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准格尔旗东北角黄河岸边的十二连城，史家称古城是“隋唐胜州遗址”。2006年，十二连城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所立石碑记述：隋唐胜州榆林城，俗称十二连城。于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修筑，是在汉代云中郡沙南县城废址上重建的。唐代北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频繁，胜州成为通往山后草原的交通枢纽。辽代建国初，于黄河东岸另建东胜州，此城遂废。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增置东胜左、右卫，右卫在黄河西岸，旧址设在这里。现存五个相连的城圈，靠东边是汉城残留部分，西北角是明代的卫城，主要部分是唐代城址。城外是汉至唐代的墓葬区，历年出土不少珍贵文物。
这段简短的文字，介绍了十二连城的历史沿革与建制，其间经历的故事，不仅是曲折和丰富的，也见证了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文明相互交融、相互统一和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距十二连城东约9公里、名城坡子的地方，还有一处古城遗址，李逸友先生考证为唐代胜州河滨县城址，俗称城坡古城。君子津，正是城坡古城旁的一处黄河古渡。
秦关汉县 初并中原
鄂尔多斯地区在早期的历史当中，确切的史料记载很少。商、周以前，一般称作鬼方，春秋时期，为林胡（林人）所居。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在记述古之胜州时称“禹贡雍州之域。春秋为戎狄地。战国时为晋、赵地。”直到战国末期，中原地区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的分裂格局。北方的赵国、燕国已到达了河套地区和阴山山脉，西部强盛起来的秦国也把长城修筑到了鄂尔多斯高原，与活跃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特别是强大的匈奴展开了激烈的疆域争夺。至此，鄂尔多斯地区更多地进入了历史的视野，十二连城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开始为史家所关注。
《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厥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这里所说的秦昭襄王时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的长城，史念海先生在《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中，做了专门的考证和论述，认为“它是由现在甘肃岷县城西十公里处开始修筑……而达于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附近黄河岸旁”。因秦始皇时，在阴山山脉上另筑了新的长城，所以秦昭襄王时修筑的这条长城史称为“故塞”。由此可见，早在战国时代，秦国和赵国已经完成了对匈奴故地特别是鄂尔多斯部分地区的军事占领。史家认为，秦筑长城的战略意义，主要在于通过控制十二连城附近的黄河渡口，巩固由此通往关中的军事通道，筑城以拒胡、制河以图北。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国家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统一后于公元前215年、214年蒙恬发兵30万两次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略取河南地”（鄂尔多斯地区）并“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秦并天下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十二连城为三十六郡中的云中郡（治今托克托县）所领。至此，今天整个鄂尔多斯地区（河南地）全部纳入了统一王朝的版图。但是，秦王朝统一的时间很短。公元前210年蒙恬去世后，强大的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便重新占据了蒙恬所夺之地。《史记·匈奴列传》载：“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公元前207年，统一了仅仅十五年的秦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谢幕，河南地及其十二连城与君子津再次成为匈奴游猎的牧地。“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这时的匈奴，也是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
秦王朝覆灭之后，楚汉战争中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成为又一个大一统王朝。汉承秦制，在十二连城始置沙南县，仍为云中郡所领。第一次在这里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管理体制，成为中原王朝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汉初的实际控制区并未深入到匈奴的故地，匈奴基本维持了秦末的占领区。汉、匈之间在东起辽东、西至敦煌的疆域之争中，时而和亲、时而战争，历经130余年。地处边关要塞的十二连城与君子津，更是饱受了离乱之苦。据《汉书·匈奴传》载，西汉时匈奴“往来侵盗”的“大寇”经常发生，“时时小入盗边”之事更是“不可胜数”。如：
高帝时，“汉初定，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今山西朔州）。匈奴大攻围马邑，韩信降匈奴。”为解马邑之围，“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但被“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今山西大同马辅山）”，七日得脱。因不能敌，遂“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是后韩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背约，侵盗代、雁门、云中……于是高祖患之，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诸侯王之女）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
汉文帝时，冒顿单于死，老上稽粥单于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并强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中行说到了匈奴便投降了单于，而且深受单于的喜欢。中行说对单于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卯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十分之二），则匈奴尽归于汉也”。历数“衣食异”“俗贱老”“遗书”“遗物”之利害得失，树匈奴之志，灭大汉之威，“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因此，大汉的和亲终归于匈奴的背约。“孝文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14万骑入朝那（今宁夏彭阳县地）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逐至彭阳（今甘肃镇原县地）……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掠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汉甚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武帝即位后，与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边商豪民马邑人聂壹，经由汉将燕人王恢向武帝提议说，汉与匈奴初和亲，匈奴必无防备，若伏兵袭击，必能破之。武帝遂采纳王恢之谋，决定诱击匈奴于马邑。于是“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今山西左云县）塞”。在离马邑还有百余里时匈奴俘获了正在亭楼上巡边的雁门尉史，“尉史知汉谋，乃下，具告单于”。尉史为求活命，成为历史上最早的汉奸之一。单于“乃引兵还”。伏兵三十余万的汉军“以故无所得”。武帝也因此而“诛恢”，马邑之谋以完败而告终。“自是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
马邑之谋虽然无功而返，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匈关系。由此而始，汉军展开了自汉朝建国以来对匈奴的大规模作战。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至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史称“河南之战”。至此，汉朝才真正取得了对于河南地及其十二连城与君子津的统治权。
河南之战后，武帝先后发动了对匈奴的“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天山之战”等一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对匈奴进行了毁灭性打击。武帝晚年，由于连年征战使得国力空虚、百姓苦不堪言，加之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众多抗匈名将先后去世，更有李陵、李广利又兵败投降匈奴。面对种种矛盾和统治危机，武帝对自己过去穷兵黩武的治国方略进行了反思，为稳定大汉的统治秩序，停止了对外的征伐。据《资治通鉴·汉纪十四》载，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群臣前悔过罪已时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縻费天下者，悉罢之。”两年之后，武帝崩。
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遣五位将军率16万骑兵，五路大军分别出西河、张掖、云中、酒泉、五原，联合西域乌孙5万骑兵，“凡二十余万众”共击匈奴，逐匈奴于漠北，取得了自汉朝立国以来，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西汉时“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在汉、匈之间的疆域之争中，“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终也。”
因为“和亲”，西汉有十几位“翁主”远嫁匈奴，馈赠的“絮缯酒食物”等更难计其数，这为缓和汉匈关系、与民休养生息争取了时间，也赢得了美誉。胡汉和好时，“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元帝时“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更是成为“胡汉和亲识见高”的千古佳话。
因为“征伐”，西汉与匈奴之间的疆域之争进行了长达130余年，仅汉武帝在位的54年间，就与匈奴从军臣单于到孤鹿姑单于的七位“单于”进行了征战。战争的损耗是巨大的，武帝末年，已“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匈奴也最终失去了世代繁衍生息的河南、河套、阴山、河西、辽东等水草丰美之所，只能远循漠北的多沙苦寒之地，从此而“漠南无王庭”，以至“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东汉初年，匈奴因内讧而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在南北纷争中南下归附汉朝。永元年间，在汉与南匈奴的合击之下，战败后的北匈奴一部分归附了汉朝，另一部分被迫西迁后因缺乏史料记载而不知所终。这就使得鲜卑摆脱了匈奴的威胁而日益壮大起来，最终取代匈奴而成为中原的边患。
到东汉中后期，由于南匈奴、鲜卑、乌恒等民族的内徙，汉朝的实际控制地区已退至今山西和陕西中部。西晋短暂的统一也未能恢复东汉盛时的版图，鲜卑基本据有了匈奴的旧地，十二连城与君子津再次成为塞外边关。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胜州条称：“汉末大乱，匈奴侵边，其城逐空。晋末属赫连氏，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之后，讫于周代，往往置镇，不立郡县。”整个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及十二连城先后为后赵、前秦、后秦、夏、魏、周等所据，在两岸强兵过未休的狼烟乱世中走过了300余年。
陈兵塞表 古渡河关
隋唐时代是十二连城最为重要的历史阶段，也是十二连城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隋朝开国后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于此置榆林关，七年后又置榆林县，属云州。二十年，割云州之榆林、富昌、金河三县置胜州，立嘉名也。炀帝大业五年，以胜为榆林郡，领榆林、富昌、金河三县”。并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因榆林郡为名在胜州城内建榆林宫。“其年，炀帝北巡，陈兵塞表，以威北狄，因幸此宫。”从此，胜州榆林郡的嘉名被载入史册，为后世所称颂。
隋炀帝杨广的驾临，可谓十二连城历史上最为风光的时刻。据《隋书·炀帝纪》和《隋书·突厥传》所载，隋炀帝此次北巡，是大业三年（607年）四月下诏并从都城西安出发，于九月回到东都洛阳，历时150天。其中自六月戊子（十一日）至八月壬午（六日），应该都是在黄河南岸这座城中度过的，待了54天。北巡期间，“敕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炀帝在榆林郡接受了启民可汗及吐谷浑、高昌使节的朝见；在榆林宫御北楼上观渔于河，宴请百官；诏杀光禄大夫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弼、太常卿高颎等人；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等，处理了不少事情。而最为重要的是炀帝在榆林郡会见并宴请启民可汗一事。炀帝尚未抵达榆林郡，启民可汗就遣使请求亲自入塞迎接，炀帝不许。十余日后，炀帝到了十二连城。又过十天，启民可汗来朝，献马三千匹，并上表请求变服，言“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以此表达对隋炀帝的无比忠诚。炀帝又未许，理由是：“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后赐启民可汗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之上，并设千人大帐，隆重接待和宴请了启民可汗和一同来朝的义成公主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赐物二十万段。也可谓礼遇备至。八月壬午（六日）自十二连城出发，“帝亲巡云内，溯金河（大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亲幸启民可汗牙帐（今乌兰察布市察石中旗灰腾梁地区）。炀帝所经之地，启民饰庐清道，以侯乘舆。到达启民可汗的牙帐后，启民可汗跪伏于地，捧杯为炀帝祝寿，态度极为恭谨，宴赐也极为丰厚。炀帝大悦，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羶肉，韦鞲献酒杯。何如汗天子，空上单于台。”赐启民及义成公主金瓮各一，并对在场的高丽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的王，快点儿来朝见，不然的话我和启民就要到你们的土地上巡视去了。
隋炀帝这次北巡，可谓恩威并举，意味深长。一方面是要通过与突厥启民可汗结盟，安抚诸藩，经营漠北；另一方面也说明北部边防的重要和他对边疆关系的重视。
隋朝末年，民怨载道，举兵反隋，各地义军纷纷起来造反。十二连城同样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自称“永乐王”，在胜州城里做了五年（公元617－621年）的永乐王。据《新唐书·李子和传》等载，李子和，本名郭子和，同州蒲城（今陕西渭南）人，在隋朝政府任左翊卫，因罪被发配流放到胜州榆林郡（故称“流人”）。大业末年，郡中饥荒，郭子和与敢死士十八人捉住郡丞王才，列举其不恤百姓的罪行，杀了郡丞王才，开仓赈济贫民。自称“永乐王”，建立年号为“丑平”，称其父为“太公”，让其弟郭子政为尚书令，郭子端、郭子升为左右仆射，拉起两千人的骑兵队伍。南面联合据朔方起兵的梁师都，北方则投靠突厥，并把其弟郭子升送去突厥做了人质，以换取突厥的信任和支持。突厥始毕可汗册封郭子和为“平扬天子”，未敢接受，后始毕可汗又封他为“屋利设”。
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隋朝灭亡，同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反隋义军永乐王郭子和向李渊“献款”并归顺唐朝，唐高祖李渊非常高兴，即任命郭子和为“灵州总管”，成为唐朝灵州第一任军政长官。赐姓为李，与皇帝同姓，改名为李子和。所以《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记为《李子和传》。后还被授封为“金河郡公”“徙郕国公”。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皇帝，为大唐政权的巩固作出了贡献。郭子和既是唐朝灵州首任镇将，也是灵州镇将中第一位大唐的功臣。
因为郭子和称王，在十二连城的历史上又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把十二连城作为永乐王郭子和都列入了中国古都之一。当然，这只是割据政权的一时之都，与中国历史上的帝都、国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唐王朝建立之后，先后平息和镇压了隋末纷起的义军和割据政权，征服和消灭了侵边的突厥等部，于贞观三年（1629年）“仍隋旧理置胜州”。并在汉代沙南县、隋朝时榆林县地望上分置榆林、河滨二县，为胜州所领。胜州及榆林县治所即今十二连城古城；河滨县治所，李逸友先生在《内蒙古史迹丛考》一文中作了专门的考证和论述，认为当是十二连城乡城坡古城。即说城坡古城是晚于十二连城古城于唐贞观三年因河滨县新置，从而“立嘉名也”。因两城相近且城垣较多，后人将其统称为十二连城，这也正是今天十二连城作为地名的由来。
从秦昭襄王筑长城于此，汉置沙南县，到隋、唐胜州城临河而立，足见十二连城战略地位的重要，那么古渡河关当属其不可或缺的部分了。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隋开皇三年（583年）于此置榆林关，“在县东三十里。东北临河，秦却匈奴之处。”并于开皇七年又置榆林县。先设关而后置县，关址就在“秦却匈奴之处”，可见“关”的重要。唐时是于贞观三年（629年）置河滨县，贞观七年置河滨关，其址：“黄河，在县东一十五步。阔一里，不通船楫，即河滨关，渡河处名君子津。”从隋时榆林关、唐时河滨关所记关址和今天十二连城古城与城坡古城之间的距离来看，榆林关与河滨关几乎同址或者是在相去不远的同一河段上，就在今天城坡古城下的黄河边，其名便是千古传说的“君子津”。
其实，古渡河关君子津，历史上早已有之，并且存在和延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从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君子津之名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线装书局，2016年版），郦道元注云：“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猝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囊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济。”这便是君子津之名的由来。虽然后人对君子津的沿革说法不一，但古渡河关在历史的烽烟中一直存续，是不争的事实。唐朝盛时的北方疆域，早已越过阴山到了贝加尔湖以北，十二连城作为古之胜州也由边关成为内地，君子津也由古渡河关成为朝贡皇室和商贸往来的大道通衢。这个承载了千年传说的古渡河关，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地名，而是正直无私、淳朴善良、诚信仁爱的黄河儿女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的象征。
铁马冰河 归于一统
公元907年，历二十一帝，享国289年的大唐王朝在藩镇割据的乱局中走向了灭亡，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战乱不止、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无共主，藩镇纷自立。公元960年，赵匡胤结束了五代以来中原内乱的局面，建立大宋 王朝，但终宋一代300余年从未能够实现真正的统一，十二连城与君子津也从未纳入大宋王朝的版图。整个宋代，我国北方先后有辽、西夏、金几个独立政权存在，形成了宋、辽、西夏和以后的宋、金、西夏南北对峙、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10至13世纪初，宋、辽、西夏及其后的宋、金、西夏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展开了激烈的疆域争夺，上演了鄂尔多斯高原的“战国时代”，胜州十二连城与君子津再一次经历了铁马冰河的历史时期。
唐末陷入内乱之时，契丹达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趁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公元907年即汗位，于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公元947年正式改国号为“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不断对外扩张，以便通过战争谋求更大的疆域与未来。《辽史·地理志》载：“太祖神册元年（916年）破振武军，胜州之民皆趋河东，州废。晋割代北来献，复置。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榆林县，河滨县。”这条史料记载的是，公元916年辽军打败了驻扎在今和林格尔土城子的唐朝振武军，并占领其辖区，将唐朝胜州居民驱赶到黄河东面进行安置，胜州随废，在黄河东面今托克托县设置了东胜州，同设榆林、河滨二县，军政属辽西南面招讨司管理。据李逸友先生考证，东胜州和榆林县同治今托克托大皇城，河滨县治所在今托克托县双墙村古城。由此可见，唐末宋初，辽朝的势力已深入到十二连城。
唐末藩镇割据中，党项拓跋氏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其首领拓跋思恭被授为夏州节度使，复赐李姓，并统有夏（陕西靖边）、绥（陕西绥德）、银（陕西横山）、宥（内蒙古鄂托克前旗）、静（陕西米脂）五州之地，并由此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十国时期，夏州党项政权先后依附于中原各朝，在与临近藩镇的纵横捭阖、兼并蚕食中不断扩展自己的疆土。宋初又称臣于宋，接受宋朝的封赏，并充分利用宋辽关系发展自己的势力。原本治夏州（白城子），宋天禧四年（1020年）将统治中心移往贺兰山麓的怀远镇，改称兴州（今银川）。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李元昊继位，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定都兴庆（今银川），史称西夏。其辖境已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南部、青海东北部及新疆和蒙古的部分地区，占据了鄂尔多斯的大部地区。至此，西夏成为在北方与宋、辽抗衡的第三大势力，最终形成宋、辽、西夏三国鼎立的格局。宋、辽、西夏的疆界就在今准格尔旗境内黄河岸边，十二连城与君子津，是西夏、辽两国相互争夺的焦点和正面交锋的战场。
西夏立国之后，与宋、辽的关系全面恶化，战争也因此而全面爆发。在辽与西夏的疆域争夺中，史料记载了两次大的“河曲之战”。
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兴宗亲率十万大军西征，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河曲之战”。据《辽史·兴宗纪》等记载，辽兴宗这次讨伐西夏，首先是在九十九泉（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与察右中旗交界的灰腾梁地带）集结兵马，以萧惠为先锋出兵西征，沿大黑河进入呼和浩特平原，在托克托县城南面经“君子津”渡过黄河，屯兵于“河曲”（河道弯曲的地方）。期间，“李元昊上表谢罪”，并遣使议和，呈贡请降，兴宗亦“许以自新”。但辽臣“皆以大军既集，宜加讨伐”，兴宗听从群臣之议，发起了对西夏的进攻。战争开始，萧惠推进的很顺利，“夏人列拒马于河西，蔽盾以立，惠击败之”。但是，天公不作美，就在元昊败走突围的过程中，“大风忽起，飞沙眯眼，军乱，夏人乘之，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诏班师。”这次河曲之役，辽军遭到了重挫，西夏反败为胜，取得了胜利。但辽兴宗并未就此罢休，而是谋划再次举兵报复，遂改云州（治所今大同）为西京，并在河西建置了“河清军”和“金肃州”。河清军与金肃州，是辽为防备西夏进攻辽境以及控制辽与西夏的边境贸易而在双方接壤地带设置的“防秋兵”驻军城。据《辽史·地理志》载，河清军与金肃州的建置为：河清军，“徙民五百户，防秋兵一千人实之”；金肃州，“割燕民三百户，防秋军一千实之。”河清军驻城，由唐时河滨县治所改筑而成，即今十二连城城坡古城；金肃州（军）其址不确，一说为今达拉特旗吉格斯太乡柳沟古城，一说为达拉特旗原耳字壕乡城塔古城。由此可见，辽、西夏之际，十二连城与君子津再次成为两国对决的桥头堡。
重熙十七年（1048年），元昊在政变中被杀，其子谅祚年幼继位，其舅没藏讹庞专权用事。十八年（1049）七月，兴宗乘机再次兴兵伐夏，发动了第二次辽与西夏的河曲之战，欲雪前耻。这次辽和西夏河曲之役为时三年，辽军志在必得，兵锋直指河曲，辽和西夏双方虽互有胜负，损耗巨大，但辽胜多败少，占据了上风。其结果是辽攻克西夏唐隆镇（今准格尔旗原哈岱高勒乡城坡古城，当时为宋、辽、西夏三国交界之地），置为宁边州。为此辽军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辽史·萧惠传》称：“明年（重熙十八年），帝复征夏国。惠自河南进，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既入敌境，侦侯不远，铠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诸将咸请备不虞，惠曰：‘谅祚必自迎车驾，何暇及我？无故设备，徒自弊耳’。数日，我军未营。候者报夏师至，惠方诘妄言罪，谅祚军从阪而下。惠与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几不免，军士死伤尤众。师还，以惠子慈氏奴殁于阵，诏释其罪。”此役之后，西夏主动议和，辽与西夏重新恢复了和好关系，一直维持到辽亡。
13世纪初，蒙古崛起以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灭夏亡金，结束了鄂尔多斯高原诸强并存的局面，十二连城与君子津也结束了铁马冰河时代而归于元朝一统。明洪武（1368年－1398年）年间在十二连城古城址重建了东胜右卫城，土木堡之变（1449年）后，明朝的国力锐减，疆域退回到了长城一线，东胜右卫城便废，鄂尔多斯地区遂成为蒙古牧地。清统一后为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即今准格尔旗所领。
十二连城与君子津，城为河塞，津为城关。自古以来既是河关要塞，更是南北通道。除上述设关建制和疆域之争外，史籍记载古代从呼和浩特平原进入鄂尔多斯高原，或再进入陕北、关中，均由君子津取道渡河。如：北魏拓跋焘于公元426年和427年两次“西讨郝连昌”、成吉思汗于1221年命木华黎进攻陕北、清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均取道君子津渡河。清代以来，君子津作为黄河“几字弯”段上的一处主要渡口，一直是水陆枢纽，鄂尔多斯各旗的进京贡道均经此渡河。今天，古城已颓，古渡不再，但这里已然是桥横南北、车水马龙的大道通衢。
城关的兴废、经历的战争、庶民的离乱早已成为过去，但十二连城与君子津的古今变迁告诉我们，从秦王朝统一天下到大清帝国结束，历2100余年，其中秦、汉、隋、唐、元、明、清几个统一王朝的时间计1400余年，但西汉初、东汉中晚期及明中后期至少300余年，十二连城与君子津不在统一王朝的管辖之内，也就是说从秦到清的2100余年里，十二连城与君子津近半时间处于被分裂割据的状态，可见统一的道路是多么的漫长而艰难；这里所经历的政权除上述的几个统一王朝外，还有后赵、前秦、后秦、夏、北魏、北周、辽、西夏、金等国，历史的兴替更迭、沧桑变迁在这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除汉族外，还有戎狄、匈奴、鲜卑、契丹、党项、蒙古、突厥等也曾经是这里的主人，民族融合在这里同样被记入了史册。多元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早已植根于血脉，汇聚成不断推动历史进步的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
作者：鄂尔多斯市政协机关退休干部
来源：《鄂尔多斯学拾集》2023年第3期 |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