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缅怀好领导吴占东

      谨以此文，纪念吴占东同志八十周年诞辰
                        ——作者

年轻的老革命

        我1956年春天来鄂尔多斯工作。从50年代到60年代，由于爱好写作，又时不时地给鄂尔多斯报写稿，所以常从盟委、报社的朋友们嘴里听到吴占东同志的情况。日积月累，在我脑海里逐渐形成了关于这位领导的大致形象。“文化大革命”中，时常在一起开会、研究材料、接触多了起来，感觉他不仅极富理论修养，充满智慧，而且朴实平易、循循善诱，很有人情味。“文革”之后，他先后任盟行署、盟委主要领导，我随时可以从不同视角体验到他在为鄂尔多斯改革开放勤奋工作，为百万蒙汉各族人民走向富裕呕心沥血。同时，在落实政策、安排工作方面给了我不少切实的帮助，使我终生难忘。
        吴占东同志1931年出生在鄂托克前旗珠和苏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进入延安民族学院，参加了革命。虽然不曾参过军、打过大仗，但也是经受过革命战争磨炼和无数次生死考验的干部。建国前，进中央团校学习，学成归来，先后在乌审旗旗委、中共郡王旗旗委和盟团委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升任盟委宣传部领导。1963年三十岁出头，提为副盟长，是当时同级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宣传、文教、卫生系统的人，习惯了“吴部长”的称呼。背地里谈论起来，都充满敬意地称他为“年轻的老革命”。其实下了班，走在街上，一点也看不出他同别人有什么不同。他爱好篮球、排球，也爱到很远的野外去打猎。时常出现在盟委的球场，和一般干部、普通群众完全打成一片。李崇义介绍说，吴占东在乌审旗工作时还是二十刚过的后生，篮球场上，他们之间攻防动作、肢体接触闹点不愉快，下一次又在球场上见面，吴满脸笑容地对李说：“老李，不打不成交，上次的事就当没发生！”几十年后，吴占东主持盟委工作，将在畜牧科技事业上贡献卓著的李崇义提为副盟长。李崇义始终对吴占东满怀敬意，一提起往事，便说：吴书记年轻时候就有政治家风度。
        大约1963年，盟里搞过一次文艺作品征集竞赛活动。我当时正在乡下搞中心工作，匆忙中提交了几首诗。吴部长对所有来稿作品都一一过目并点评。以内行的眼光分别指出长短优缺。我的作品未获奖，但得到了指点，明确了以后的努力方向，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参与和尝试。1965年，伊盟遭遇特大旱灾，牲畜大量死亡，在自治区党政和华北局的组织协调下，从数千里外调运粮草支援灾区。我被从工作单位抽出来搞救灾物资抢运工作，在包头、三盛公、拉僧庙等地设立转运站。吴占东同志是盟抗旱救灾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一个冬日，他独自一人风尘仆仆地赶到三盛公检查我们的工作。在一天多一点的时间里，他既介绍了全盟各地的灾情，又部署了具体的工作任务，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表示慰问和鼓励。他讲话，声音并不高，但亲切而真诚。他说：同志们任务很重，工作辛苦，拜托你们，一定要利用黄河封冻期，把这几千吨物资抢运回伊盟，送到农村牧区。东西早送到一天，农牧民就少受一份痛苦，牲畜死亡也会大大减少。我们抢运组人员不多，条件也很差，但我们没有辜负他的希望，提前、超额完成了盟里安排的任务。

政治上十分成熟的领导者

        我和吴占东同志接触最多、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处于高潮的那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根正苗红”，从少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所以即使对立派群众组织也没敢将他置于“打倒”之列。不管是内蒙古革委会文件点名的“郝、田、金、王、马”，还是伊盟造反派猛批狠斗的“暴、杨、康、李”、“走资派”名单中都没有他。只是个别极“左”分子，极“左”的文章、口号里偶尔提出“打倒暴杨批李吴”。在后来被定为“保守组织”的大院里，他默默地、坚定地做着启发诱导、分析评价，要求大家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一言一行不要脱离中央的文件精神。他反复摆事实，讲道理，说两派也好，三派也好，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眼下是特殊时期，运动过后，绝大多数干部还是得用。他要求大家，包括红卫兵小将，不要太情绪化，避免一些过激的做法。在那个天天讲“斗批改”，处处弥漫着“火药味”的环境里，他以少有的勇气和耐心，坚持写文章、搞外调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很晚了，我们才明白，那是以坚强的党性，在抵制派性。记得是1967年秋天，他被派到北京，住在西城宫门口东岔一个叫白塔寺的小旅馆里。我们将整理好准备上报的文字请他审阅。为了增强文章的“战斗力”，我们整理的材料里，不乏臆断成分和“上纲”的语言。他看过之后，全都勾掉了，只保留那些论事讲理并且有足够证据的部分。我们反映说，种种迹象说明，内蒙在处理伊盟问题时，可能对我们不利，在火车上听一位军人说，军区已内部表态，支持我们的对立面群众组织。他听后不慌不忙地说，这很有可能，不过不要紧，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真理，相信历史。出现一些反复，真正受些委屈没有什么，时间会证明真理究竟在哪里。我们听了他的引导，感到心里清楚了，眼前豁亮了。后来的事实说明，他的分析判断，高屋建瓴，远见卓识，展示了一个革命者的远大胸怀和经受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洗礼的成熟与淡定。若许年来，鄂尔多斯政治上一茬又一茬的领导者，能够在这方面与吴占东同志并肩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寥若晨星。再后来，他被掌了权的造反派批来斗去，也拿不出什么“干货”。可是，军管一直把事情悬着、拖着，直到1975年才重新安排工作，这等于剥夺了他工作权长达九年。属于吴占东本人，也是属于伊盟人民的金色年华，付诸东流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全面拨乱反正，他才迎来了大展抱负的美好岁月，登上了早该登临的事业高地。

鄂尔多斯赤子 蒙古民族先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吴占东同志以无比昂扬焕发的姿态，投身于鄂尔多斯的改革开放大业之中。虽然经过多年的奔走操劳，特别是“文革”中的特殊逆境，他的体质受到很严重的摧残，但他还是夜以继日甚至超负荷地工作着。他生于斯、长于斯，多年战斗于斯，对高原的山水草木，百姓的甘苦痛痒，可以说了如指掌。他是包产到户和畜草双承包的极力倡导者、实施者之一。三十多年中，他跑遍了鄂尔多斯的每一个角落，对草原“三滥”，农田沙化，水土流失，他感觉如芒在背，认为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大制约因素。60年代初，时任盟委第一书记的暴彦巴图倡导种树种草基本田“七字诀”，并形成一级党委的共识，那时吴占东就是热心的参与者，积极的推动者；十几年后他坐在了暴书记坐过的交椅上，感到这方面的矛盾更加突出，形势更为严峻。他深入群众调研，召集科技人员座谈，组织各级领导讨论，大家的认识很快统一到“植被建设是伊盟最大的基本建设”这一指导思想上来，主持制定了“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生产建设方针。有他支持和鼓动，盟内的大报小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和新闻。王玉真、马丕峰二位“柠条盟长”十分活跃，到处奔走呼号，把个“种树种草种柠条”的“三种”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吴占东总结科技人员的理念，归纳农牧民的创造，考虑了全盟不同条件之下的治理和发展，继“三种”之后，又提出了“五小”方针，即小水利建设、小流域治理、小农牧机具、小经济园林、小草库伦。从而形成了一套切合实际、充满哲思、忠于理性的建设方案。把国土整治与资源开发都融入其中，将眼前需要和长远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发挥了有力的指导作用。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仍不失其科学性。鄂尔多斯如今发展得这样好，植被覆盖度提高到70%以上，同当初吴占东主持工作时做的奠基、铺路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吴占东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干部，又是一生受到党的培养信任的共产党员。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狭隘性。而是时时处处胸怀五湖四海、与广大汉族干部、支边知识分子团结共事。他的夫人（原籍北京）就是一位出塞的“昭君”。他的三个儿子，在他的抚育和教导下，都成长为党政中层干部，在不同岗位上奉献着。吴占东对于党的事业，对于鄂尔多斯大地和人民，真可谓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是高原的骄子，民族的先锋。

放手提拔重用知识分子

        吴占东同志从工作实践中悟出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即使在那“左”的年代里，他主持的部门，从领导、环节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大部分业务精通，是行家里手，有的甚至堪称专家。在各项政治运动中，他总是千方百计保护这些部属。即使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打“右派”或做出其他处理，他也在权力、影响所及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给他们安排适当工作，发挥他们的专长。这方面，不少当年受过“左”害的人都深有体会，并且感念不忘。80年代初期，他率先贯彻“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政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1983年的两件事。第一件，为了落实“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经他提议，盟委决定举行一次全盟农牧科技大会。差不多提前一年就抽调人员，着手准备。我参与了大会主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又抽调卢选仲、郭振范等同志参与调研和草拟，跑了好几个旗县，最终形成了一部全面完整的报告稿。吴书记在呼市审阅的，仔细研读之后，他说，基本可以，局部修改之后就能用了。后来盟委副书记赵志宏作的主报告。1983年初春召开的那次大会，除了明确全盟农牧科技工作的任务之外，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高科技人员待遇方面做了好多具体的规定，政治上如入党、提干、使用，物质上如工资补贴、子女就业、一室一灯房电补贴，甚至做写字台、椅子沙发的木料也都考虑到了。如今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不仅很实惠，而且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让大家备受鼓舞，可以俯下身子甩开膀子大干“四化”了。另一件，也是关系到知识分子的。从1983年开始，一大批知识分子陆续被“纳新”为共产党员，先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我所熟悉的西北农大毕业生刘懋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送到“花海”农场劳教，死里逃生，拣回一条命，返回故乡东胜后，二十几年郁郁不得志，改正平反时是东胜牛奶场的兽医，后调盟科委下属的治沙研究所工作，是本地区第一批高级工程师。在盟直机关党委举办的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上，刘懋功即席讲话，讲着讲着，高呼口号，热泪盈眶，感动了在场所有党内外人士。和他同时入党的还有金大鹏、赵其昆等人。也是在那一年，在吴书记主持下，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推荐、测评，一大批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地级、处局级、科局级领导岗位。来自杭锦旗的李占荣、刘守禾，来自鄂旗的钱浪腾，盟直的包俊臣、孙荣先、刘培墀、李崇义、魏仰浩等进了盟几大班子。旗县委书记、旗县长以及盟直各部门负责人名单中，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名字。那次机构改革、干部调整，为鄂尔多斯深化改革、加速发展奠定了组织人才基础。被提拔重用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在各条战线上施展抱负和才智，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而且，人们发现，那个年代走上领导岗位的大小官员，绝大部分是潜心事业、为民办事、廉洁奉公的，可以说开创了一代新风。

对我个人的关心和帮助

        我于“文革”后期，参加内蒙古革委会暴彦巴图专案组的内查外调，1968年秋天回到东胜，当即被抄家群专。左批右斗，监督劳动，一年多后基本“解放”，回到科里工作。军管以后，开展“一打三反”，“问题”猛然升级，下了大狱。1978年以后开始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我于1979年9月获释，算是解决得比较晚的。后来听说，暴彦巴图同志代表自治区来伊盟推动落实政策，不只一次地过问我的“案件”。几经周折，总算平反了。当时的当权者们，“左”的遗毒还深而且重，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很紧。也难为他们了，好容易熬到那个层级，可别因为一时偏右而把头顶的乌纱帽丢了。吴占东同志对“左”祸给党的事业、国家政治、百姓生活造成的损失感慨甚多，对那些宁左勿右，借整人升官的投机者深恶痛绝。本来我想直接留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但暴彦巴图同志对我说，你得先回伊盟，可以找赵旭、吴占东，待把落实政策方面的事办完了，再调呼市不迟。赵旭是暴书记早年在兴安盟科右前旗工作时的部下，1979年任伊盟盟委副书记。经他协调，我的工作关系由当初的人民银行转到盟科技情报研究所。其后不久，赵书记就病了，离开了岗位。后来的经济补偿、调整工资、配偶安排工作、伤残证核发以及调入报社，从事我多年向往的新闻工作等，都是在吴占东同志关照之下解决的。
        首先是精神上的安抚，思想认识上的启发。第一次去家里拜访他时，他说，潘洁你受苦了，一个很小就来到伊盟工作的知识分子，被整得家破人亡。不过这十年浩劫中，这类事太多了，希望你正确对待。另有一次，也是在他家，说起一个坏头头要求给其子女安排工作一事，我插了一句，认为不该同意。吴书记说，还是应该考虑的，他本人干过坏事，孩子没有责任。再说，他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我们党这么多年，“左”的线路占上风，你想想，你就没有一点“左”的思想？他这番话说得我顿开茅塞、心服口服。后来的一次整党中，中央明确指出，“文革”中的两派，都要否定。这件事充分证明了吴书记政治上的超前意识和肚子里能撑船的领导胸怀。后来我自己也担任了领导职务。遇上比较复杂或者逆向牵动情感的事情，也能妥当处理，游刃有余了。
        我平反后重新建立家庭，出现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给爱人找工作。按我的受害程度，工作单位应当从上面下拨的落实政策指标中给予解决，但单位领导把最后一个指标给了别人，逼着我直接向盟“落办”申请解决。病急乱投医，几位盟委领导，当然包括吴书记都找过了。可是有个明显“理短”之处，按政策规定，就业指标只能给受害者的直系亲属，即亲生子女，配偶不在其列。1981年年底，在研究最后一批落实政策指标分配的盟委会议上，吴书记一方面充分调动“正面因素”（征询马丕峰意见，马盟长是最主张给我解决的一位），另一方面顶住压力，最后名单定了，有我。刚一散会，马盟长就跑到科委，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心里清清楚楚，这是吴书记力主、力挺的结果。
        1983年春节，报社齐总到我家，对我说，希望我能调到报社工作。搞新闻，这是我从年轻时候就十分羡慕的职业。可是，年过“不惑”了，上面能同意吗？谁知商调手续报到盟委，没有犹豫，也没拖延，很快就过关了。宣传部长杜凤华签的字，我知道，是吴书记点了头的。因为吴书记了解我，他坚信我的文字水平可以胜任，也相信我不会给党的宣传阵地抹黑。七八月的一天，我到盟委办事，顺便走进吴书记办公室，他正准备参加一个会议，急急匆匆地和我说了几句，先是问调动手续办妥了吗？我说都办妥了，接着他说，报社工作，搞文字，比较辛苦，相信你能把它干好。最后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我说没有了。他挟着文件，向会议室走去，我也转身下楼，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

永远活在百姓心里

        一个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牧人之子，一个将真理和正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革命战士，一个将毕生精力为高原添绿，为父老乡亲造福的人民公仆，一个既普通又奇特，既平凡又伟大的鄂尔多斯人。他太爱这块土地，这群百姓，以至无暇关爱自己的身体。由于多年的全身心投入，超负荷操劳，使他积劳成疾，五十七岁便英年早逝。他的同事，包括上级、同级、下级，都感到十分惋惜；所有认识他的人，知道他业绩和品德的人，都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二十几年过去了，他的理念仍在闪光，他的形象仍然鲜活。他留给生者的精神遗产始终被人们珍藏和享用。
        他永远活在高原百姓和他们子孙后代的心里。

      作者：1956年分配伊克昭盟工作，系文学爱好者，80年代在《鄂尔多斯报》汉编部从事新闻采编，现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