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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育宁教授自述及相关人士的叙述看，陈教授在鄂尔多斯生活的时间为将近十年。期间大多数时间是在鄂托克旗度过的，草原给了陈育宁教授开阔的胸襟和视野，也给了他研究学术的 机遇。对于钻研学术的人来说，无论生活在哪里，见了什么事物，有什么体会，都能得到学理上的提升，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行走的生活就是一个过程，过程一过去，只余下了叹息与回忆。 陈教授是学历史的，在历史研究中，深入了解，独辟思路，广征博引，言之有据，这些学术追求精神是非常难得的。陈寅恪教授在研究隋唐史时提出“以诗证史”，陈育宁教授《鄂尔多斯地 区在西夏历史中地位》一文中，除了引用《隋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这样的历史著作，还引用了《范文正公集》、《全唐文》这样的文学著作，这给这本著作增添 了重量。而在《论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开发》一文中，他条分缕析，逐步深入，从经济开发的起因，讲到经济开发及其效果，再讲到经济开发的历史影响。其中写道，综上所述，秦 汉时期对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开发起了积极进步作用，这种作用在当时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巩固了边防，安定了局势，加强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联系，而且在经济上使鄂尔多斯等边 塞地区与中原紧紧连接成一个经济整体。这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主要的意义，同时，这种作用还表现在对鄂尔多斯地区以后的历史发展发生了深远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第一，从经济结构上看，自秦汉开始，基本上形成这一地区农业和牧业共存的格局。第二，从民族结构上看，秦汉时的匈奴，魏晋时的敕勒，隋唐时的突厥，宋辽时的党项，以及明清时 的蒙古族等等，这些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这个地区，基本上占领广阔的牧场，从事畜牧业；历代屯田和迁徙边塞的中原农民不断进入这个地区，活动的范围大体是在东北、西北和南部的沿河地 带，从而就形成了在鄂尔多斯河套地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布局，这种民族结构在封建社会也基本上维系下来。秦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度，据顾颉刚、史念海所著《中国疆域 沿革史》所载，三十三年，蒙恬辟河西地四十余县，盖以此四十余县置九原，不在始皇二十六年所并三十六郡之内。此郡在鄂尔多斯北部。中国关于封建社会的划分，争论一直比较大。我也 见过孟弛北在《草原文化与人类社会》一书中说了草原文化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
我从上面的书与文章可以发现，一是人的经历对于人的学术与事业极其重要。有什么样的经历，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境界。李泽厚说，人是文化的沉淀，人一路行走，在与一个个携带了文 化的人接触后，无形中要得到什么或者是失去什么，得到的就是学术与事业的继续，失去的只能是一声叹息。陈育宁教授在鄂尔多斯的生活经历加上他的史学基础，使他创作出了《鄂尔多斯 史论集》及其他相关的著作，而其他的人或者是有相关的生活经历，或者是有史学底子，但两者若失其一，就不会有这么厚重的著作。二是学历史的人擅长在史籍与实地中梳理出事实的轨迹 。历史从来都是动态的，在历史形成的过程中充满了争斗和波折；而历史学应该是静态的，研究和记录历史的人应该在冷静的观察与思索中，坚持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历史一般是由胜利者 书写的，这加大了历史研究与书写者的难度，但正是一次次的讨论与对比，使历史接近了本来的真实。历史学不是于微尘观世界，以微言扬大义的学术，它是对社会及社会发展的记载和分析 。三是历史论文要经过严谨的梳理和例证，而文学作品却需要激情和冲动，但双方都需要广征博引，触类旁通。我们可以从张尔疋先生对中美普通人脏话的对比中发现原来文化不一样，但人 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可以从张承志先生的小说体和诗体的叙述中，发现游牧不但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且是一种文化方式；可以从陈育宁教授《再说鄂尔多斯学》的文章中发现，学与学科的界 限，还可以发现，原来我们都生活在蒙古族语言、民间文学、服饰、饮食、歌舞、祭祀及宗教信仰等反映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保留较完整的地区，而我们竟然没有察觉。这大概就是研究与创 作的区别所在。 作者：张冷习，博源集团企业报编辑，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9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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