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着装束趋同化——不算久远的记忆之二

　     穿不穿衣服，是人类与祖先类人猿的主要差别。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鄂尔多斯的干部、工人、市民，从服饰上很难区分。大体上都是蓝色的中山装，所谓“海昌蓝一身，回力鞋一蹬”。街上的人流，会场里的人群，是蓝色的河流或蓝色的海洋。国外媒体称为“蓝蚂蚁”。这种情况的形成也并不偶然，工人的工装，包括劳动布，都是蓝颜色的，而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当时又提倡知识分子劳动化，谁不争相效仿？按理共产党是“红党”，在人们的衣着上似乎也应体现，可是上面又号召大家勤俭、节约、朴素、大方，所以大红大绿的服装很难穿出去。只男人的　　兜肚，女同胞的袜子、学生的背心采用红色的较多。做衣服的材料主要是棉花、棉布。一般是直纹的市布、稍好一点有斜纹、咔叽布、灯芯绒（又叫“条绒”、“趟子绒”）。灯芯绒长期供不应求，需特批、走后门才能买到　。农村姑娘出嫁，灯芯绒是彩礼名单中的重要项目。穿上一条灯芯绒裤子，走路双腿有力，也能招来许多羡慕的目光。五七、五八年，东胜进来一批毛蓝色的市布，因为相对较为鲜艳，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争相购买，都急于拥有一套，至少一件毛蓝衣裤。论样式，那时绝大多数人穿中山装，只不过有明兜、暗兜之分。刚建国时，好多人穿列宁装，衣袋稍靠上、斜的，两手插进去，挺精神的，就象电影上列宁穿的那种。后来逐渐少了。大概受志愿军影响，东胜流行过朝鲜式棉衣，也是深蓝色的，珩了许多竖道针线，紧身，较为暖和。那时布料特别便宜，一尺几角钱，做一套制服，连手工也就十元上下。一尺白市布二角八分，扯几尺做褥单，一元多，幅面宽宽的，能用好多年。衣服因为要常洗，坏的很快，有的衣服洗时还掉色，说明那时的产品质量很是差劲。最难办的是补袜子，我们单位住单身宿舍的人们编出“光棍苦，光棍苦，袜子破了没人补”的歌谣。一双袜子，补了又补，直到线都糟了，拿不住针线了，才肯扔掉。走到哪里，人家让脱鞋上炕，往往迟迟疑疑，不好意思让人看见露出脚趾头、脚后跟的窘态。针织品质量也不过关，报纸上登过讽判劣质背心的漫画，配诗是：“越洗越宽、越洗越短，父子同穿，还有空闲”。那时生产力、购买力低下，人们的精力，集注于工作和事业上，很少有人抱怨穿的不济。盟人行有位来自北京的小职员，忽一日心血来潮，把参加工作时父母放在他皮箱里，老人曾经穿过的一套毛料衣服穿到了身上，很快行长叫他去，只喝问了一句：“你那叫干甚哩？”此人立马以百米冲剌速度跑回宿舍，换成上补丁的旧布衣服，才感到心里踏实了一些。后来听说那套毛料衣服长久压在箱底下，都让虫子咬坏了。

        大概是1955年，团中央发起，鼓励青年人穿亮丽的衣服，穿高跟鞋、烫头发，说那是热爱生活的表现，然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被整风、大跃进、干部下放冲淡了。其后，一二十年之中，再没有表现“热爱生活”的机会。及至改革开放，当年的青年已经老态可掬了，真让人感慨不已。

        似乎从1956年开始，实行棉布、絮棉定量供应。记得开始时一人二丈多，基本够用，再多发也没有那么多的余钱买布做衣。不料很快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到了1960年，凡是棉花做的，原先随便购买的绒衣、球衣、毛巾等，都得凭布票去买。1961年春，大家正翘首等待核发新一年的布票，结果是按单位开会宣布的，交代情况、讲清道理，每人二尺五寸，让修补一下，渡过难关、盼望明年更美好。家庭主妇们真有办法，在她们手上，大裁小、旧改新、一代一代、一茬一茬地搞“接力赛”。我还见过娃娃穿着“百衲衣”：一指来宽、各种颜色的边角料被巧手主妇拚成色彩斑斓的背心或者坎肩，看上去别有风味。还有，两块手帕就能做成小孩的无袖小袄或两股筋背心。下乡时，我见过一位光棍汉，受布票、钞票双重限制，以一块很小的布料自己缝制了一条中式裤子。粗针大线，又短又瘦。劳动间歇，为抽旱烟与人家“对火”刚往下一“圪蹴”、就听“嗤”地一声，裤裆处全部开绽，露出了不该露出的部位，众人大笑不止。后来我把这一情节写进了短篇小说《老来宽》，只是如实记述，并未夸张和演义。

        进入六十年代，大庆迈入高产期，我国化纤工业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穿戴服饰问题。先是尼龙袜子，长时间穿不烂，然后是各类化纤针织品，混纺衣料。不过彻底解决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告别了“短缺经济”，选择余地空前地大了。1966年“文革”初兴，年青人必备一套草绿色的“军装”，使单位、街头看上去更加军事化了。八０年，也许是八一年，内蒙古及全国各省市的布票可以在北京畅行无阻。再晚一点干脆废止了布票、粮票和形形色色的购物券。东胜的大街小巷，象日益多彩的万花筒，家家户户的衣柜，放着、挂着款式时尚、质地精良的衣服，有的一年之内也未必有一次上身的机会。而几十年前的旧衣物早被淘汰得一干二净，连一件小小的“样品”也找不到了。几十年前，人们衣着破旧、穿戴困顿的状态，只留存在老年人苍凉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