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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黄河环绕，大漠纵横，其间有一块历史悠久，饱经沧桑之宝地——鄂尔多斯。 一、“鄂尔多斯”地名变迁 鄂尔多斯地区，在秦时属上郡、北地郡、九原郡和云中郡，通称新秦中。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在西北部增设朔方郡（在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乡境内），东南部设西河郡（在今伊金霍洛旗新庙乡古城壕村）及五原郡、上郡（在今陕西省绥德）部分地方。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匈奴都尉驻地由云中移驻美稷县（在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林镇西北）。晋永嘉后历为前赵、前秦、后秦属地。407年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凤翔元年（413年）在无定河边筑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与乌审旗交界处的白城子），属夏州。北魏始光四年（427年）统万城改为镇，太和十一年（487年）改设夏州，后又称岩录。隋朝时，复设朔方郡，驻岩录县，西北部属五原郡，东北部置榆林郡，驻榆林县。唐贞观初年，复设夏州、胜州。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增设宥州，元和十五年（820年）驻地由延恩移驻长泽。辽代趋民河东（北）重建东胜州，兼领河西二县地。又设河清军、金肃州，又名金肃军。余属西夏。元代东部划属中书省山西道大同路东胜州。西南角、西部属陕西行省延安路。明洪武初年，撤销东胜州，设东胜卫，盟境属东胜右卫。 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至乾隆年后，开始放垦长城北沿界牌地。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牧场大多放垦，陕西、山西汉民大量进入草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置管理郡王、札萨克两旗垦地汉民事务的东胜厅，隶属山西归绥道。至清末大部成为垦区。黄河两岸垦区归包头，设立乌伊盟垦务局（后称西盟垦务局）管辖，南边分别属晋、陕边境县，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将东胜厅和五原厅、包头镇合并为包东州，不久又重新分设。 民国初年蒙古旗从清制，改属蒙藏委员会。1914年设绥远特别行政区，东胜厅改为设治局，后改为东胜县，属绥远省。1925年将黄河故道以南大部地区划归临河设治局。1929年属绥远省。1936年成立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驻今伊金霍洛旗新街镇。1939年成立绥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东胜。1949年撤销蒙政会和督察员专员公署，成立伊克昭盟自治政务委员会，驻新街镇（该处遗址直至1986年6月，笔者因公暂住新街时，才亲眼见其拆除，大门为一拱形圆洞门，向西），属绥远省。1950年迁驻东胜，同年伊克昭盟政务委员会改为伊克昭盟自治政府，辖7旗县、通格朗、达尔扈特2区。1952年两直属区划入札萨克旗。1954年撤销绥远省，伊克昭盟自治政府改为伊克昭盟行政公署，属内蒙古自治区。2001年将伊克昭盟更名为鄂尔多斯市（地级）。 二、东胜地名沿革 东胜，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原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驻地（现市政府驻地为康巴什区），东胜区人民政府驻地。 “东胜”一名，起源于“东受降城”和“胜州”，始于辽代，其时，其地在今托克托县。 隋开皇二十年（600年）设“胜州”，城址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大业五年（609年）将“胜州”更名为榆林郡。唐王朝建立以后，于贞观四年（630年），又重新设立了“胜州”，因当时正逢唐朝军队击败了东突厥汗国而用“胜州”之名命名，以表示取得击灭东突厥的胜利。因此“胜”这个字，则含有“决胜、取胜、战胜”等意，“州”即古代行政区域通名。到了辽代神册元年（916年），辽军攻占了“胜州”后，又将“胜州”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黄河东（北）岸，在今托克托县境内的大荒城设“东胜州”，因地处原“胜州”之东，且以“东受降城”和“胜州”之名各取一字成名。 其后“东胜”作为行政区域专名，一直被沿用。金、元两代称“东胜州”，明初称“东胜卫”。清末称“东胜厅”。 洪武（朱元璋年号）元年年底，元将扩廓帖木儿为明将常遇春追击，放弃大同，西奔甘肃。洪武二年，元顺帝命脱列伯、孔兴领兵进攻大同。八月，明将李文忠出雁门、马邑、白杨门，击败当地元军，俘获了平章刘帖木儿、脱列伯等将领，攻克东胜州，这是明军第一次攻取东胜。由于明军战线过长，短期内无法形成有效控制，所以未能留军驻守，东胜旋为元军所据。 洪武三年，明廷组织两路大军分兵北伐。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二月“乙酉，指挥金朝兴取东胜州，获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 这一次明军才最终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此间，扩廓帖木儿曾全力组织“兴复”战争，导致边境局势持续动荡，消除套中元军成为巩固东胜与陕北的当务之急。因此，洪武三年汤和“与中山王、宋国公至定西，袭元将扩阔帖木儿营。西北取宁夏，至察罕脑儿，获其猛将虎陈。定东胜、大同、宣府，皆以劳先诸将。九月，还京师”。据此可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草原地区的元军主力此次被消灭了。同时，明朝在陕北延、绥等地驻军向其东北方向的元军也发起攻击。这样至迟在洪武三年年底，明军已经清除了东胜州附近主要的元军残余，初步巩固了东胜周边局势。为确保对新近占领区的有效控制，明朝有必要在当地设立相应的机构进行管理，这是东胜设卫的客观要求。 《明史·地理志二》说东胜州于“洪武四年正月，州废，置卫。”（《明史》P654）。 从洪武三年二月明朝正式占领东胜州到洪武五年七月以后东胜卫迁往大同，明朝对东胜的控制维持了两年多。正是由于明朝放弃了以全面军事进攻消灭北元的战略构想，遂使明朝当时在东胜地区既没有行政机构也没有军事机构的存在。限于自身力量，北元方面也无法对本地区实施有效统治，东胜成为明与北元共同影响但均缺少有效管理的特殊地带。于是在处理战争中的降人时，明朝只能采取迁入内地的做法。此外，边境地区大量居住的人口难以有效控制，对于当地人的人心向背，明朝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将边民也迁入内地。洪武六年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丰、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官给驴、牛、车辆，户赐钱三千六百及盐布衣衾有差”。 洪武五年以后，明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组织对北元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明朝在沿边地区采取稳固边防的做法，巩固了洪武初年稳定下来的边塞线。及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盘踞辽东的纳哈出投降后，明与北元对峙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明朝再度深入漠北进攻北元核心地区，经过洪武21年蓝玉在捕鱼儿海和哈剌哈河两次战役的打击，北元元气大伤。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兵溃出逃时死于也速迭儿之手，部众开始大规模南投明朝，明朝终于获得了主动权。为了进一步稳定新拓边境地区的局势，巩固胜利果实，明朝一方面分派大将赴北边边地练兵，一方面派皇太子出巡陕西。在此基础上，明朝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对北边边防进行了重大调整。洪武二十五年三月，明朝向北方大部分地区派出将领分领北方各卫，对各自负责的防区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唯对燕王辖区以及大同诸卫没有指定统辖将领。燕王情况较为特殊，此处不论。山西大同方面，同年八月代王朱桂就藩大同，但是立即依靠他来管理大同边外军政事务并不现实，而且还缺乏相应的基础性建设。对此，朱元璋的想法仍然是要众建边卫以固边防，重点就在大同以北的北元漠南故地的控制上。 众建卫所，就需要有大批防军驻防，必须首先解决兵源问题，遣将籍军正由于此。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派遣24员将领分赴山西各地，“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以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 建文（朱允炆年号）四年，朱棣称帝后将原属山西行都司的大批军卫内迁至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设在（北京）周边，与大宁都司整体内迁的目的一样，无非是强化以北京为中心的防区，使得军力集中。显然这种大规模放弃洪武朝新拓疆土的举动绝非军事力量捉襟见肘的临时性考虑，而是朱棣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其父的新边防思想的表现。经过“靖难之变”（燕王朱棣发动的以清君侧为名的推翻其侄朱允炆的兵变），洪武朝的“塞王守边”制名存实亡，朱棣并不打算恢复旧制。一是经过明朝严重内乱争斗以后，“塞王守边”制尾大不掉的弊病凸显无遗，因此朱棣倾向于以“天子守边”控制下的镇守总兵制代替“塞王守边”制，以消除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二是多年镇守北边的军事实践使朱棣与其久住南京的父亲在如何应对北方政权问题上的理解必然存在某种差异，即在军力配备、后勤保障、双方作战方式等具体问题上朱棣有更深切的体会。所以调整北边防务、实施军卫内迁正是这种边防思想变化促成的。 客观上，东胜地区属于山西行都司的外围防区，后勤供应补给线过长，军粮运输艰难，损耗巨大，即便采用开中筹措也难以有效解决问题。虽然洪武朝大力推行军屯，企图以军养军，但军屯成效不大则是不争的事实。加之从明代开始，中国进入又一个气候趋于干冷的历史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胜等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点也需要考虑。这样，东胜诸卫的驻守成本必然很高，长此以往，更可能成为北边边防的包袱。 从实际影响看，东胜诸卫内迁并没有像明人不点名批评朱棣的那样消极。其一，永乐朝虽然边卫大量内迁，但蒙古人对边境的袭扰却大大减少了。由于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北元屡次遭受内乱破坏，政治军事力量日渐分裂，走向衰弱，已经无力大犯明边。特别是朱棣屡屡发动战争，“五出三犁”，深入蒙古高原，沉重打击了蒙古政权，因此边境地区军队的内迁并无不良后果。其二，边卫内迁后，缩短了防线，既有利于边境地区凭借山险设防，又可减少大量的军事财政支出，在国力强盛的前提下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明末，随着北方蒙古势力的逐渐扩大，明王朝的军事势力被迫南移，只据守长城一线，东胜右卫城便成为废墟。《明史》鞑靼列传记载：“河套，古朔方郡，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也。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里，饶水草，外为东胜卫。东胜而外，土平衍，敌来，一骑不能隐，明初守之，后以旷绝内徙”（《明史》P5677），由此可见明廷弃守东胜卫之原因。其后约200年中，东胜州城废弃，“东胜州”一名也逐渐湮灭。 到了清末，由外地来伊克昭盟垦地的“黑户”越来越多，而且又为了经济需要，伊盟地方和清廷决定放垦（之前清廷禁止农民在伊盟垦地），这些合法垦地汉人农民，需要一个与蒙古盟旗制度不同的行政体系来管理，于是启用了当时特色的双重行政区划“遥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决定设立“遥治”厅，负责设立工作的官员考察伊克昭盟，发现今罕台镇境内有一座土城墙，当时官员以为这就是古书上的“东胜城”，于是决定在此建城，设立东胜厅，归山西省归绥道管辖。1912年改称“东胜县”。但是均非同一故地。例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东胜厅”，始驻板素壕，后又移驻羊场壕。1912年改为“东胜县”时，因“匪患时闻，地方荒凉，保卫困难，历任知事大都侨居距县二百里外之包头而遥治。”县府驻地的具体位置在包头（东河区）文曲巷。1928年县府由包头文曲巷迁驻今伊金霍洛旗陶油房，始设办公处，以后又由陶油房迁驻今东胜市区西部之羊场壕小土城（此城疑为杨家寨子）内设办公处，1931年10月筑成方里土城（该城故址在原东胜市公安局附近。即今鄂托克东街与杭锦北路交叉处之东北角），1932年秋，“复经补修，始臻完固”。 民国元年（1912年），东胜厅改署东胜县，隶山西归绥观察使。民国三年（1914年）晋绥分治，东胜县隶绥远特别行政区。1923年东胜土城遭土匪焚烧，县政府逃亡包头；民国17年（1928年），绥远特别行政区改省，东胜县隶绥远省。1930年，县长招募劳役复建东胜城。 1949年，绥远“九·一九”起义后，东胜县和平解放，归属伊克昭盟，伊克昭盟行政公署在此建立。至于当年发现的那座土城墙究竟为何城之墟，今天谁也搞不清了。 1949年底，东胜由绥远省直辖县改归伊克昭盟所辖。1954年，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1983年10月10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东胜县，设立县级东胜市。以东胜县的行政区域为东胜市的行政区域。1984年1月18日正式召开了东胜市人民政府成立庆典仪式。1988年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 随着行政区划的几经变更和办公驻地之变迁，“东胜”一名也随迁过来，所以将新建的方里土城命名为“东胜城”，也叫“城关”（此城在原东胜市公安局附近，直至20世纪90年代土城南北向的西城墙尚存，笔者亲眼所见约有50多米长一段，厚约一米，高不足二米。后因开发房地产而毁。东胜中年以上居民想必均有记忆。笔者所见那段城墙就在今鄂托克东街与杭锦北路交叉处向北，沿杭锦北路东侧的一段）。2001年2月26日，国务院批准（国函〔2001〕17号）同意撤销伊克昭盟和县级东胜市，设立地级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市设立东胜区，以原县级东胜市的行政区域为东胜区的行政区域。 三、东胜卫故城现状 东胜卫故城筑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位于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黄河转折处的东北岸，大黑河（金河）东岸高出远古黄河故道约40米的山梁上。西南濒临滚滚奔流的黄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该城南北长2410米，东西宽1390米，周长8.6公里，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土板筑，现在仍然耸立地表；高9至12米，基宽14米，顶宽6.5米；城墙无加筑墩台与马面等防御设施，不见女儿墙与堞楼等遗迹。四墙正中均设置城门。西墙、南墙外地势险要，难攻易守，只筑单护城门；东墙、北墙外地形平坦，易攻难守，筑内外两重护门城。护门城的女儿墙及城门原由砖筑，现在已经消失。城外北、东、南三面掘有护城河。西墙外是波浪形山梁陡坡，城墙随地势起伏，无护城河。为防河水浸滔垮塌，筑城时西墙并未利用东胜州城的西墙，而是向东退缩了一段距离。 东胜卫故城 东胜卫的建置时有废弃，只是因为国力不足而无可奈何。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重臣石亨上言“大同路屯堡，皆临极边，玉林故城去右卫50里，与东胜城接，水草便利。请分军筑垒，防护屯种。”帝皆诏允行。这说明，临黄河而建的东胜卫城战略位置之重要。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明王朝因宫廷兵变而放弃东胜卫城，蒙古西土默特部阿拉坦汗义子恰台吉驻东胜卫城。因恰台吉亦名脱脱（托克托），故而东胜卫城逐渐演变为托克托城。 东胜卫城墙一角 所见的东胜州故城遗址大荒城呈长方形，四墙耸立，颇具气势。东墙长630米，最高处7.5米；南墙长470米，残高约5米；西墙长629米，残高约8米；北墙长500米，残高约8米。东墙正中设置城门，并加筑护门城，护城门长宽各30米。东胜州城的子城（小荒城）现仅存北、东、西三墙，南墙已经开辟为灌溉农田的渠道。从城内发现金代的建筑基址及构件，可判定为金代所筑。 东胜卫城内及周边区域出土了大量的元代文物，其中不乏珍品。元王朝在此并未再筑新的城池，仅沿用了辽、金的东胜州城（大小荒城）。1954年出土的黑釉玉壶春瓶，及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三彩釉熏炉，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馆。藏于呼和浩特博物馆的有20世纪70年代初出土的钧窑三足香炉，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铜火盆。当然，藏于托克托县博物馆的数量可观，亦有少量被当地民间收藏。 东胜卫故城现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为全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城址。 作者：杜文清，鄂尔多斯理工学校 来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2017年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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