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在地球自然村，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学，例如鄂尔多斯学、内蒙古学、中国学、全球学等都是地方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主要研究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在“地方学”中，“地方”是定语，具有个性特色，每个地方学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而“学”即科学体系是中心语，具有普遍原理，真正的学科体系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人类不能创造和改变规律，只能认识和把握规律来创造和改变世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自然演化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最终都同样道法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种学科以及各个地方学之间，都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必然联系。因此，地方学既在当地范围跨多学科研究，也在各个地方学之间跨多学科研究，重点在于真正的综合性系统性科学知识体系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地方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意义在于同创学科、共享成果。一方面，各地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共同构建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不同地方的人们应用共同构建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学科体系，为当地社会发展服务。
鄂尔多斯学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创建的第一个地方学，16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为构建内蒙古学奠定了现实基础。近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以哪些科学文化更接近于客观规律为评判的标准，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课题，并且取得阶段性成果，2015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我们意识到，之所以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成为不同时期人类智慧结晶，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领域，揭示和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道、长生天、真理这些概念，只是称谓不同，而实质意义相同，我们可以统称为在无形中支配人类命运和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任何科学文化都只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而科学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自然法则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
马克思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真理“寂兮寥兮”，“像光一样”普照大地；真理不仅占有马克思，也占有古今中外任何人。如老子所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我们跨多学科研究，只是学习和掌握各种方式方法，通过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努力更接近与自然法则，最终感悟和遵循自然法则本身，实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系统性地方学研究重视三个方面：一是超越当地的宏观研究，二是当地的微观与综合研究，三是各地文化之间的平行研究。从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总和的广义文化来讲，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整体文化是由无数个网线和网结形成的一张大网，即“天网恢恢”；而内蒙古文化等各个地方文化是其中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网格，即“疏而不失”。我们探索和构建内蒙古学，是在全球文化网络上进行整体研究，在地方特色网格里进行微观研究，在各个网线和结点进行对比和平行研究。
在商品社会，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时，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把劳动力逐渐从商品定位解放出来，在命运共同体中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未来社会，“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1]“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这是必然的发展规律。现在我们体会到，互联网以及共享经济等为此创造着条件。
二是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而“炸毁”，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属性自然消失。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且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共同参与才能动起来。对资本的集中规律，马克思认为：无论通过吞并即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融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3]他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4]
那么，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促进社会总资本高度集中为唯一的单个资本，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度集中的社会总资本之间会形成什么关系？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将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们共同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研究的重大课题。在这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各行各业以及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围绕着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在旋转。因此我们提出，地方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是研究在无形中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自然法则；还有两个抓手，一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科学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
地方学研究，一方面要有大格局，要努力从宏观上看到各种事物立体、动态、全景式的运动场景；另一方面要细致入微，研究人的全面发展与科学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两个抓手在什么产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等具体问题。
最近，内蒙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员、西安绿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包源写了《内蒙古学的学科内涵探讨》《以互联网教育产品实践内蒙古学》《基于产品的开放性思考》等系列文章。他认为：内蒙古学应该成为在内蒙古的背景条件下，以社会实践为第一推动力，以文化旅游领域的创业教育+互联网产品为行动方案，以资源配置问题为出发点构建理论框架，将多学科知识结构化的系统性学科；要努力使地方学应用、教学、研究这三个重要环节，形成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一个有机整体，特别是以社会实践为推动力并且在具体“应用”中体现“教学”和“研究”价值，从而保证地方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这种创新思维给予我们有益启示。相对而言，地方研究者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特长构建学科体系，从而应用它来为企业发展服务；而企业运营者是根据现实需要来选择、汇集、整合、创新学科体系，从而比较容易使应用、教学、研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以文化旅游领域的创业教育+互联网产品为行动方案，把地方学的学科建设和应用，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地方学研究领域也是全新的探索和实践。
在谈到文化旅游领域的创业教育+互联网产品，包源认为，地方学要成为产学研相互推动，服务于地方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首先需要将内蒙古学的服务对象由原来的少数和文化旅游相关的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扩大为服务于广大的旅游创业者和中层管理人员；研究的对象由原来的地方文化旅游资源，扩大为研究地方的文化旅游经济活动；研究中运用的学科由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旅游管理学等，扩大为综合地、系统地运用各个学科。之所以要扩大服务对象，是因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唯有服务于最广大的文化旅游业的从业者，特别是负责文化旅游经济活动中组织工作的创业者和中层管理者，才能真切的发挥地方学服务于发展的目的；而对于最广大的文化旅游业的从业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对于文化旅游资源的研究，而是文化旅游经济活动中涉及的事、人、财、物、场地等等诸多实际工作，内蒙古学应该讲研究对象扩大到文化旅游经济活动本身，才能够满足最广大的文化旅游业的从业者的实际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将多学科综合地、系统地运用起来。唯有服务于最广大的文化旅游业的从业者，才能了解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的相关数据，把所采集的在不同的组织之中、不同的社会活动中生产的分散的相关数据，与民政、工商和税务等部门其他拥有数据的组织合作，生成各自实践领域可共享的大数据，服务于创业者、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内蒙古学自身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把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一个核心，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和科学应用资本运作规律的两个抓手，以及以文化旅游和社会化教育两个系列互联网产品为行动方案，这些重要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就会具有实质内容、具体路径、可操作方法以及有效组织和运行方式，从而能够使地方学学科建设与应用自然而然地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今年3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学者为在厦门召开的“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2018学术年会”提交论文《鄂尔多斯学与闽南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陈耕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提交的论文，提出了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闽南文化研究的同志们关注的问题。地方学研究的一个危险，就是只顾了自己脚下这一方土地的研究，忘记了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看看全中国，看看全世界。我们必须在中国学的视野下，在对世界地方学研究的了解观照的前提下，来开展地方学研究、区域文化学研究。虽然天南地北，但是地方学之间一定是有相同规律的，地方学学科的构建一定是可以而且必须协同创新、融合发展。[5]
地方学之间一定有相同规律，地方学学科构建与应用必须协同创新、融合发展，这是鄂尔多斯学、厦门学研究者的共识，而“互联网+学术生产”以及以互联网产品的形式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各地的社会发展，这为同创共享地方学开辟了新的路径与空间。鄂尔多斯学与厦门学的合作，当下就可以打开地方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之门。以文化旅游和社会化教育两个系列互联网产品为行动方案，能够汇集和整合政府、企业以及大众的政策、资本、智力等各种资源，有效激活和增加生产和消费能力，使地方学学科建设与应用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515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至1976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5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6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5]陈耕：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的七个走向，闽南文化新世纪回顾和新时代前瞻论文集，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2018年3月
作者：杨勇，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兼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来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2018年第二期 |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