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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里做出的精辟、精妙的论断。说它精辟是指一针见血，极为透彻地说透了文化的根本，它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所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的延续，是民族的精神、灵魂；或者说从一个民族文化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传承的“集体人格”（余秋雨语）；说它精妙，是指比喻巧妙且贴切。试想，人没有了血脉，命将何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不能没有自己的血脉；余秋雨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实践性时，他用 “礼仪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阐述了道的社会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的“三足鼎立”，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独特而至善，它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了。于是我们也就更加感到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之重要。建设好人民的精神家园，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软实力。
鄂尔多斯历史悠久，它是北方游牧民族，包括匈奴等众多民族活动的地区。秦统一六国后，称这里是河南地。15世纪中叶蒙古部落驻牧河套地区，实际指鄂尔多斯地区，《蒙古秘史》中写作斡儿朵思（汉字标音），清译本译作鄂尔多斯。明代译作“阿尔秃斯”“袄尔都司”“我儿都司”等。清入关后，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约在1649－1650年间，鄂尔多斯划为六旗。因各旗首领首次会盟地在伊克昭（王爱召），故称伊克昭盟。2001年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盟建市，称为鄂尔多斯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文化的认识，余秋雨先生说：从英国学者泰勒（1832－1917年）开始，曾出现过200多个定义，但是依然没有完美无缺的定义。于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叹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以此看，文化确实难捉摸。但是余秋雨先生经过精心研究还是给出个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1]他在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时，从贝林先生的研究中受到启迪，大文化可归纳为：爱、善良。爱和善良超越一切，又能把一切激活。这个定义颇为新颖，短而又用新词表述，时尚，好理解，这是否就是最后呢？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既然文化是无处不在的，那么，纵（时间、历史）横（地域）交汇于鄂尔多斯的文化亮点是什么呢？经过时间的严密筛选，历史的严肃考究，从众多历史事件的对比中，历史已揭示出它们内在的核心意义后，我以为鄂尔多斯文化博大精深，成就斐然，是鄂尔多斯的骄傲。
一、考古文化
1.远古的旧石器时代，这里成了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创造了前14－7万年的古代文明，这就是早以闻名于世的“河套文化”。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等人发现并且发掘了这个文化遗址。其中有一颗石化程度很深的人的左上外侧门齿，经加拿大人步达生研究，定名为“ordos tooth”。
20世纪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将其译作“河套人”，并称这一旧石器时代文化为“河套文化”。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考古学者继续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相继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前后共发现“河套人”化石23块，以及大量以细小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物。最后将这一文化遗址定名为“萨拉乌苏文化”。
后来又在乌兰木伦河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址，它是距今7－3万年的遗址。出土众多打制的石器，还有许多动物化石。水洞沟文化遗址当属于距今3－2万前的人类活动遗址。早前，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还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朱开沟文化”遗址。它是距今4200年至5500年的文化遗址。“朱开沟文化”延续1000多年，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它与中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有相类似的特征。连起来看，鄂尔多斯全境是古人类频繁活动的地方，是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交融的地方。
2.在远古时代，鄂尔多斯还曾是恐龙生活的宜居之地。它们的化石大量保存在鄂托克旗等地。数量大，种类多，足足占有一个博大的展览馆。这让我们看到了远古时代的自然风貌。这不能不算鄂尔多斯的文化吧！可称为“恐龙文化”。
3.鹰形金冠饰，又称匈奴王金冠，被誉为“草原瑰宝”。它是古时候为少数民族首领所佩戴。这件鹰形金冠饰由冠和额圈组成，纯金材料，总重约1.5公斤。是战国时期的文物。冠的主体造型是一只展翅的雄鹰，站立在一个刻有狼羊咬斗纹的冠状体上，俯瞰着大地。额圈由三条半圆形金条榫铆插合而成，上有浮雕卧虎，卧式盘角羊和卧马造型，中间部分为绳索纹。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匈奴王金冠饰。该文物为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匈奴墓地。
4.鄂尔多斯还出土了众多形象生动而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反映了草原生活的独特风情和魅力。作品也融入了黄河文化的灵魂，这就是文明于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此书是最好的诠释。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乌恩·岳斯图在序言中指出，“鄂尔多斯早期游牧人的文化遗存，是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鄂尔多斯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既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同境外相邻地区存在着紧密的交往关系。这一点在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文物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为研究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样板。”
5.2016年，鄂尔多斯博物馆编辑出版《古代壁画珍品·北方草原》，所有图片是采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姚智泉教授研创的壁画“摹制”技术制作。鄂尔多斯市文化局的曾涵先生为本书写前言：“北方草原，犹如一颗镶嵌在中国正北方的明珠。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创造出了绚丽夺目的多民族文化……古代壁画，正如一幅绵长的卷轴，将时代更迭、历史演进、社会变迁等诸方面定格成为永恒的画面。近年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及周边地区陆续发现了大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壁画资源，主要有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寺庙壁画等艺术门类，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内蒙古地区独具特色的壁画艺术宝库……丰富的壁画资源为北方草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史料。”
内蒙古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塔拉在序中指出：“壁画艺术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烁着它耀眼的光芒。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壁画艺术，时代明确，特征鲜明，不仅数目庞大，形式多样，并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时代性强，是弥足珍贵、多彩绚丽的北方壁画艺术。”
6.历史遗迹：（1）鄂尔多斯长城文化很丰富，据实际考察有秦长城、明长城、隋长城。鄂尔多斯南部鄂托克前旗的隋长城，属于隋朝第三次修筑的长城。长城沿伊金霍洛旗的纳林塔向东北方向走去，经准旗暖水，通往十二连城。遗迹清晰。隋长城，只能看到很明显的印迹。（2）秦直道，从乌审旗入境，沿伊金霍洛旗，经东胜区、达拉特旗到包头九原区。遗迹明显，道路宽广。是研究古代交通建设的活样本，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3）鄂尔多斯境内古城遗址多，有较大影响。文化厚重的有：乌审旗的统万城，伊金霍洛旗红庆河古城，俗称三套城，准格尔旗纳林的美稷城遗址，准格尔旗大松树乡的古城广衍城，十二连城乡的十二连城等。每一座古城都有历史故事，向人们叙述着过去的风云和生活，有教训也有启迪。（4）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于1038年前后，在鄂尔多斯境内称帝，建立了西夏，都城是统万城。最盛时辖22个州，有宥州、灵州（在今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胜州（今伊金霍洛旗、东胜区、达拉特旗）。在鄂托克旗的陶思图有西夏城堡遗址，准格尔旗城坡有西夏古城遗址和壁画，在东胜区和准格尔旗还出土两方铜印，文字为西夏文，意为首领。印纽两侧有文字，意思是：“贞观甲申四年”和“正德三年”。
二、文化精粹
1.约在1510年前后，蒙古民族进入鄂尔多斯后，得天时地利之瑞气，更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助推，历史奔驰在这个驿站，它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画卷。
（1）成吉思汗进攻西夏王朝时曾在鄂尔多斯驻足休整、准备，于是，百眼井等很多传说留在了民间，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彰显着成吉思汗的军事智慧和才能。
（2）成吉思汗骑马驰骋在美丽的草原，他被魅力无穷的锦绣风光和祥瑞气象所迷，他选定这里为长眠之宝地，于是在百年之后，这里成了八白室的存放和祭祀之地，进而演变成现在的成吉思汗陵和完整而独特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其基本特征：主要是祭祀内容有原始性，神秘性和独特性，主要形式有牲祭、火祭、奶祭、酒祭、歌祭。还有祭祀传承的唯一性。这里是蒙古族祭祀文化的宝库，也是世界文化的宝典。
（3）阿尔寨石窟也应运而生，成了佛教文化的宝库，更是成吉思汗文化的续曲。
（4）蒙古民族酷爱歌舞的传统在鄂尔多斯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独具风情的民歌和舞蹈，称这里是歌海舞乡。其中有不少是歌颂成吉思汗的，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圣主祭词》等。
2.王昭君出塞和亲（和匈奴族）的事和盘托出，成就了一段生动的民族交融并互相促进的文化，成了一段历史佳话。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每年都举办昭君文化节，宣传他的内在意义，古为今用。
3.蔡文姬在南匈奴生活十二年，她就生活在美稷县城，就是准格尔旗的纳林。在这里，她发现了流传在鄂尔多斯的民间小曲《胡笳曲》。她爱它，爱不释手；弹奏它，心旷神怡，心领神会，激动不已，遂以此曲填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胡笳十八拍》，将个人凄婉动人的身世写入曲中，成了绝唱。她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才女之一。后来她把此曲带回中原，经过多次加工完善，广泛流传，成了中国十大名曲之一。
4.成吉思汗热爱和重视文化，在历史瞬间即逝的节点上，他看到创制文字的重要，让塔塔统阿创制了蒙古文字，而且让其子孙们学习蒙古文。后来又让密友撰写了《蒙古秘史》，用蒙古文记录了很多扎萨克律文，流传至今。这种影响不断得到传承，13世纪，生活在伊克·锡伯尔的萨冈彻辰，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才智，不畏艰难，用20多年的工夫，完成了蒙古族历史著作，《蒙古源流》的写作，在鄂尔多斯亮起了一盏如星辰一样永远闪烁光芒的文化路灯。
《蒙古源流》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作家萨冈彻辰写成的。他是成吉思汗的22代后裔，是乌审旗人，多年生活在伊克·锡伯尔（大石砭）。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全是鄂尔多斯的有功之臣，对鄂尔多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也在17岁时被济农所看中，让他袭曾祖父和父亲的名号，称英雄和彻辰（聪明人），列入大臣之列，参与政务活动。他的工作也很出色，备受宠爱。但是，社会动荡使他的人生发生了极大的转折，随着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兴起，鄂尔多斯济农归顺清朝政府。是他的民族自豪感和个性化的思想，不愿为清政府服务，竟毅然离开政坛，回乡过起隐居生活，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艰辛写作生活。在他59岁时（1662年），才完成了《蒙古源流》的写作。
5.田清波（比利时人）受萨冈彻辰的感召，也受鄂尔多斯文化的引力而主动弃传教主业，致力于鄂尔多斯的文化工作。他用去20多年时间，搜集和研究，出版了介绍鄂尔多斯的著作《鄂尔多斯志》《鄂尔多斯民间文学》《开印》《鄂尔多斯蒙古语词典》等；他更是苦心孤诣地搜集和研究《蒙古源流》抄本。又认真研究各种《蒙古源流》抄本，还搜集了很多关于《蒙古源流》的相关资料，写成了《额尔德尼·因·托卜赤——蒙古编年史导论》，全面、系统地介绍萨冈彻辰和《蒙古源流》，然后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蒙古源流》影印本。这为广泛传播《蒙古源流》起到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6.我们还应提到乡土诗人贺喜格巴图[3]，他用诗歌歌唱了鄂尔多斯的现实，他是草原诗人，是草原魂，是地道的鄂尔多斯文化。
贺希格巴图（1849－1917），出生在现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沙尔利格苏木。他是牧民热卜介的次子，其兄名洪登僧格。他出生后，父亲希望他能带给家庭好命运，并且坚固永续，遂起名叫贺希格巴图。
贺希格巴图的命运算好的。他的哥哥是文化人，曾当过私塾教师。后来又在衙门供职，任检查西部边界公务之兑森梅林之职。父亲勤快，家境是温饱有余的殷实家庭。但是当他进入念书年纪时，因家境困难，他父亲只得将他送到蒙古族古代历史名著《蒙古源流》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萨冈彻辰洪台吉的后裔、乌审旗西官府辅国公诺颜巴拉珠尔家放牧牲畜，济家之困苦。所幸，这里有私塾学校，他利用闲余时间向乡村老师求教。他刻苦自学，掌握了本民族的文字。自此，他可以看书，从书中了解实际生活以外的纷繁复杂、精妙绝伦的精彩世界。
无可否认，贺希格巴图就是用诗的完美艺术形式，以美妙的艺术境界，应用抒情的艺术风格，将饱满的情感、高尚的思想统一于自己的诗中，赞美故乡！说他是乡土诗人不是贬低，这正是他的高尚可贵之处。贺希格巴图的艺术成就和他人格的伟大，一样应给予高度评价！他是继萨冈彻辰之后，升起在鄂尔多斯的又一颗耀眼的明星，伟大的乡土诗人。他特别重视后代的教育，眼见没有让后代接受启蒙教育的教材，他主动出手，呕心沥血，写出仿《三字经》式的教材《三国纲要诗》等。
三、现今的文化结晶
1.地处山西省、陕西省、河北省毗邻的鄂尔多斯，在历史的特殊时期，它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无数“走西口”的难民，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这里成了很多人心中的慈善天堂，唱响了“爱和善良”的交响曲。在这文化大交融和互相促进中，诞生了不朽的《二人台》和《漫瀚调》艺术，人们称“西口文化”。这是不可缺的历史驿站，不可缺的文化高地……
2.鄂尔多斯民歌文化。民歌是民间文学的一种。说起民歌，人们都说鄂尔多斯是歌的海洋。正像一首山野里飘荡的山曲中所描述的：
萨拉乌苏河水流不断，
鄂尔多斯的民歌唱不完。
三月三的茵陈通鼻鼻香，
鄂尔多斯的曲儿顺心心爽。
民歌又犹如鄂尔多斯高原漫山遍野开放的山花，五彩缤纷，不可胜数。还有一首山曲唱道：
准格尔的山曲是那茵陈蒿，
鄂尔多斯的民歌赛如毛毛草。
鄂尔多斯的民歌比牛毛多，
三天三夜也唱不完一只牛耳朵。
用口唱出心中的情、发泄悲愤、愤恨、哀伤、凄怨、欢快、兴奋等感情是最简单的表达形式，激情所致还可以配以手舞足蹈，达到最完美、最惬意的表达。民歌就是民心，我国最早记录民歌，并整理印成《诗经》而流传至今的诗，它是人人称颂的国宝，是诗的源头之活水，永远清澈透亮，芳香横溢。鄂尔多斯民歌虽然不敢与《诗经》相比，但是它总不会是含羞草，怕见人。
民歌是民族的根，是民族的魂，是人民群众的诉求，表现了广大群众的喜怒哀乐。它往往又和肢体动作的舞做有机的密切配合，最充分地表达人们的丰富情感。鄂尔多斯丰富而更具情感的民歌，它早为田清波关注，更为我国学者关照，已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绽放得艳丽多姿，风光旖旎。它就是包俊臣和王立庄主编并出版的《鄂尔多斯民歌集萃》上下册。他们充分认识到搜集和出版《鄂尔多斯民歌集萃》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于是把这一工作当做不可推卸的任务，主动担当，积极参与。这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他们群策群力，得到全盟社会各界，各级领导、专业和业余文学艺术工作者、广大民歌手的热情帮助和鼎力支持。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收到各地寄来的资料、稿件（包括录音）300余宗，计35000多首蒙、汉民歌。参加征集的人有贺政民、策·哈斯毕力格图、曹纳木、郭雨桥等几十人。
在编纂过程中，主编十分审慎，不辞辛劳，精益求精，坚决遵循民间文学遗产的三性，即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忠实地保持了各类民歌的原貌，又突出了鄂尔多斯蒙汉民歌的艺术风格，民族特色，地区特点和时代气息，还力求保持民歌语言的朴实、优美，比喻贴切、形象，而且幽默、风趣。
《鄂尔多斯民歌集萃》分上下册。上册以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为主，分十三辑，分别介绍民歌。十三辑分别是：一、故乡情，二、父母恩，三、英雄赞，四、礼俗篇，五、爱之歌，六、别离苦，七、相思愁，八、失恋怨，九、骏马颂，十、幽默曲，十一、古如歌，十二、祝赞词，十三、名曲选。编者对每辑的内容还写了极其浓缩的概括性介绍，用以提示。
《鄂尔多斯民歌集萃》下册以汉族的民歌为主，分门别类编了十四辑分别是：一、序歌，二、时世，三、倾慕，四、期盼，五、初交，六、热恋，七、挚爱，八、别离，九、想怨，十、怨恨，十一、断魂，十二、叛逆，十三、传统民歌，十四、词曲选编。这里的汉族民歌，是流行在鄂尔多斯地区及其周边的漫瀚调（也称蒙汉调）。
漫瀚调是蒙汉文化交融的结晶，是蒙汉人民和谐团结的实证。漫瀚调的唱词多是两句和四句表意的形式，而且多是歌唱者即兴发挥而成。比兴物十分广泛，身边和宇宙界的任何事物都可拿来使用，真可谓海阔天空，任我采撷。表意也是随心所欲，歌唱者可以充分表达内心的欲求。上下句押韵最好，是基本要求。而歌唱者大多都有押韵的本领，上下句顺流而押韵上口，让听者赞不绝口，啧啧称赞。在鄂尔多斯地区，说起漫瀚调几乎是人人都想唱，人人都会唱，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也许就是漫瀚调久唱不衰，越唱越红的原因。源头自有活水来，心思永随时世在，不唱旧曲儿唱新调，花开花落都开怀！唱词灵活自由，而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这就使漫瀚调平添了诙谐和幽默的情趣，更接近生活。比如：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五十里路上我去眊妹妹。半个月我跑了十五回，把哥哥我跑成个罗圈腿！再如：头一回眊你你不在，你妈妈把我打了两锅盖！……唱者是即兴创作，过后就交给历史和宇宙啦。而要保留这些表达心声的词语却需要有人记录和整理，才能保留下来，这是关键。且又是有心人才能完成此事的。这就需要社会文化工作者做出付出。
包俊臣当时任伊克昭盟盟委宣传部长，王立庒是宣传科长，他们竭智尽忠完成了《鄂尔多斯民歌集萃》的搜集整理工作，完成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抢救文化遗产的浩大工程，功不可没。更值得一提的是包俊臣，王立庄他们敢于担当，不辞辛劳，主动承担抢救地方文化的责任，给人们起了个带头作用，有作为，值得夸赞！
3.鄂尔多斯人能歌善舞，舞也有特色，贾作光捕捉到了鄂尔多斯舞的灵魂和特征，他编创的《鄂尔多斯舞》是典型代表。依据这特点，鄂尔多斯人又编创了《鄂尔多斯婚礼》《森吉德玛》，将鄂尔多斯的舞蹈元素发挥到极致，创造了新高度。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若说鄂尔多斯文化（特指文学），几乎是荒漠，就说识字的人也少得可怜，著书立说者更是寥若晨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好转，社会安定，文化水平极度提高，出现了写作热，出现了很多写书人，犹如繁星满天，遍野花开。这是多么让人欣慰和骄傲的事！在我们盘点这么多作家作品时，我们惊喜地发现，在我们鄂尔多斯的文艺百花园中尚有多种名贵的花卉绽放，足可成为骄傲。
（1）史书筑高台：在政府要求下，由奇忠义主持，梁冰主编，历时多年，完成了1－6卷本的《伊克昭盟志》，500万字。
奇忠义还主持完成了《蒙古民族通史》的出版，填补了空白。
各旗、区均出版志书，记录了地方的发展。杨玉铭主编出版《准格尔人物志》，入志人物有1012人。自古是地以人贵，人杰方能地灵。《准格尔人物志》，承载乡情，寄托乡愁，凝聚一方人脉。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之后，袁志忠出版了反映鄂尔多斯近代史的《百年风云》，张凯写了长篇小说《西草地》，肖亦农出版《黑界地》等，甄达真出版章回体小说《鄂尔多斯解放演义》，将鄂尔多斯的历史生动、形象地呈现给广大读者。
在成吉思汗文化研究中，东联集团出版了《成吉思汗文化丛书》一套，有马冀编著的《成吉思汗评传》、杨勇、苏力德编著《图说成吉思汗与蒙古族》等。甄达真写就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论文多篇，有《蒙古族谚语研究》《蒙古家谱研究》《成吉思汗箴言研究》等。
（2）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贺政民先生的《玉泉喷绿》是最早绽放的山丹花，把达拉特旗的农村生活展现出来，香溢四方。周雨明的沙漠诗，造出绿洲一片，生气勃勃，出版《银燕在腾格里大漠上盘旋》等。随之，杨啸、肖亦农、马步萧等大家，以自己的作品，绿染鄂尔多斯。再后来，乌雅泰、阿云嘎、何知文、全秉荣、安源、苏怀亮、刘志成、甄达真等以自己的作品，装点了鄂尔多斯文艺园地，赢得了社会赞赏。注重搞方言学的栗治国，积多年研究结晶，于2004年出版《鄂尔多斯方言成语词典》，收入5150条方言成语。杭锦旗的冯春生，独闯小小说天地，发表作品约400篇，其中尚有佳作为人称道，收入多种汇编。称他是沙漠“红柳”。伊金霍洛旗的鄂·巴音孟克，昂然挺立在鄂尔多斯，以他的胆识和智慧，开拓一片新天地，捧出了《鼻烟壶里的故事》，走进了儿童童话的殿堂。以夸张、新奇、又有时代气息的笔墨，讲述草原的神奇和草原的梦幻和科学。他可以说是蒙古族中的科普工作先行者！树起一块科幻文学的里程碑！旺楚格的小说和传统祭祀研究成果可佳。准格尔旗有三位写新诗的，柳苏、孙俊良、王君，他们多年坚守，用全部的心思写诗，以诗言志，聚诗成塔。观塔惊叹：这三位犹如松、竹、梅，有特殊之骨气。还有孙改鲜，她用女性的特有温柔、柔情似水，更有慧眼识珠之眼力，细腻多情的笔触写出感激涕零的散文诗。王万里写诗，起步虽晚，但风行万里，直奔大目标。人称他是一头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黑马”！蹄下生花，鸣若百灵！还有很多爱好诗歌的人，如张华、王茂荣、刘建光等，他们的诗作多，有新意，成就颇高。恕不一一介绍。达拉特旗的刘霞，她用心血浇灌起的长篇小说《玫瑰树》，《鄂尔多斯》文学月刊主编称它是中国版的《简·爱》。准格尔旗的邹慧芳，一位山东姑娘，她被十二连城的民间故事感动了。她用这美妙的故事做线，将古今的珠玉巧妙地穿在一起，织成斑斓多彩的《十二连城传奇》，透视多种人生真谛，多么可贵！达拉特旗的齐剑军涉身教育领域，创作长篇小说《放飞》和《追梦》，大胆探索理想教育的途径，打破了这一领域的寂寥和沉静，这是十分可贵的！还有贺耀飞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雪夜》，这又是可喜的收获。准格尔旗的王建中作品多，有《风中歌谣》等，作品颇丰。达拉特旗的王建中创作了《龙泉村》《山里人家》等反映达拉特旗农村变化的长篇小说，更是可喜可贺的。进入21世纪，鄂尔多斯文学园地又收获了长篇小说的丰收，蒙、汉文著作均有。乌力吉布林著并译的《行走天涯》等就是蒙古文著作的杰出代表。策·杰尔嘎拉称他是新时期草原小说创新的先锋人物，引领时尚，开拓新天地。
还要特别说到东胜的李永刚，他用16年的时间，精雕细刻创作了长篇小说《我的莱伊拉》，20多万字，在2018年的《长篇小说选刊》选载。作品很受各位同仁的特别关注。
张凯的长篇小说《大风》成就高，颇受注视。2016年上半年《中国作家》长篇小说增刊头条刊载，2018年4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刘玉琴，《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等人予以高度评价。
近年来，肖亦农先生继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荣获全国第十二届五个工程奖（2009－2012年），同时又荣获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8年又推出长篇小说《穹庐》，在《十月》刊发，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举办的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评选，又获2018年年度金榜榜单。内蒙古文联主席特·官布扎布给予高度评价。
（3）鄂尔多斯戏剧、电影的人才多，成就颇高。葛云鹏的《三·二六枪声》很有代表性。朱长金著有《席尼喇嘛》《白虎鞭》《旗长你好》《老油房》等。冯峰的《森吉德玛》获优秀编剧奖。张秉毅是从事小说创作的。后来转入电影剧本创作，作品颇丰，《烟流上，水流下》等多部电影获奖。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电影家协会会员。他还是“鄂尔多斯英才”和自治区“草原英才”，为一级创作。云照光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鄂尔多斯风暴》，风靡全国，影响很大。
（4）绘画、摄影。鄂尓多斯的摄影作品，我要首荐吴剑雄先生的作品。他不是专业摄影人，但他把摄影对准鄂尓多斯的万种植物，要编辑出版《鄂尔多斯植物图志》，想用精美的图片形式，把鄂尔多斯地区所有的植物拍摄下来，展现给广大读者。因此，他的作品就有了另一种不朽的生命力，魅力四射。这是送给人类的瑰宝。
还要特别推荐王建中的摄影长卷作品《黄河山峡》。据张宪丽报道：2018年12月28日，《黄河三峡》迎新分享会在薛家湾举行，摄影师王建中分享了自己20多年的摄影初衷、历程、摄影的精髓、摄影主题的方向及对准格尔黄河段的情怀和梦想。活动吸引了北京、呼和浩特市及准格尔旗作家、诗人、摄影爱好者等百余人参加。
在分享会上，王建中说：“我不是摄影家，我只是一个发现者，倘若有一丝精彩，也是天地的精彩。”在回首与黄河结缘的经历时，王建中从他最感动、最难忘的事情说起：“在大雪纷飞的黄昏，路难走、车不通，我遇到热情好客的村民，在他家，我第一次看到了这条黄河，当即就被雪中的黄河之景震撼了。自此，我和黄河这片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黄河流经中国5000多公里，准格尔旗约为197公里。2005年7月，在这段风光无限的长河中，王建中游历了3个月，最终确定以“黄河变绿的地方”为主题，把准格尔旗黄河大峡谷作为主要拍摄场景，坚定了拍摄黄河专题的目标和方向。“一个景点至少要跑五六次，下去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想要什么，哪个局部、体现什么效果，我心中都有数。从感情上来说，不是我拍到的光影与众不同，而是我比其他摄影师可能更深情。”王建中说。
在历时15年的黄河专题拍摄中，王建中对摄影的“痴”和“爱”，扎根在心灵深处，建立在行动中。经过艰难困苦的跋涉，王建中单次拍摄最久时间长达8个月，在这些拍摄的岁月里，他淋过雨、耐过饿、挨过冻、受过伤……他带着情感去拍摄，饱含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王建中在互动中说：“人们把摄影家的称号赠予我，但我不是一个摄影家，我只是一个发现者，一个文史工作者。如果说，人们把黄河三峡看作摄影精品，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山河文献，是我献给这条河、献给家乡的礼物。”
“黄河峡谷不亚于壶口瀑布。”王建中用360度环绕的专业拍摄技术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黄河精神铸就了《黄河三峡》摄影巨作。王建中告诉记者：“准格尔黄河峡谷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河道，两岸是悬崖峭壁，像刀砍斧断一样，这段风光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我做了20年的文史研究，非常了解、熟悉它的历史，我不敢说我发现了什么，至少我认真地研究过它，爱过它。”
在访谈中，郝生贵评价说：“王老师谦虚、低调，是草根摄影家的传奇，因为他的发现，才让精彩放大，把家乡的黄河三峡推向了世界。他特别了不起，他是我们每一个准格尔旗人的骄傲。”和王建中同游同行的摄影师张中飞说：“和他相处了20多年，他是为准格尔旗、鄂尔多斯市讴歌的文化使者，这些照片都是他冒着严寒酷暑和生命危险拍下来的，他的这种敬畏精神、高尚情怀，值得我们敬仰。”如今，王建中不但用文字，还用照片诠释了准格尔旗黄河这片壮阔的河山，浓墨重彩地渲染了黄河三峡的壮美风光，展现了黄河大峡谷的挺拔、俊秀、雄浑和磅礴的气象。
《黄河三峡》共4卷，摄影作品《黄河三峡》全长170米，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辑推荐说：王建中编著的大型准格尔风光画册《黄河三峡》风格独特新颖，以长卷的形式，用凝重的影调和大篇幅的构图，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准格尔旗境内黄河大峡谷的壮美风光。整个画卷气势磅礴，光影有力，突出了黄河大峡谷的挺拔、峻秀与雄浑，展现了黄河大峡谷在春夏秋冬的美丽风光。是目前国内最长的摄影作品集。摄影作品曾在香港、澳门、山西省平遥市、呼和浩特市等地展览。2018年12月，王建中荣获平遥国际摄影展优秀摄影师称号。
四、特别的文化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盲目发展生产，带来严重的沙化，让人们吃到了苦头。沙漠化的教训让人觉醒、增强了战胜沙漠化的决心和信心，党和政府坚决禁耕、禁牧，恢复草原生态，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举措。群众积极响应，争做治沙模范。现已收到明显效果，沙化得到有效遏制。这其中，殷玉珍表现突出，是治沙女英雄，改变了毛乌素沙地的局部生态环境。在她身上闪烁着英雄主义的光彩，当予高歌咏诵。她是中华环境奖的获得者。
之后，参与治沙的人越来越多，党和政府也更加重视，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市”的新思路，新目标。集群众实践之经验，总结探索治沙规律。认识规律，尊重规律，并以举山扛鼎的气概和力度，采用群众的高效植树造林、战胜荒漠化的技术，动员群众，主动投入生态建设。2015年底全国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授予鄂尔多斯市“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鄂尔多斯人实现了绿色梦想。
2017年9月6日－17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信祝贺。鄂尔多斯市把治理荒漠化的经验和成功的技术介绍给与会各国，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
内蒙古库布其治沙团队带头人、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在这次会上，获得了“地球卫士终身成就奖”。他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库布其治沙经验吸引了世界目光。早在2014年时，库布其沙漠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的《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和成果报告》，认定亿利创造了4600多亿元的生态财富。2017年，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库布其模式”被写入联合国宣言……
五、结束语
鄂尔多斯市是有优良文化传统的地区，现在应当在继承和创新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再根据党的十九大的总要求，设计新时期的新任务，在服务大局的前提下，创建自己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文化建设是件大事。因为社会文化，它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有巨大的反作用，也影响人的思想，可以提高人的素质。用余秋雨的话说：“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350页）。让我们乘时代之风，共同努力，建设鄂尔多斯的新文化！
最后，说一句心里话，个人的阅历、知识、能力，驾驭这难度极大的选题，实是心血来潮，胆大妄为，绝不是我能胜任的。记述不周全，议之舛误定有很多，敬请诸师多给予批评指正，待后补就。
注 释
［1］余秋雨：《何谓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
［2］奇朝鲁主编：《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3］葛云鹏翻译：《贺希格巴图诗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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