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格朗的传说

        清朝光绪十七年，乌审旗通格朗地区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据说，乌审旗贫苦牧民组织起来的反抗王府封建统治的“独贵龙”群众火烧了神木县大地主、大边商吕侯旦设在毕尔补拉的万盛魁商号，还烧死了吕侯旦的老娘。他们是要将吕侯旦彻底从乌审旗的地盘上赶出去，不让他挤占当地蒙古人的草场。

        乌审旗王爷一听此事，不禁大惊失色：这可怎么了得！吕侯旦是好惹的吗？这些刁民，真该千刀万剐！

        吕侯旦确实不是等闲之辈。他的大名叫吕万有，在陕西神木县相邻的几百里甚至上千里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在神木城有很多房产，乡下也有很多土地。他还有一个庞大的驼队，终年运行在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地。他常常把蒙旗地的绒毛、皮张、肉食、药材、食盐等物资运到内地，又把内地的粮食、布匹、烟、酒、糖、茶等日用百货运到口外。那时的驼队是较先进的运输工具，吕侯旦凭驼队挣了很多钱。他在口外跑得多了，逐渐知道从牧民手里直接跟牧民整群承包绒毛爪剪生意，这样就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在蒙旗地方跑了几年，他就与蒙古族有钱人和旗王府的上层都混熟了。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语。

        当吕侯旦骑着马走在广袤无垠的塞外草原上，看见到处是草肥水美，人烟稀少，河流纵横，湖海遍布的美丽景象，心里不禁赞叹道：这里真是世外桃源，人间天堂！这时，他的心中不由滋长了一种渴求和贪婪的欲望——如果能争取乌审王爷答应他在比较边远的通格朗河一带建立一个商号，他到各旗做生意就更加便捷了。只要能在这里站住脚，这么大草场无人利用，自己养些牲畜也是可能的。想到这些，吕侯旦就乐得心都剧烈地跳动起来。

        吕侯旦准备了厚礼，见了乌审旗王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王爷听了很是为难。按当时的蒙旗规定，汉人到蒙旗地方不能定居。你建了商号，不就等于定居了吗？王爷一人并不敢答应此事。

        吕侯旦心性相当执着。只要他想做的事就是费上千辛万苦，也一定要做到！他三番五次地与王爷磨缠，同进也设法打通王府上层的主要官员。终于有一次王爷允许他建立商号，但只许搭帐房，不许盖房。吕侯旦想，只要能落脚，以后慢慢来。

        过了几年，吕侯旦见自己跟王府上层的关系越来越近，就跟蒙古族牧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以物易物换回些牛羊，雇人在附近的草场上放起来。因为他跟上上下下蒙古人相处很融洽，也没人说他放牛放羊有什么不对。于是他的胆子就大起来，逐渐开始盖房。

        谁也没注意过了多少年，吕侯旦的牛、羊、马、驼在通格朗一带遍地都是，已经发展到几千头了。房屋也盖下一大片。这时，附近的牧民才渐渐觉得这个万盛魁商号挤占了他们的牧场，影响了他们的放牧。有的牧民就向旗王府反映，如果让吕侯旦这样无限度地发展下去，我们就不能在这里生存了。应该把吕侯旦立即赶出蒙旗地盘，以免后患。

        吕侯旦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他这些年每年都要给王府上贡大量的牛羊马匹和各种生活用品。王府上层见吕侯旦发了大财，就跟他借钱，名为借，实际上根本就没打算给他还。王公们把吕侯旦当成一棵摇钱树，哪里还舍得赶他走？为了安抚牧民，王府就假惺惺地通知吕侯旦不准他养牧，吕侯旦也满口答应他要在几年之内把这些牲畜都处理掉。谁知一年一年过去了，吕侯旦的牲畜不但没有减少，反倒越来越多了。这就激起当地蒙古族牧民的极大不满。

        光绪十七年，几十名独贵龙群众在乌力吉迪勒格尔的带领下，骑马挎枪直奔吕侯旦的万盛魁商行。哪曾想，马队快到万盛魁时，只见万盛魁几十间房屋和毡帐突然浓烟滚滚，火焰冲天。乌力吉迪勒格尔立即命令马队停止前进。他望着越来越旺的烟火，脑子都蒙了，这是咋回事呢？乌力吉迪勒格尔说：反正咱们也来了，过去看个究竟。走！马队一泡黄尘来到万盛魁一看，几十间房屋和帐房全都被大火吞没，烤得人连跟前也过不去。乌力吉迪格勒格尔说：既然万盛魁已经烧了，省得我再烧了。不论谁烧，这下万盛魁是不可能在这里存在了。以后咱们就说万盛魁是咱烧的，这样，牧民们会认为咱们为百姓又做了一件大好事，会更加拥护我们。此后，独贵龙的人就到处说万盛魁是他们烧的，牧民们对独贵龙更加敬重了。

        那么，万盛魁究竟是谁放的火呢？

        原来，吕侯旦早就听说独贵龙要把万盛魁赶出蒙旗地，长期以来心中很是不安。他想，王公上层庇护他，是他们得到了他的好处；而牧民的反对他，是因为他挤占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场，尤其他坏了规矩，开了头，以后难免出现类似的情况，他们赶他离开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不能离开。他必须跟他们抗争。凭他吕侯旦的能力和智慧，可以跟他的较量一番！可是，他心里又没有胜算的把握。

        正在吕侯旦惴惴不安之时，跟吕候旦相好的人向他告密说，独贵龙打算对盛魁下手了，他们的要烧他的商行，赶走他的牲畜，还打算把他抓起来惩办。吕侯旦听了十分惊慌，他给了为他报信的人一些钱，让他注意独贵龙的行动，到时给他捎个准信儿。

        不久的一天夜里，那个报信的人说，大后天上午，独贵龙就要对万盛魁下手了。这个消息准确无误。吕侯旦又给了报信者一些银子，报信者走了。吕侯旦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坐在家里的办公桌旁，一个劲地抽烟。他在冥思苦想，怎样才能应对这场劫难。忽然，他把烟锅在桌子上“啪”的一声一敲成两截，然后仰天大笑起来，嘴里还说：“好！好！就这样！就这样！不信我吕侯旦就能败在几个‘草鞑子’手里”！

        接下来，吕侯旦就召集手下人，说明情势的危急，让大家按照吩咐各行其是，不得有半点怠慢。

        一、把万盛魁所有的牲畜今明两天，昼夜兼程，边牧边走，全部转移到神木县境内。

        二、把万盛魁的有值钱的东西和帐目等用车子拉，驮子驮，今天晚上全部转移到神木城。

        三、万盛魁所有的大人小孩明晚全部转移回神木城。

        四、尽量要做到不引起外界的怀疑。

        到了第三天，万盛魁的人只剩下吕侯旦和管家两个人。吕侯旦对管家说，明天上午，独贵龙就要来烧万盛魁了，咱俩今天晚上把所有的房间、帐房里都填上足够的沙蒿，再把那只黄狗勒死，吊在我母亲住过的那间房的中梁上，再给这间房里的沙蒿上浇上一桶麻油，等到明天上午，蒙古人快到之时，咱俩把所有房间的沙蒿都点着，咱就骑上快马回神木府衙门告状吧！状告乌审旗蒙人放火烧了我们的商号，烧死了我的老娘，抢走了我们无数的财物。我要让乌审旗王爷吃不了兜着走！放火的事只有你和我知，天知地知。若说出去，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管家当然深知其中的利害。

        第二天上午，吕侯旦和管家望见天地相接的远方，卷起一泡灰尘，便知是独贵龙的马队来了。他们俩点燃了所有的房间和帐房，便骑着两匹远近闻名的快马，一溜烟跑回神木县城。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设立了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理藩院在神木县城设立了“二府衙门”，专管伊克昭盟各旗事务。吕侯旦一回神木城，直奔二府衙门，击鼓喊冤。衙门里的大人听见有人鸣冤，让衙役传他进来。吕侯旦一进大堂，双膝“嗵”地一声跪在地上，像牛吼一样嚎啕大哭起来：请大人给小民做主呀……我的可怜的八十多岁的老妈妈呀……你死得好惨呀……是儿子不孝呀……儿子该死呀……

        大人仔细一看，见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是神木城大员外吕侯旦，不由大惊，像他这样走到哪里一戳两开的大富豪，就是神木县长见了也要让他三分，难道还有谁敢欺负他吗？大人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同时安慰他说：吕员外，请节哀！请节哀！你母亲被谁害死了，请慢慢道来。

        吕侯旦跟这位大人见过两回，但无深交。他继续哭着说：“大人呀！快给小民做主吧！小民设在乌审旗的万盛魁商号被乌审旗的蒙人抢走了，他们临走时不仅烧光了商号所有的财物和房舍，连我八十多岁的老娘也没来得及逃离给活活烧死在屋里了……”

        大人说：你有状子吗？吕侯旦说：还没来得及写。大人说：告状没有状子，空口无凭，我咋给你断案！吕侯旦说：那好吧，我明天就把状子给您送上来。

        第二天，吕侯旦请人写好状子，又打点好一笔银子，一起送给大人。大人收了银子，立即派人到乌审旗做现场调查。

        去调查的衙役们也收了吕侯旦的银子，调查报告证明了状子上写的完全属实。

        二府衙门将此案上报到朝廷理藩院。理藩院又觉着事情重大，将此案上奏了皇上。此时清朝正是慈禧太后执掌大权，她听了这个案子勃然大怒，说：这些蒙古人也太无法无天了，光天化日之下，成群结队抢劫、放火、杀人，我大清还有没有王法了！再过两天，还不敢跑来紫禁城放火！遂责成理藩院慎重查办，既要让乌审王爷服气，又要让受害者满意。

        理藩院又责成神木二府衙门调停此事。经多次协商，乌审王爷同意赔偿吕万有一切损失，并对人命一事也负责厚葬和给予一次性抚恤。但王府一年的财税收入仅是几千块大洋，哪有财力赔偿吕万有几万块大洋的损失？乌审王爷提出用土地补偿，吕万有正是求之不得。经双方协商，乌审旗就将东北部两千多平方里的草地赔偿了吕万有。从此，这一地区让吕万有自行管理。乌审旗不再插手。

        吕侯旦为了巩固既得之地，随即大量招收神木地的汉族农民来此地养牧，不收股子费用。没过几年，吕侯旦的这块世外桃源就成了牛羊马驼遍野，糜麻五谷丰登的富庶之地。

        到了民国年间，兵燹匪患时有发生。吕侯旦为了得到官府的保护，就主动要求神木县政府对这一地区进行管理。这对神木县政府而言，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自然就答应了。民国六年，这块世外桃源就归神木县管辖。民国二十年神木县在此设联保办事处。民国二十四年改为神木县胜利乡。1949年解放后，这一地区回归伊克昭盟，设通格朗区，属伊克昭盟公署直接管辖。1952年冬，通格朗区所属的霍洛报吉乡归了乌审旗，其余归了札萨克旗。

                                                                                作者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