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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知青在草原】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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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鄂托克草原的南京知青王强

来源:《鄂尔多斯学拾集》2023年第3期 作者:何明亮 人气: 发布时间:2024-03-04
摘要:1968年,我刚刚二十出头,在南京九中上学。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是积极参加的,学校里满腔热忱的同学们大都表示积极响应。可是到哪里去呢?一时也没有个确切的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报纸上报道了北京知青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消息,大家受此启发
        1968年,我刚刚二十出头,在南京九中上学。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是积极参加的,学校里满腔热忱的同学们大都表示积极响应。可是到哪里去呢?一时也没有个确切的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报纸上报道了北京知青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消息,大家受此启发,萌生了到内蒙古边疆去插队落户的强烈愿望,而且,决定到内蒙古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于是,大家找来中国地图,从那个狭长的内蒙古版块上,专门寻找分布有沙漠的地方作为自己插队落户的目的地,并按照地图上的名称一封封地向那些陌生的旗县写信。再经过漫长的等待、期盼……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鄂托克旗的地方写来了回信。表示愿意接收我们去插队。大家一下子热血沸腾,欢呼雀跃,争着报名支援那里的建设。我们家兄妹六人,我排行老四,也是父母最小的儿子,自然也就成了父母最疼爱的一个。因为这个原因,我事先没有向父母亲表露自己要去支边的想法,我怕母亲因为疼爱我而予以阻拦。因此,我在没有征得母亲的同意,就自作主张地到南京市玄武区报了名,准备将自己的一腔热忱投向内蒙古大草原。
        眼看要离开家乡到遥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去了,我和所有准备支边的同学们一样,突然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家乡情结,我们几个相好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爬山,以便把家乡的山水烙印在自己的心田。于是,我们没日没夜地尽兴地游玩了起来。当我们游玩了几天回来时,支边的名单已经张榜公布了,但没有我的名字。我感到非常纳闷,怎么会没有我呢?我带着满腹狐疑找到玄武区有关部门理论。那里的同志告诉我说,按照有关条文,在发榜公布名单之前,要征询支边学生的意见,而我不在家,他们在向我母亲征询意见时,我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他的态度如何。母亲之所以这样说,是不想让我走,我完全能够理解母亲,我这个最小的儿子要远走高飞,而且是到荒凉的大西北,做母亲的能不心疼吗?但我还是铁了心地要去支边。于是,我与玄武区的同志进行了一番大辩论,最终我的名额被补上了。回到家里,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母亲,母亲深情地拉着我的手说:“小牛(我的乳名),留下来吧,陪妈妈一起生活!”
        1968年10月21日,一千多名南京知青背起简单的行囊,浩浩荡荡地开赴内蒙古,而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就有我。我在拒绝了母亲要我留下来的请求后,踏上了去往大草原的旅程。我们是乘火车离开南京奔赴内蒙古大草原的。在经过两天多的长途奔波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内蒙古乌海市,当地政府特意为我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还在礼堂上演了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的确让我们大开了眼界,而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蒙古族姑娘跳的舞蹈,那是大家第一次看到演员穿着马靴跳舞,所以倍感新鲜。
        10月25日,满载南京知青的车队驶上鄂托克旗乌兰镇的北大梁。
        第二天早晨,知青分赴各自插队的公社,我们17个人来到了阿尔巴斯公社红井大队红井小队。
        第一次面对草原,面对草原上洁白的羊群,我们感到无比的新鲜。当我们看到像牛犊子一样的阿尔巴斯羊,格外的稀奇,大家扔了行李卷,抓着肥大的绵羊当马骑,结果一个个被四仰八叉地甩在了地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安排好住宿后,晚饭做好了,是香喷喷的手扒肉,这是我们在红井队吃的第一顿饭,然而,当我们看着那碗口大的大块羊肉,谁也下不了手,结果,生产队专门为知青们设下的招待宴,让知青们饿了肚子。
        从左起:王强老人的小孙子哈茹太,二儿媳妇哈斯其其格,二儿子阿拉太,老伴巴图那顺,王强老人,大孙女丫丫,小儿媳妇乌云,大孙子阿道钦,小儿子伊拉塔,大儿子吉仁道劳。王强和巴图那顺老人一共有4个孩子,这张照片里,没有女儿阿希玛一家。
 
        我们被安排在了水利队,住的是大通铺,吃的是集体食堂,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比起当地群众来说,要优越好多呢。我们到达红井队的第二天就开始劳动了,每天的工作是搞水利建设。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到最贫穷的人家去。我把自己的想法向组织上汇报以后,得到了组织的同意,但我的战友们却对此表示难以理解。当时国家给每个知青发放45斤粮食,生活条件远远高于当地群众,而与贫穷的人家一起生活就意味着将要忍受更大的贫穷,但我义无反顾。几天之后,生产队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将我安顿在了贫协主席斯仁道尔吉家里。这是一个五口之家,是当地最贫穷的一户人家。老贫协家里几乎天天吃杂粮,我虽然吃不惯,倒也能应付得过去,而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他家的虱子太多,咬得我彻夜难眠,再有就是言语沟通的困难,老贫协是蒙古族,一家人全说的是蒙古语。
        我住进老贫协家的第二天就开始放羊了,俨然是草原上地地道道的羊倌。当时,我每天的酬劳是三个工分,可以得到四毛钱的分红。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英语学得最好。我当了羊倌以后,给自己立了一份计划,那就是三个月学会蒙语,当然,只是实现普通的日常交流而已。这个计划一旦形成,我马上就付诸了行动。我通过手势向我的蒙古族家庭成员学习蒙语,然后用英语记录下来。喝茶——柴兀、吃饭——不打衣底、骆驼——特绵图……自此以后,我每天一边放羊,一边背诵蒙语。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在生产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居然能说一口流利的蒙语。在一次夜校大会上,我甚至还用蒙语唱起了歌曲,让所有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知青们更是佩服得不得了,调侃说:“这小子神了”。
        羊倌还有一项工作就是起羊粪,对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说,起粪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苦差事,只是臭烘烘的羊粪把人熏得够呛,而更糟糕的是一镐下去,四散飞溅的羊粪有时会飞进口里去,那个恶心劲简直没法形容。我于是弄来一只口罩戴着。后来,我看到他们全不戴口罩,也把口罩扔了和他们一样干了起来。然而,没有口罩的遮护,一天下来,我被羊粪熏得气也喘不上来,感觉鼻子都不通了,吐出的唾沫都有一股羊粪味。
        草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风沙,风沙可以说是草原上四季不断的常客,肆虐的风沙时常将水井浸没,牧民们时常要淘井,我经常自告奋勇地下去淘井,在一次淘井中,险些被掉下来的桶砸着脑袋,幸亏我躲得快,水桶擦着我的鼻尖滑了下去,人虽没有受伤,近视眼镜给砸碎了。1969年,全国都在搞农业学大寨,阿尔巴斯公社在公卡汉开垦了一块旱地,搞起了牧业学大寨。那年秋天,我告别了羊倌生涯,终于放下了羊鞭,到公卡汉大寨田当保管。我到公卡汉不久,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的电报,电报只有六个字:“家中有事,速回。”我赶忙到大队借了二百块钱,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是我离开家乡以来第一次回家。母亲看着被草原风沙吹晒得又黑又瘦的我,不由得潸然落泪,她搂着我说:“儿啊,你留下来吧,你在这住吧!”我没有留下来,我将父母送到苏北农村后,又回到了草原。转眼之间,我在鄂尔多斯草原生活了三四个年头,这时已经24岁了。我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平素喜欢开玩笑、讲故事,这在那个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一样贫乏的年代,是很受群众欢迎的。牧民因此都很喜欢我,说我是个红火人。也正因为这一点,我的人缘特别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24岁,到了成家的年龄,大家到处张罗着为我介绍对象。我虽然有些抹不开脸,却也觉得自己该找个对象了,我对于找对象的事其实是默认的。大家为我物色了好几个姑娘,我也都认识她们,其中有一位蒙古族姑娘让我动了心,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巴图那顺。
        自看上巴图那顺以后,不知怎么地,我一下子变得拘谨了起来,再也不灰说溜道了。我的这一变化被牧民们看出了门道,他们鼓励我说,看上那家姑娘就大胆地去追。起初,我还是有顾虑的,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出身不好的人谈对象被拒绝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在众人的鼓动下,我还是鼓起了勇气,决定亲自登门求婚。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万一被拒绝也不会被别人知道,自然也就没人笑话我了。我打定主意后,决定马上行动。我私下里将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队长。队长听后大包大揽,马上表示要为我包这个媒。我告诉队长,这样不妥,还是我自己来。
        一天黄昏收工后,我和队长骑着毛驴来到了巴图那顺家,当时,巴图那顺放羊还没回来,只有她的父母在家,我俩与她的父母寒暄几句后,觉得她的父母态度还算和蔼,我就使了个眼色给队长,队长便借故离去了。我直奔主题,开门见山地把我想找巴图那顺的心里话说了出来。巴图那顺母亲倒没表示什么,他的父亲却盯着我足足看了有两分钟,看得我心里直打鼓。半天,他才说了一句:“看巴图那顺的态度”。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得告辞出来。
        前排左二是王强的丈母娘,和女儿女婿共同生活了20年,86岁去世。前排左三是王强刚来鄂尔多斯时住宿的蒙古人家的老大娘,王强把这位老大娘视为养母一般,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三个母亲》。3个小孩是王强的儿子。上排是王强妻子巴图那顺(左一),王强(左三)。

        巴图那顺迟迟不回话,让我忐忑不安起来。红井小队有一口水井,队里的牧民都来这里取水,我决定利用巴图那顺到井台上打水时亲自问她一声,可巴图那顺看见我就躲。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没有等到她的回话。秋天,我又被派到公卡汉的大寨田当保管。巴图那顺却经常到公卡汉来,因为她是抱养的,她的生母就住在公卡汉,是大寨田的护地员,巴图那顺时常来看望她的生母。只要巴图那顺来,我就央求队里改善伙食,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讨好巴图那顺。
        那年冬天,我被调回大队担任会计,大队特意给我配了一匹奔马,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土房,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一天下午,我准备遛马,大队长拦住我不让去,同时递给我一张字条,字条是用烟盒纸写的,全是蒙古文。我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蒙语,但不认得蒙文,就让大队长给我翻译。大队长是蒙古族人,虽然蒙汉语都能来,但要将蒙语准确地翻译成汉语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不过,我从他词不达意的翻译中,会意出了字条里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你曾向我求过婚,我现在同意,你同不同意?”我怎么会不同意呢?为了这句话差不多等了一年。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同意,立马,大队长将站在不远处的巴图那顺领进了我的办公室,我们终于坐在一起谈情说爱了。
        经过近一年的等待,当我终于和自己心仪已久的人坐在一起谈情说爱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一种责任,我觉得首先应该向对方说清楚自己的家庭状况。巴图那顺说:“我是找对象,不是找家庭和社会背景。”巴图那顺的这些话让我非常感动。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之所以受牧民们欢迎,一方面是因为我主动与牧民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文化知识丰富,对此,我很自信。因此,我认为巴图那顺能够接受我、爱我,肯定也是冲着这一点来的。可是,当我问她喜欢我哪一点时,她竟然回答了这样一句话:“因为你是个红火人”。
        几天后,我满怀信心地再次来到了巴图那顺家,郑重其事地向她的父母提亲。巴图那顺的母亲依然没有表示什么,她的父亲却表现出老大的不愿意,说他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说我是南京人,哪天拍屁股走人回了南京,撇下女儿怎么过呀,等等。直到我做出永远不离开草原,不离开巴图那顺的承诺后,他才说了句:“既然你们俩人都同意,干脆结了婚算了。”他的干脆倒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快要过大年了,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事就是继续等,等正月初四的到来,我和巴图那顺商定于正月初四到公社办理结婚登记。就在我等着盼着眼看初四来临的时候,又出了点小麻烦,那是正月初二,巴图那顺的生母突然告诉我说巴图那顺病了。我一听就急了,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病了?当我风风火火赶到巴图那顺家的时候,她并没有在家,她父母告诉我,她到草原上放羊去了,我又赶到巴图那顺放羊的地方,问她怎么病了,她说是感冒了。我陪着她放了半天羊,临走,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她说什么时候病好了什么时候结婚。
        回到家里,我又开始了无法预期的等待,可是这次没有让我等待太久,正月初七,巴图那顺骑马过来说第二天去登记结婚,我满口应承了下来。巴图那顺走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她骑的是走马,我骑的是奔马,奔马和走马是相跟不在一起的。我决定去借一匹走马回来。于是,我跑了十几里地来到生产队饲养室,向饲养员说明意图后,饲养员不仅很爽快一口答应了下来,还特意让他的妻子给我包饺子吃。饲养员两口子是陕西榆林人,包出来的饺子特别香,那是我到草原以来最难忘的一顿饭。而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图为王强与巴图那顺夫妇

        那天,他们竭力挽留我在他家喝酒,我怕误事不肯答应,可他们竟然要给我打保票,保证第二天不误事。这让我再也无法推辞,我们整整喝了一夜的酒。第二天天一亮,当我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巴图那顺早已在我家里等着了,虽然巴图那顺没有为此而抱怨我,可我还是好长时间都不能原谅自己。
        我们在去公社登记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雪,而且下得很大,就是那种鹅毛大雪。我们行走在雪中,彼此没有多少言语,巴图那顺原本就不爱说话,我呢,尽管平时能说能侃,但毕竟那天迟到了,自己都感觉理短,也就没言语了。我们就那么默默地走着,走着……突然,巴图那顺说了一声:“给”,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块手绢。在那个年代,送手绢是女孩子表达爱情最普遍的方式。那一方小小的手绢,至今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那时的婚姻登记很简单,交两毛钱,对着毛主席像鞠三个躬,就可以领到结婚证。我们办完结婚证,从供销社打了十斤散酒,就返回了巴图那顺家。巴图那顺的两个姨妈也来了,一家人吃了一顿面条,大炕上住了一宿,这婚礼就算是举行了。实际上,这婚等于没结,我在巴图那顺家住了一宿后,一个人回了自己的住处。虽然我的住处距离巴图那顺家只有十来里路,虽然我们两人也经常见面,却一直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那年秋天,大队特意给我准了假,让我回家盖房子。二十来天后,草原上终于有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尽管这房是土坯房,面积也不过十几平方米,可那实实在在是我自己的窝。房盖起后,巴图那顺天天跑去为我们的新家烧火,以便让新房早点干燥,早点入住。冬天,房总算烘干了,可就在我俩准备入住的时候,我的工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账上少了3800元钱。这在当时简直是“惊天大案”,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每天,都有工作组在查账、询问。当时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我将钱寄回南京了,有说我把钱挥霍了,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就连巴图那顺也对我产生了怀疑。账查来查去,查了一个月也没查出个结果,眼看厄运就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时,一位曾经做过会计的老大爷提出查一查上一任会计的账。结果,这一查,问题水落石出了,账错在了上一任会计的手里。轰动一时的“惊天大案”,最后以我的账多了七分钱而告终。那年腊月,结婚一年的我们终于住进了自己的小家……经过“账务风波”后,不管人们怎么劝说,怎么挽留,我说什么也不当会计了,宁愿回家放羊。就这样,我又成了草原羊倌。其实,做羊倌,感觉心情像草原一样平静而辽阔。两三年后,知青们开始陆续返城,已经拥有两个孩子的我,仍然居住在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土屋里。随着大量知青的返城,草原上的空房越来越多了。大队派了人去房空的知青房,将木料送给我,让我重新盖几间大房,我现在住的这套三十来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房就是那时盖的。1977年,在知青大量返城的同时,我搬进了自己的新家安稳地住了下来。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不离开草原?事实是,我放弃了好多离开草原的机会,且不说回南京,包括一些单位招工就有十几次。我选择留下来,是因为我热爱草原。
        我住进新居的那年,大队任命我担任红井小队队长,尽管当时还实行大队核算制,但小队有完全的自主生产经营权利。草原上除了牧业,根本没有其他产业可经营,我注意到草原上的羊粪特别多,除了烧火煨炕,基本上也派不上用场,我就打起了羊粪的主意。我从乌海兵工厂雇了几辆大卡车,将草原上闲置无用的羊粪拉到宁夏石嘴山,卖给当地的支农单位,再从贺兰山拉上大炭卖到吴忠,然后拉着宁夏大米回到了家乡。几趟下来,牧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生产队的分红也一个劲地攀高。1979年,我当大队长的时候,我们家最多分红800元钱。这是自合作化以来,我们大队从未有过的分红纪录。
        1983年,草原上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解散了,我第三次当起了羊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草原,也在吹拂人们发展经济的意识,当时阿尔巴斯乡乡长,先后五次登门请我出山,发展地方经济。我被他的诚意所打动,决定跟他干,但我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条就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想到乡长从公文包里拿出早已为我准备好的入党申请书……
        后来,我先后担任阿尔巴斯乡副乡长、公卡汉乡乡长等职务。那段时间,是我到草原以来最繁忙的时刻,同时,也是我人生最为伤感的时候,因为我的父母双亲相继去世,而我却没能为他们尽孝。
南京知青王小红(校友)和丈夫李宁来鄂尔多斯看望王强老两口。
 
        1998年,我被调到旗里任职,其时,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因缺少对家庭的关照。于是,提前办了退休手续,重新回到草原,再次做起了我的羊倌。只是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回南京在父母的坟前祭奠扫墓。现在,我的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无需我再操心。我有自己的汽车,时常开着车到外面游览。每天,除了与妻子到草原上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再就是看看电视,读读书,要么与牧民玩玩扑克,生活得逍遥自在。
        作者: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
        文章来源:《鄂尔多斯学拾集》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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