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草原小说的杰出代表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有相当理论储备和创作才华的中青年草原文学作家，在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中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支撑点。他（她）们关注草原独特的文化氛围，即“草原文学”的气场，陆续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学作品，并自觉地及时将这一特色不仅仅作为外在的色彩和背景，而努力将其作为一种意志、人格、精神，一个巨大的悲欣交集的灵物，写出作品的灵魂，创作它新的意义上的“草原文学”。特别是随着“草原文化”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开展，“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源头的提出，极大地强化了草原作家们的文化自觉。“草原文学”的创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一大批写出草原意志人格、精神、灵魂的“草原文学”作品相继出现，引起了全国文学理论评论界的关注。一批有出息有见地的各民族作家都自觉地聚集在“草原文学”的旗帜下，用文学真实、形象、生动地体现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审美追求已成为“草原文学”创作的共同指导理念。这一时期的“草原小说”最根本的独特品格，即文学个性，也就“是文化精神，渗透到灵魂里或骨子里的东西……是民族精神的根性。”①。

        新时期草原小说杰出代表是阿云嘎、郭雪波、满都麦和布林等，其中阿云嘎、布林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一

        阿云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涉足文坛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僧俗之间》、《有声的戈壁》、《燃烧的水》、《拓力微》、《留在天地上的足迹》等，中短小说集有《幸运的五只山羊》、《大漠歌》等。此外，还有一个《小说创作谈》和近百篇未曾结集的中短篇小说与散文，随笔等。他的短篇小说《杰尔格勒和他的叔叔》、《大漠歌》，中篇小说《浴羊路上》三次连续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一等奖。1999年，短篇小说集《大漠歌》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阿云嘎是一位优秀的草原小说家。他的童年、少年生活在鄂尔多斯西部草原，地广人稀与世隔绝。这片草原异与呼伦贝尔大草原，也完全不同于锡林郭勒大草原。地域地势不一样，生长的野花青草也不同，民族风情自然也有差别。“阿云嘎的作品都从这个背景下展开。这片草原，成为成就他文学创作的根本依托。阿云嘎的笔写出了这片草原的神秘、辽阔、静谧和它的独特面貌。雄健的笔锋上，涂沫着一层淡淡的感伤和忧郁，也闪现着诗意的美的灵光。而孤独感，则是阿云嘎从这片草原中提炼而出的最核心的元素。没有这个提炼，这片草原的风神将大打折扣。”②

        翻开阿云嘎的小说，很自然地读出作家的写作姿态，即会感到如同迎来一位朴实而平和的友人，可以轻松自如地去感知与感应。他的小说语言表达上的诚挚、自然，加之朴实而不乏灵性，往往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人带入情境，以至于平中见奇，于淡中见趣，于自然中见深意，而且在不雕不琢间自成一格。

        进入新世纪以来，阿云嘎用蒙汉文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还出版了好几部长篇小说。有的评论家把以阿云嘎为首的鄂尔多斯新锐作家的小说称谓“新草原小说”。认为“这群新锐作家已经不满足草原小说仅仅表现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体现本质的草原文化精神，提示独特的游牧民族性格，字里行间充盈着游牧民族的血脉和魂魄，而是以人类文化精神和审美精神的同感、共识、共享为创作起点，追求草原小说的人类文化品格和人类审美，极力使作品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张力和艺术张力。他们突破了以往作品对生命和人性思考的深度，突破了以往作品在创作方法上的理念和经验，以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在草原中掀起了颇具冲击力的新草原小说旋风。”③

        阿云嘎曾说过：“草原作家只有树立起跨越东西方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全球文化意识、才能使具有草原文化神韵的草原文学在更广阔的空间大放异彩。”当然，阿云嘎没有忽视发挥自己本土文化的优势。他的新草原小说正因为既有草原文化神韵，又有全球文化意识，所以才具有了力透纸背的文化洞察力和丰富机智的审美性，产生了普遍性的人文价值和诗性价值。

        对自然包括草原戈壁和动植物人格化的文学描述是阿云嘎新草原小说的一大特色。在工业化突飞猛进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无情地破坏和毁灭人类精神的现实生活面前，草原在作家心目中“就像一个巨大的精神场域，守护着草原天地间的一切生灵、在草原上，天、人、动物、草木和睦相处互相依存。失去其中一个都不是完整的草原”④

        阿云嘎新草原小说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与自然人格化描述紧密相连的作品寓言化倾向，短篇小说《黑马奔向狼山》就是一个现代寓言，一个关于追求自由的寓言。这篇小说是一篇用新草原文化意识反思农耕文化的令人刮目相看的佳作。农耕民族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搬到草原，家家户户用铁丝网把自家的草场围起来，马便失去了自由奔跑的空间，屡屡被不是这家就是那家的铁丝网缠住受伤，并引发邻里间无休止的矛盾。最后，黑马无奈离开狭窄的草原和狭窄的人际关系奔向狼山。黑马为了追寻自由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勇敢选择和行为，成为了一名英雄！一名以身殉自由的草原英雄，一名以死抗争人类愚蠢行为的当代英雄！阿云嘎通过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生硬嫁接来表达历史的进步和精神的退步的立意，呼唤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草原自由精神和草原般宽阔的胸怀。《黑马奔向狼山》是篇寓言性很强的作品。从马是人的朋友变成人的仇敌，作品的隐喻性技术操作，成为小说的一大艺术亮点。从小说林林总总的具象描写里处处暗含着审美抽象，其艺术境界超越了题材的直接现实性而进入象征性层次，而象征性是艺术的世界语言。

        历史小说的史诗化倾向是阿云嘎新草原小说的又一个显著特色。长篇历史小说《拓跋力微》取材于“鲜卑时代”，拓跋力微带领部众完成了鲜卑第二次南下，在当今和林县境内举行了“盛乐祭天”，宣布一个鲜卑族国家政权的诞生的这一历史。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了纷争、对抗的动荡时代，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竞争与融合的多元时代——题材本身潜藏着史诗的品格，但作家都采取了去史诗化的做法。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已经104岁的拓跋力微在即将仙逝前的心理状况，拓跋力微说：“好了，别想那么多了。让我们回忆进入草原的那个时候吧。”这似乎规定或暗示以下的内容应是在人记忆中的事件。作家巧妙地在小说开头就消解了读者对史诗的期待。而是随着小说的记述进入一个历史伟人的回忆中去。这一明确的去史诗化贯穿了整部小说。我们读到的是留在老人记忆中的那些充满了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的历史事件，那些令老人激奋、欢乐、痛苦、悲伤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历史生活片段，拓跋力微在弥留之际努力地睁开眼睛，费了好大力气才说：“你去叫他们唱歌，全城都唱，唱咱们的鲜卑歌……”这场景令人肃然起敬，心灵感受到巨大的震动。作家在去史诗化之后，将笔锋深入到主人公的灵魂深处。真实地叙述了一位老人的心路历程，生动地表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撞与融合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掀起的惊涛骇浪。成就了一部充溢着强烈现代意识的心灵史诗。

        作者对历史的关注点不在历史本身，而是塑造不同历史人物的文化，是历史中多元文化的交锋和融合，确切地说，阿云嘎的长篇历史小说《拓跋力微》就是文化小说。

        阿云嘎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与他之前的小说相比在情节设计，人物刻画，故事编排等方面均有所突破。通过这部新作可以看出19世纪末鄂尔多斯高原上的社会生活全景，从宫廷到民间，从喇嘛到俗人形形色色的生活场景，富有地方文化氛围。在这部新作中，向读者强烈地传达着草原文化信号。这使得小说的内容趋于丰满，独特厚重，提升了整部作品的感染力。在这部新作中，我们还能看到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好汉，言情小说中的痴男怨女和其他各种具有故事性，趣味性的元素，比如文化的景观，人性的思考，丰满的叙述等。蒙古族文学评论家满全指出：“阿云嘎笔下的鄂尔多斯高原，不仅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单纯的地理图景和故事发生的场所，更影响了作品的文化基因和叙事风格。像海明威迷恋波涛汹涌的大海，福克纳迷恋约克纳帕塔法，莫言迷恋朴素坚硬的高密大地一样，阿云嘎迷恋鄂尔多斯高原，高原的气候、习性、风格早已融进了他的血液和灵魂深处，无意间影响着小说的叙述。”⑤《满巴扎仓》获第三届朵日纳文学奖特别大奖。

二

        布林是个性非常鲜明的草原小说先锋作家。已故文学评论家朱秉龙将他的小说称为“新草原小说”，并认为他的小说超越了民族和地域，具有很强的文化张力和审美张力。著名评论家谭旭东说他是鄂尔多斯草原上的新草原小说的领军式人物。我认为他们的评价都是很中肯的。布林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动荡的鄂尔多斯》《行走天涯》、《风流城》等四部、中短篇小说集《鄂尔多斯2049年》、《沙暴》、《布林小说精选》以及《布林文集》七卷本。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布林对蒙古族小说创作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进行大胆改革、艰难探索期。《动荡的鄂尔多斯》这部长篇小说以时间为序，用并行的两条线展开完整故事的叙述，在现实与超现实的对比映照中进行内容拓展，表述对社会和历史、过去和现实的诸多深层思考，整个作品具有浓郁的象征意韵。《动荡的鄂尔多斯》之后，布林的小说打破时空概念，将古今、真假、实虚、现实与主观进行混合交错，抛弃再现经验世界的传统小说模式，多用象征、寓言、通感等手法，写出魔幻、荒诞、变形的奇形小说，他的《鄂尔多斯2049年》、《沙暴》、《不毛之地》等三部小说集中的一系列作品和长篇小说《行走天涯》，采用了许多魔幻、荒诞、变形和叙述技巧。三角形的蛋黄色太阳时而濒于熄灭，时而烤炙万物，空气如同胶水一样粘稠而沉闷；雷声贴着大地滚动，飞沙走石铺天盖地，湖河水泊干涸枯竭，草地如同被巨手卷走的草席从眼皮底下不翼而飞，一生未孕的花甲老太太忽然生下白胖小子，为人正直的扎兰章京忽然长出驴耳朵，从此开始欺凌百姓，纵欲无度；黑骏马的骑手呼和巴特尔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勇士，他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子”竟是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爬不上马背的侏儒酒鬼；虽然被生活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从不怨天尤人，失落消沉的善良寡妇偶然被街头疯狗咬伤，长出了长长的犬牙不说，还染上了狗的习性，由此成为一种“狗性”病的传染源，而这种病态的狗性居然成为镇上的人们竞相效仿的时尚；一个婀娜多姿的妖艳女郎飘然而至，引导人们去探宝，于是那些财迷心窍的人们开始了暗无天日的寻宝探险，最终统统丢了性命，只有其摆脱肉体的幽灵继续徘徊在世间。

        布林的小说无疑是一个新时代草原小说的异端，他冷静的叙述、夸张的语言、奇诡的构思，还有神秘文化的渗透，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全新的草原小说世界。他的草原小说，一是张扬了草原精神，二是呈现了草原生态的草原风貌，三是富有创造性的现代手法。他试图把草原小说写得更加富有张力一些，更具有隐喻性与象征性。

        从1996年写《半个城市》到2001年发表《狗媳》，布林的小说的怪诞与魔幻色彩更加鲜明。蒙古族著名文学评论家包斯钦在评析乌力吉布林小说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必须看到布林每篇作品中所表述的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他是一位勇猛的战士。在渐渐失去的民族文化传统面前，在严重的荒漠化的大自然面前，在日益败坏的道德风尚面前，他感到缺乏力量无能为力而焦虑的同时，以顽强不息的精神，紧握手中的笔不断地呐喊着、宣战着。这一点，布林值得我们敬佩。

        布林的小说，把审美与审丑结合起来，把地域文化的展现与人性的多面性表达结合起来，尽可能地揭示现实的同时，也传达某些批判与抗拒意识。他几乎不把笔墨过多的渲染草原的辽阔壮美，不过多地叙述草原英雄的传奇，而更多的是把草原生活原生态地描绘出来，甚至加进了很多夸张和变形的手法。

        先来欣赏一下他的短篇《青色的萨力恒》，这是一篇“寻找主题”的小说。小说写了在几次危难之中骏马救主人的故事，但作家没有把审美寄托仅限于此，而是展开主人苦苦找马的艰辛经历，描述了主人失去骏马后失魂落魄的精神状态。从小说整个叙述情节来看，通过寻马这一行为的描述，来表现草原人与马的内在依存关系。这是一种神秘的生命联系，是草原生命本体的一种探索。这篇小说里的“寻找”与其说是寻找一匹丢失的马，还不如说是在寻找一种精神，一种在作家眼里蒙古人可能要丢失的强者的精神。我觉得这是真正具有艺术超越性的小说，是真正颠覆了传统的叙述技巧的小说。作家用诗歌的意象化手法，为草原人的精神世界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富有象征色彩的意象。这就是布林新草原小说的审美张力和文化张力。

        我敢说布林的草原小说是先锋性的，是别开生面的艺术追求。

参考文献

  ①雷达：《草原小说的诗化品质》，《草原》2007年4月

  ②尚贵荣：《佛心生慧眼，铁笔著华章》， 《草原》2007年5月

  ③朱秉龙：《新草原小说：超越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张力和审美张力》，见《鄂尔多斯小说选》，香港大道出版社，2006年

  ④孟繁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草原”》，《草原》2010年11月

  ⑤满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生命护佑者之歌》，《文艺报》2013年12月4日

      作者：内蒙古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