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给我们的启示

（2003年3月）

        为了以《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研究成果荟萃》一书向伊克昭盟撤盟建市献礼，我们对国内经济界重视的“鄂尔多斯奇迹”进行了长期跟踪和纵向比较。经广泛征求专家和学者、干部和群众、本地和外地人士的意见，倾向于一致的意见认为：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伟大进军中，尊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首创精神非常重要。源自本土的鄂尔多斯的经验，揭示了西部脱贫致富、跨越发展的特殊规律。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一、解放思想，敢为人先

        社会上普遍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岂不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高原达拉特旗梁外一带的农村包产到户（后来规范叫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小岗村早半年。1979年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把手周惠同志，闻讯实地考察后，居然明确表态：对伊克昭盟的包产到户，我不习惯用文革的语言，我今天也用一句，叫做“革命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简明的表态，使伊克昭盟的各族领导热泪盈眶：“这是党委给我们吃的定心丸啊!”要知道，触犯“天条”的包产到户，地区级领导坚持干，省委领导支持干，这在当时，要冒多大的风险!

        中国的改革得益于邓小平同志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改革中的创新，就是突破，就是对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完善的地方自我完善。这个完善，必须把中央精神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拓前进。把力量放在善于寻找中央精神和本地实际的结合点上，走通自己的发展之路。这个完善，必须“尊重农牧民的意愿，不伤害农牧民的感情，允许他们大胆地实践”；坚持人民群众是改革主体的唯物史观，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科学地总结基层和群众的改革经验，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找出规律，指导行动，决定取舍，判断是非，衡量功过。

        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鄂尔多斯地区各任领导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不打破鸡蛋，就做不成蛋糕”。大道理管着小道理，大道理连着老百姓。在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共产党的威望只能表现在各族干部“上不愧党，下不愧民”的务实精神上。千奋勇同志说：“伊盟盟委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提出伊盟盟委所以有必要存在，就是为了把中央及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落实到伊盟。因此认真研究伊盟的实际，做好各项工作，必须从伊盟的实际出发。”伊克昭盟敢为人先的探索，保证了改革的先发性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抢抓了机遇，赢得了时间，锻炼了民众，创造了竞争中的新优势。鄂尔多斯地区的实践还证明，改革创新环境的全面形成和探索改革的普遍开展，带来的就是不断创新和“二次创业”的勃勃雄心、旺盛人气。智利的拉扎·班迪博士有一句名言：“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鄂尔多斯地区干部群众“敢为人先”的原创性格和英雄心理是它后来居上的内在原因。

        二、植被建设，生态为本

        用生物固沙营造绿色植被，中国从单一造林、依靠乔木，转向因地制宜，“种树、种草、种柠条”，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干部群众功不可没。因为年降雨量在300毫米以下的西部民族地区，这是第一次按自然规律办事。他们高度重视沙生灌木、半灌木的人工种植，成片、成带地大搞植被建设，并发明了“穿靴戴帽”、“撵沙造林”等绿化荒漠的新招。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帮助他们整理的事迹材料曾经送到联合国。

        早在1964年，伊克昭盟盟委就提出“种树、种草、基本田”。即留下有条件的基本农田做“保命田”，其他广种薄收的地都退出来，种树种草，恢复植被。这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最早的“退耕还林还草”。1965年12月2日，《人民日报》以“牧区大寨——记乌审召公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革命道路”为题，图文并茂地登载了著名记者郭小川、林沫等的权威报道，肯定了乌审召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高原沙区人民的贡献。1966年6月，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陪马里贵宾乘直升飞机，考察绿意盎然的毛乌素新绿洲时，豪情难抑，留下了赞美的诗句：“治沙种草获胜利，牧业农业大向前，马里贵宾来参观，乌审召美名天下传!”

        鄂尔多斯高原相继出现的以治沙为事业追求的“绿林好汉”、“草莽英雄”、“女中豪杰”徐治民、谷起祥、倪驼羔、沙木腾、宝日勒岱、王玉珊、王果香、殷玉珍、乌日更达赖等，奋战风沙线，一代又一代。腰斩茫茫库布其沙漠的“穿沙公路”，不但像挽弓射天狼的银色飞箭，而且是鄂尔多斯人“其风烈、其人毅”的大无畏精神的真实写照。

        2001年5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复信内蒙古政协，高度赞扬鄂尔多斯地区斥巨资进军库布其沙漠的“内蒙古民营企业排头兵”之一东达·蒙古王集团。说他们实施的“沙柳综合利用产业化”工程，“将林、草、沙三业结合开创我国西北沙区21世纪的大农业，并且实现了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链，达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闻名世界的“两弹元勋”、九十高龄的老科学家为内蒙古沙产业的试点鼓劲，为西部恢复生态、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三生统一”目标喝彩，为西部开发“绿化+产业化”的高起点运作指路，真是令人感动。也说明西部大开发生态是重点，沙漠是难点，产业化是突破口。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是鄂尔多斯地区脱贫致富、开拓新的生存发展环境的必然选择。

        三、开放引进，筑巢引凤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饲养技能，使鄂尔多斯地区阿尔巴斯的白绒山羊被尊为“国宝”，成为“中国一号无毛绒”，代号KVSS。当1979年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优势资源和日本三井株式会社80年代水平的先进技术、管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拉起手来之后，草原上的蒙古包就飞出了金凤凰，“鄂尔多斯羊绒衫”开始“温暖全世界”。

        革命老区的“穷则思变”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取胜”，就这样同时锻造了鄂尔多斯人的新品格。昔日500克原绒0.8元人民币，变为今日加工后500克羊绒衫1000多元。1000倍的增值给伊盟人带来的惊喜，是“资源优势可贵，市场优势和比较优势更可贵”的经济学结论。

        看来，从实际出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尽快掌握是可以做到的；立足当地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发展“一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尽快打入国际市场是可以做到的。选择投资少、周期短、利润高、见效快、劳动密集程度高的轻工业作为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第一选择，是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的捷径之一。

        当1995年10月20日，鄂尔多斯羊绒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B股股票，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募集资金4亿元全部到位，鄂尔多斯龙头企业登上“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为一体”的新台阶时，经济学家评论：工业战线掀起的“鄂尔多斯风暴”，创造了西部“反梯度推移”的奇迹。

        鄂尔多斯地区一系列对外对内开放引进、筑巢引凤的成功，如与北京市合资的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崛起，准格尔露天煤矿的建成，包神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开通过境，苏里格天然气田的开发，神华矿“煤转油”的立项上马等等，不少是国家级西部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这些新项目的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这个内蒙古封闭落后地区长期出售廉价原料、上游产品的历史，也改变了鄂尔多斯地区给世界的印象。“让利在先、得利其中”，“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已成共识。面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春潮涌动，鄂尔多斯一下子觉醒了：开放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越走越宽广，必须走下去。

        四、重塑重构，拉通联动

        满天繁星不如一轮明月。当重复建设、条块分割把地区实力撕裂得遍体鳞伤时，鄂尔多斯高原的结构调整、企业改革、体制创新实现了惊人的突破，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建大放小，丢死促活，改旧上新”。鄂尔多斯地区比全国的“抓大放小”早2～3年。实际操作始于1992年，正式提出和全面实施是1993～1994年！“建大”，将优势产业集团化，通过引导资产存量向效益好、实力强的国有企业流动，让一批低效益企业通过兼并、控股、联合、租赁等形式向优势企业靠拢，实行行业的规模生产的集约经营。“放小”，将大批小型企业民营化，实现产值、利税分别占预算内工业的80％以上，出现了以大带小、以小促大、大的强、小的活的喜人局面。“丢死”，就是破产重组；“促活”，就是让企业在改革中求生。鄂尔多斯地区首倡的“先破后立、先死后活”的思路以及“大船搁浅、舢板逃生”，“企业裂变、金蝉脱壳”的权宜之计更具有创新意义。至于“改旧上新”，则是通过嫁接改造，让一批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走出困境。集团公司通过改组改造老企业，既消化冗员，焕发危困企业的活力生机，扭转亏损局面；又使优势企业在节省基建投资的同时扩大了名牌产品的生产规模，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鄂尔多斯地区工业化程度较低、区域开放较晚、封闭板块较强，加上旗市间的资源禀赋相似、产业类型相同的盟旗特征，如果放任以旗市为单位组成经济开放系统，很容易形成产业趋同、重复投资，引发划地为牢、资源封锁等阻碍开放的行政垄断倾向。为了有序开放，“重塑重构”“拉通联动”，理顺关系，优化要素，决策层提出了“盟旗经济一体化”的新思路，让盟旗经济利益对接，双向开放，风雨同舟，休戚与共。

        大船出海，旗舰领先；东征西战，北联南引；战略性改造，低成本扩张。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强强联合，构筑起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新格局。专家们说，鄂尔多斯经济现象昭示的规律，就是西部大开发结构调整、深化国企改革、“不开杂货铺，集中力量建支柱”的必然取向。

        五、资源转换，产业带动

        鄂尔多斯高原正在成为中国西部“乌金三角”的阳光地带。它步入发展快车道的事实雄辩地说明：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只是外因，能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关键是资源转换链能否有效地延伸为产业效益链，以保证项目带动，产业联动。为什么内蒙古几个盟市同时兴建四大露天煤矿和几大电厂，只有鄂尔多斯地区靠国家投资项目沾了光？就是因为他们冷静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并把“蛋糕”及时做大!众所周知，多数国家重点工程是大而全的封闭体系，即镶嵌式的“飞地”。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主要是征地费、就业和建筑材料运输等。鄂尔多斯地区的高人之处是抓住这个国家的大项目为新的“增长点”、新的“发展极”，乘势而上，借机发展地方支柱产业，把外延发展和内含发展有机结合，形成新的合力和竞争力。

        国家重点项目能否成为民族地区地方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是西部开发兼顾国家利益、地方利益、群众利益的大事。鄂尔多斯地区所以能率先实现“上一个项目，带一片产业、兴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就是因为他们敢于和善于打开山门，不怕肥水外流，不怕投资者发财。他们把重点项目当作形象，千方百计支持；把投资环境当作引力，一切努力都要形成促进良性循环的生命力。鄂尔多斯地区的资源转换所以能由粗放型、封闭型、单一型向集约型、外向型、多元化转变，就是因为重点项目带来的创新思想、市场意识、人才观念、全球眼光、环保标准、“双赢”理念，武装了鄂尔多斯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他们在重点项目创造的新环境、新渠道、新导向中，体会了市场风、世纪风、时代风。

        资源转换的标准是有市场、有效益。既要科学开发利用，又要永续利用，保证可持续发展。资源富集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摘取星星，就应该象鄂尔多斯地区一样，变资源为支柱，变产品为产业，变品牌为名牌。我们同意专家的这一观点：时代变迁的全部奥秘，隐伏在“资源——工具——生产力——生产关系——时代”连锁反应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资源利用能力和人才，就会创造什么样的生产力和时代。

        六、文化是魂，经济是体

        鄂尔多斯地区是中华“萨拉乌苏文化”和“河套人文化”孕育的地方，是鄂尔多斯青铜器闪光的地方。既是两千年前“秦直道”连通南北的地方，又是八百年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纵横驰骋的地方。上个世纪这里的蒙汉骑兵支队，英勇抗日胜利保卫了陕甘宁边区；这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鄂尔多斯风暴”，曾经势如破竹，摧枯拉朽。

        这里悠久的历史、开放的文化、灿烂的艺术、爱国的情操、团结的传统，铸就了鄂尔多斯各族人民开阔的心胸、豪放的性格、勇往直前的精神和惟旗必夺的信念。

        听一听“每支歌都是一个故事”的荡气回肠的鄂尔多斯民歌吧，那里有多少对“情”和“美”的不懈追求；看一看奔放潇洒的鄂尔多斯舞蹈吧，那里有多少对“义”和“力”的艺术颂扬。融马背民族雄奇与农耕民族优美为一体的“蒙汉调”，记载了各民族并肩开发、共创文明的多少风雨历程!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地区的根，那么文化就是一个地区的魂。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的背后，是党心、民心融合而成的特殊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这里既有领导层的事业心：“不摘贫困帽，就摘乌纱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也有各族干部的进取心：“八个旗县八条龙，条条都要打先锋”，“抓住机遇促发展，二次创业夺胜利”。既是自觉造就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的使命感所使然，是“理性沟通，高能激励，刚性约束”的新机制的促进；又是老区革命传统、先进民族文化、高扬时代主旋律吹响的艰苦奋斗精神的物化。鄂尔多斯地区全力推动的“鄂尔多斯形象工程”，带来了爱国爱党、“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的不懈追求，带来了万众一心、团结向上的民族文艺复兴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果。

        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鄂尔多斯地区开放以来迅速由资源富集带崛起为经济隆起带的事实告诉世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的事业孕育了伟大的精神，创新的思想造就了英雄的人民。西部开发的真正意义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兴边富民、强国睦邻的大计，创造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