把萨满教和佛教神学杂糅一起，缓和二教之间的矛盾，并逐渐由佛教替代萨满教，从根本上改变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削弱蒙古文化的作用，以达到长期奴役蒙古族的目的；另一方面，政权丧失了，萨满教的“天”逐渐降位，佛成为永恒的、至高无上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精神支柱，从而极力泯灭蒙古人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思想，把“佛”当成维系民族信仰的绳索，成为凝聚民众力量的精神纽带，从而提高喇嘛的权势地位，成为社会的政治势力，以使他们统治和控制社会。实践证明，这样对蒙古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自然史和人类史与人相互制约着。执行“政教二道”治理国家需要人。事在人为，离开人，社会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人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如何创造，就看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萨冈彻辰对人的问题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对贤哲们的作用进行过多方面的思考和认可。他依据历史上成功者的经验，寄希望于勇于献身的英雄豪杰、文武贤士。认为他们是立国之栋梁，兴族之良才，复权之贤哲。“为获真谛舍己生命，造福于民甘愿献身；他说：不惜牺牲金刚玉体，唯见圣权繁盛时辰”（结尾诗）。这种爱才之心，护才之情，用才之理的人才观是很难得的，至今还有着现实的重大意义。

        萨冈彻辰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有浓郁的个性特色。中国哲学史专家冯友兰先生说：“就我来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作系统反思的就更少。一个哲学家总要进行哲学思考，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人生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⑧蒙古哲学思 想史上萨冈彻辰是对历史事实和现实问题所做的哲学思考最全面、最深沉；对“人生进行反思”得最系统、最深刻。仅就这一点他也有资格当哲学思想家。这种思考和思想渗透在著作的字里行间，集中反映在结尾诗中。由于历史的拘囿，“所有这些当然是用一种隐晦政治局势的影响， 的形式，以道德训诫的口吻和佛法的精神写出来的 ”⑨。但充分表明了作者为民为国分忧解难的心情，人生自立奋斗的精神和自重自信的坚强意志。结尾诗是自然哲学的结晶，历史哲学的精华，人生哲学的真理。

参考文献

①③《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84、24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⑤⑥⑨（蒙古）沙·比拉著、陈弘法译：《蒙古史学史》，第245、234、237、243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④《宗教词典》第113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⑦义都合西格主编：《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第431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第3~4页，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作者：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