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鄂尔多斯汉匈文化交融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最早统一了大漠南北全部地区并建立起国家政权，称匈奴单于国的民族。它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共活跃了约三百多年。辞海中是这样描述匈奴的：“匈奴，中国古族名，亦称胡。战国时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势力强盛，统治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汉初，他们不断南下攻扰，汉朝基本上采取防御政策。武帝时，对匈奴转采攻势，多次进军漠北，匈奴受到很大的打击，势力渐衰。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五二年）呼韩邪单于附汉，次年来朝。其后六七十年间，汉与匈奴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东汉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公元四八年）匈奴分裂为二部，南下附汉的称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南匈奴屯居朔方、五原、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等郡，东汉末分为五部。西晋时，曾先后建立赵、夏、北凉等国。北匈奴于和帝时为东汉和南匈奴所击败，部分西迁。”
        匈奴诞生之初，主要在漠南黄河河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的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黄河沿岸的地区，统称河套）和阴山（内蒙古狼山、大青山等）一带。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可见这样的地理条件，无论对于畜牧或狩猎，都是十分有利的。匈奴人正是利用了这些自然条件，发展了游牧经济。他们“逐水草迁徙”，“食畜肉，饮奶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汉书》、《匈奴传》中的这种描述，正是当时匈奴人游牧生活的真实写照。
        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匈奴族的游牧文明与中原的农耕文明开始发生碰撞，历经数百年，其间有自觉的友好贸易往来，也有残酷的战争冲突及摩擦，还有友好的“和亲”（昭君出塞）与盟誓，而彼此依存、亲情友善始终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秦直道几乎穿越鄂尔多斯全境，它的修通和运用更是促进了相互之间的文化交融，最终在互补和依赖中相互渗透，完成了物质形态、精神文化及血缘的融合，并以此奠定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位于杭锦旗霍洛柴登苏木所在地以北2公里处的汉代霍洛柴登古城是西汉北方重镇——西河郡的郡治所在，古城基本保持了当初的布局、设施等原貌，这对于研究汉代的城市营造制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在研究中原王朝与北方匈奴民族的战争史、商贸史、民族关系史以及沙漠化变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价值。而位于准格尔旗纳林乡政府西北的美稷古城则是当时南匈奴的政治、军事中心。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及最终交融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及兼容吸收、博采广纳的特性，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经久不息、永葆活力的真谛。
        匈奴文化风俗在中原地区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并被中原地区所借鉴沿用，就以鄂尔多斯青铜器来说，它就是活动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带，以狄——匈奴为代表的我国北方地区早期畜牧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遗存。鄂尔多斯曾在历史上被称为新秦中，河南地，自战国至秦汉一直是匈奴人的驻牧地。鄂尔多斯青铜器都是便于携带的小型器具，并且以大量的动物造型为装饰题材，而且大多都附以非常逼真的禽兽牲畜造型或纹饰，最能反映中国北方草原民族自身文化与艺术特征。匈奴游牧经济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造就了比农耕文明对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一大自然法则更深邃的理解。各类猛兽及食肉动物捕食食草动物造型图案的大量表现，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匈奴艺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瑰宝——匈奴金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匈奴金冠是一套由黄金制成的冠饰，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是一只昂首傲立，展翅欲翔的雄鹰。脚下半圆形球体上浮雕一狼噬盘角羊的图案。下部冠带由三条半圆形图案带组成，主体部分为绳索纹，相互连接部的两端分别铸造为浮雕的虎马羊图案。造型生动，栩栩如生。金冠是战国时期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早期匈奴民族首领的头饰，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套“胡冠”实物，寓意为佩戴者俯视草原，统领大地的豪迈气概。稀世罕见，它就是草原文化的象征。
        而在鄂尔多斯市西沟畔出土的匈奴贵族妇女头饰，也同样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极其罕见的珍品。头饰由冠饰和耳饰两部分组成。薄如锡纸的金饰片，锤压出精美的花纹；金镶玉的一对大耳环，在匈奴文物中极为少见；头饰具有十分显著的中原文化特色。反映了位于内蒙古西部草原的汉匈两大民族在文化上的交融，既有传统的草原文化的特征，又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
        同时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生活用品和兵器也具有浓郁的游牧文化特色，像青铜鍑，它就是游牧民族特有的炊具。这类器物双耳的设置不仅在于就炊时搬动方便，更为了马背民族迁徙时的携带方便。而镂空高圈足的设计，也是针对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只要找一个平坦的地方，就可以烧火烹制食物了。匈奴居无定所，勇猛善战，注重宗族的延续性，是一个以游牧、射猎为业，随水草迁徙为生的民族，而他的生活资源也就离不开放牧的牛羊以及狩猎所得的猎物，由于这些生活资源从宰杀，切割，食用等都离不开锋利的带刃工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使用短刀的传统，这也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青铜刀出土数量最多的原因了。
        短剑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短剑是匈奴人近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由于青铜冶铸技术上的差异，匈奴剑往往小于中原地区青铜剑的长度。匈奴人佩戴短剑不仅是勇士的象征，同时也满足了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需求。匈奴人所配的青铜短剑不仅锋利，而且特别注重对剑柄的装饰，以动物形象作为装饰的青铜短剑是其重要特征，在鄂尔多斯出土的双鸟环首青铜短剑就是匈奴短剑中首选的标准器。
        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匈奴驻牧的蒙古高原，地势高，严酷的自然环境给人的生存造成很大困难。当时的匈奴人，为祈求自然界的照顾，趋利避害，经常在祭所进行祭祀活动，比如一些动物纹青铜短剑和青铜镜，极有可能是神职人员手中所持的法器，也可能是伫立在神坛的神器。
        而中原文明则是在崇尚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讲究礼乐教化，追求社会的和谐统一。有一组发掘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具有中原风格的兵器，出土于准格尔旗的“广衍”铭铜戈，“广衍”铭铜矛，极具有中原文化特色。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的铜壶的基本形制多为圆壶和方壶。但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一件羽纹扁壶，其造型独特，与游牧民族青铜器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在中原地区汉代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陶质模型器，有庄园、豪宅、高楼、四合院、仓楼、戏楼、水榭、厨房、水井、猪圈等，反映了当时汉代中原人民的居住形式和生活方式。还有汉代文字瓦当，用图案化的篆隶写成，配以界格，是建筑、雕塑和书法艺术的巧妙结合。上面的“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尽服”的文字都反映了古代民族和解之义，不仅为研究汉与匈奴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以亲为荣的民族凝聚力。史料记载，汉孝文帝投匈奴单于所好遣使送黄金饰具带、黄金腰带饰等，反映了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华夏民族对少数民族金银工艺的仿效。先秦西汉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极为发达且独具风格，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极为深刻。带扣以草原猛兽搏斗纹为题材，但铸造工艺、带扣系结方式明显具有中原特征。
       中原地区透雕的牌饰应是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牌饰的启发。两者整体造型相似但内容却不尽相同。比如保安山出土的牌饰内容多为仙人、仙树、马、异兽、流云纹等，反映了汉人期望祥瑞辟邪的思想。匈奴铜牌饰不仅在中原地区出土，甚至在两广地区的南越王墓中也有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匈奴民族的风俗文化当时在祖国大地上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匈奴文明与中原文明在一次次的碰撞与交融中，相互促进了生产和生话的文明进程，促进了社会进步，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大繁荣是不可阻挡的。推而广之，我们可以坚信：我国是多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明。回顾历史，以史为镜，当今更当共建中国梦。

        作者单位：鄂尔多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