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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来 扩展 地位 贡献
这里说的专家委员会，指的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它是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同时、于2002年9月16日建立的。2002年春天，由时任鄂尔多斯市政府巡视员奇·朝鲁牵头，酝酿成立一个研究鄂尔多斯的学术团体。夏日、安源、杨·道尔吉、全秉荣等参加了筹备和设计。尤其是陈育宁教授当年3月22日发给奇·朝鲁的《关于建立鄂尔多斯学的初步建议》，对这个筹建中的学术团体的体制、机制、研究范畴、运营方式等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路。他提出，可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担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名誉职务、兼职研究人员、会员。在此基础上，经过积极准备和创造条件，成立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心。半年以后，这个“研究中心”被正式命名为专家委员会，成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内设机构”。实际是一个专家团队，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主体。第一批专家31名。其中“国内外”的还暂缺，主体是“市内外”的。大部分是与建会当天举办的“文化塑市”研讨会提交论文的作者。还有一部分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筹备小组所说的“近年来，一批热爱鄂尔多斯经济社会研究工作的人们开始深入地思考，辛勤地耕耘，引经据史，著书立说，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的各行各业的有识、有志之士。特聘时任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书记、校长、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陈育宁教授任主任委员。这就大大提高了这个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学术品位。副主任委员有潘照东、汤晓芳、郝诚之、安源、杨·道尔吉，都是声名显赫的精英，都对鄂尔多斯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精到的理解。其余20多位委员，散布于市内和自治区直属单位之中，多属于人文科学领域，都是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经济、新闻、教育、文艺工作者。在一个民办的社会团体中设立专家委员会，在本市众多的社团组织中，在全国数十家地方学研究会所中，是独家首创、独一无二的。这与鄂尔多斯改革发展中的独辟蹊径敢为人先倒是彼此照应，相互呼应，颇有内在联系的。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时，承诺对鄂尔多斯进行全方位、宽领域、广角度、多学科、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可谓雄心勃勃，壮志满满；要兑现这些承诺，必须拥有功能齐全、专业配套的专家团队。单靠只有31个人的小小群体，显然是捉襟见肘的。必须扩展、壮大、不断充实、提高。可是起初似乎偏重宁缺毋滥、防止滥竽充数，规定吸纳专家委员会委员必须有教授级（正高级）职称，还要有专著或获奖论文。因而头几年队伍拓展缓慢，难以适应发展需要。随着学术领域的拓宽，研究项目的增加，后来把条件大幅放宽了：只要某一方面学有专长、具有一定的研究、写作能力和参加鄂尔多斯学研究事业积极性的，均可“纳新”。所以多次常务理事会上，均有吸收新会员、聘任新专家的议题。建会五周年时，专家人数达到93名，再过三年的2011年，发展到127名。可谓人才济济，小有规模。分配项目、课题时也游刃有余了。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市直多个部门、本市多个旗区联合举办过课题攻关、专项论坛和专题研讨。还共同策划、编辑、出版了多部人物传记和论文汇编。其间，吸收了多位与研究会、专委会共事的基层史志、文艺专业人员为专委会委员。有时放宽条件，降格以求。这样，就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事业向旗区、苏木乡镇扩展铺平了道路，实际效果是很好的。
建会15周年时，会长委托乔布英同志对专委会成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细致的考核、鉴别进而吐故纳新工作。对极少参与研究会、专委会活动，从未承担研究任务的挂名委员予以除名，增加聘请了一些有资格、有意愿的人员。整顿下来，委员人数为177名。建会十五周年后，循着奇·朝鲁会长“三个走进”思路，适应与高校联合办学的需要，在几所高校里吸纳了许多位专家。
从打立会至如今，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所有学术活动、攻关研究，都是由专委会组织实施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全部成果，都是专委会委员们心血智慧的结晶；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对本市改革发展资政惠民的贡献，在市内外取得的声誉和影响力，都是专委会努力奋斗的结果。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实行会长负责制。会长本身也是专家。专委会作为会长和理事会领导下的学术机构，担负着攻关、出成果、著书立说以及研究会社会责任的核心部分。近二十年的苦心孤诣，踔厉奋发，在鄂尔多斯千余户社会团体，百多个学术单位里，竖起了一个标杆，蔚成了一代新风，引领了一股潮流。一句话，成为了民办社团的佼佼者。刚建会时，连它的发起者、设计者都只能战战兢兢地将自己培育的研究事业称之为“综合性学问”，而时至今日，正昂首挺胸，向着名正言顺的学科迈进。而且，居然底气十足地提出，要把鄂尔多斯学建成品牌地方学，把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建成和谐研究会。人们坚信，这一宏伟目标必将在鄂尔多斯这片沃土上变成闪光的现实！
二、结构 机制 优势 活力
专委会初期的几十名成员，除了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既不完全是刻意选择的，也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其中大都是长期工作、生活于鄂尔多斯的知识分子。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人，从外地分配而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多占一半。蒙古族专家学者占有一定比例。建会五周年后聘请专家，文化、籍贯、民族、年龄、宗教信仰、专业、以及学文的、学理的等，都不是限定因素，而更多地着眼于活动、研究的需要。他们都是这个地区黄河文化、草原文化、中原文化、边地文化、汉民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以及这些文化交集、交流、交融的载体，各有其长，各有侧重。专家们的研究攻关活动，大部分是个体、分散进行的，少数是小组、合作完成的。专委会的职责是汇集、合成、优化、升华。最有代表性的是《鄂尔多斯大辞典》的出书过程。那是上百位专家劳作创造集大成的浩大工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聘任的市外专家，多数是自治区首府的学者、教授及研究人员中对鄂尔多斯某个方面有深入研究者。更远处的、更高档的相关专家学者只在举办论坛、研讨时个别邀约，并未聘为本会专委会委员。偶然机缘吸纳的几位日本学者，只是挂了个名，留了个联络方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专委会委员群体，起初称“专家队伍”，颇不恰当。因为不是打仗的，也没有“战斗性”。还有人称之为“团队”，也很勉强。因为叫“团队”就得有严密的组织，森严的等级，而我们的专委会没有。我们的专委会很松散，很少开会，也没有固定的物质待遇。只在论文入选、文章发表时才有论文奖励和稿酬。平日里各自为战，有任务召之即来。研究会、专委会都是“清水衙门”。是风清气正的学术净土。上级拨给的、企业赞助的、个人捐赠的有限财力，绝大部分用到了研究项目、学术活动、出版书刊、对外交流上。稿件选编，实行三审制，严格把关。评审论文，事先成立专家组，实行逐篇打分遴选淘汰制，展示了真正的“学术民主”，没有“后门”，没有“拉关系”，更容不得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这种机制，这种风气，是研究会的重大优势，也是研究会久盛不衰，专委会生气勃勃的根基所在。
对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委会能以很少的投入，获取很多的成果，提供巨量的知识产品，有人不解，有人不屑，还有人很惊异；认真想来，这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一批批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奋斗，最后退休的知识分子，不管是自愿支边的，还是发配至此的，抑或学成之后返乡的，从前都为伊克昭盟的贫穷闭塞而苦闷过，委屈过；改革开放后，眼看着这个家乡，或是第二故乡一年年，一天天繁荣兴旺起来，他们的情感中充满了兴奋、热爱和期许；然而这时，不少人到了退休的年龄。一些人不舍，不甘；未了的情，未竟的业，未酬的志，未完全施展的才华都只好悄然埋在心里，带回家中。恰在此时，鄂尔多斯学研究事业的感召，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领导的热情邀约，令他们欲却不能，如鱼入水。这就是专委会初期、中期的活力之源。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还有一个与专委会平行的机制：会员制。分个人会员，团体会员。实践证明，会员制的作用甚微，只限于选举会员代表，参加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专委会委员都是会员，由会员推选出的会员代表，基本上都是专委会委员，所以不妨将二者结合起来，即一身二任。因为不是专委会委员的会员，对会务、研究会活动的参与度很低，多数都不当回事儿了。至于章程中会员缴纳会费的规定，更是形同虚设。
三、更新改造向未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举其要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五位一体，两个维护，四个自信，四个意识，这些都要求谨遵民命，心系民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民间社会学术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规范活动方式，积极主动地为当地党政领导、专业部门、广大群众提供精准的、优质的理论与知识服务。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委会这二十年的工作、机制都是卓有成效的，收效巨大的，然而时移势易，上级领导都换过不只一茬了；如今在岗的各类管理者、经营者的文化水平，知识结构提高了何止一个档次；产业、产品结构在迅速更新；居民素质、社风民俗都发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内部，原先聘任的专家们虽然有相当部分还在坚持参加活动，但不少人已豪情不再，垂垂老矣。自身的知识积累、研究能力都相对严重退化了。从建会算起，老专家，老顾问已有数十人离去了。故而，必须对专委会进行大动作的更新改造。说重聘重建亦无不可。以往成功的机制，运行方式，管理思路的精髓部分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除此而外，皆宜加以更新、改造、优化、提升。让更多知识新、能力强、感情深、效率高的中青年进来。在事业吸引人的同时，适当增加精神奖励与物质刺激，普遍联络，重点调动培养。应当建立专家档案，开展业绩考核，知人善任，科学合理地分担研究课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第四届领导班子成员不仅自身学术上饶有造诣，而且吸纳了前三届、特别是奇·朝鲁老会长、陈育宁老主任委员的治学妙招与长会经验，加上有挂靠单位的鼎力扶持，大家坚信，我们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我们的专委会定将越办越兴旺，越办越有活力。
只有提高理论水平，才能提高实践智慧。研究会的研究内容不可局限于鄂尔多斯，而要登高望远；可是它的服务对象却基本上不超越鄂尔多斯。这是由它的名称以及立会宗旨决定的。所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委会应当从鄂尔多斯的现实生活中寻找研究课题，而不是好大喜功地去搞基础理论研究。
2005年由我会发起建立的全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是一次很好的策划和尝试。后来虽然把轮值主席的头衔禅让给了北京学研究所，但我们从全国地方学聚会、研讨、交流的平台上获益匪浅，这是从其他渠道无法得到的。如今，本会在全国地方学领域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会、奇·朝鲁会长的初心本意不是要当头，而是要交流，这是必须永远牢记的。
同市外、区外直至国外的学术交流是十分必要的。这同我国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相通的。团体的、专家个人的对外学术交往、知识交流，都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只有如此，才能杜绝偏狭的、坐井观天的“盆地意识”，跟上时代与世界前进的步伐。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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