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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伊金霍洛旗发展的自然与历史优势 伊金霍洛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纵观历史，伊金霍洛具备非常多的天然条件和先天优势，优美的自然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独具特色的古老文化、兴旺发达的游牧文化和独一无二的成吉思汗文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一）优美的自然环境 从历史角度来看，无论是古代游牧民族，还是近现代农牧民，都喜欢水草丰美、环境优美的地方。伊金霍洛旗草长莺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和游牧天堂，从古至今，伊金霍洛一直保留了美丽的草原、茂密的树林、绵延的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 伊金霍洛自古树木茂盛。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修长城时，种植一条榆树林带，与长城平行，称“榆溪塞”。［14］西夏时期至元代，在今伊金霍洛旗与准格尔旗交界地带，有一片以油松、侧柏、杜松为主要树种的森林地区，这个林区向东北延至晋西北，向西南延至榆林地区；林区植被以天然次生植物为主，显示典型的温带针叶阔叶混交和温带草原面貌。［15］至今伊金霍洛旗仍存在大片天然柳湾林、天然沙地柏林。 伊金霍洛境内草原广阔，主要有分布于纳林陶亥、布尔台格、哈巴格希、合同庙、台吉召、公尼召、布连、苏布尔嘎、新街、伊金霍洛镇的阔叶灌木草地、丛生禾草草地等干草原。分布于布尔台格、红海子、哈巴格希、合同庙、台吉召、公尼召、纳林希里、红庆河、苏布尔嘎、台格庙、新街、伊金霍洛镇的水泛地草甸、小莎草草地等低地草甸。 伊金霍洛境内河流绵延悠长，湖泊星罗棋布。河流主要有中东部的乌兰木伦河、干珠庙河、活沙兔河，东部的牜孛牛川、束会川、公额日根沟、呼和乌素沟和乌尔吐沟等季节河，南部的札萨克河、红庆河、赤鲁图河、阿鲁图河、杆占庙河，西北部的合同庙川、阿布亥沟、艾勒盖沟等。湖泊有红碱淖、查干淖尔、乌拉淖、陶力庙海子、乌兰淖尔、灰斯淖、东红海子、西红海子、古城海子、神海子、喇嘛淖、哈达图淖尔、光明淖尔、苏布尔嘎淖、黑滩淖、阿刀亥淖、其和淖尔、奎生淖、巴嘎淖、小淖滩等。 如今，全旗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已经分别达到40％和87％。故而，成吉思汗陵才坐落在这里，清代以来的行政中心郡王府、新街镇、康巴什区才建在这里。 （二）优越的地理位置 伊金霍洛位于内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地带鄂尔多斯高原的南端，地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交融地带，自古就是东西交流、南北交流的交通枢纽，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从朱开沟遗址发展起来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由伊金霍洛扩散到整个鄂尔多斯高原，然后向周边扩散。向东经呼和浩特、集宁、张家口扩散至北京；向北沿桑干河、老哈河流域至辽西地区，经西拉木伦河向西，越大兴安岭扩散到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向西，沿黄河，越河西走廊，可通至新疆巴里坤草原［16］，形成了青铜时代的草原丝绸之路。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草原丝绸之路有多条路线，其中纵贯鄂尔多斯南北的秦直道就穿越了伊金霍洛，秦直道旁的重要古城——红庆河古城成为中央王朝京都通往边塞九原、五原的物资囤积地和官员、移民的中途休息地和给养补充地。当时在伊金霍洛还有一条天然通道，由牜孛牛川北上，进入伊旗境后，经过勿尔图沟城址、榆树壕城址，向西北到达城拐子城址，由昭君古渡口北渡黄河，通往汉五原郡。伊金霍洛成为秦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 唐代，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了唐都长安通往塞外漠北突厥、回鹘的多条重要驿路，其中从关中地区向北，经延州、绥州向北，过麟州经伊金霍洛向西北，过黄河至中受降城，称为中受降城道。该道起到了替代秦直道的作用，成为唐朝京畿之地经过伊金霍洛通往塞外漠北的重要通道；再向北与参天可汗道相接，西北经辟鸟鹈泉，至漠北回鹘牙帐［17］。以伊金霍洛为重要支点所形成的中受降城道和参天可汗道，连通了中原、河套、漠北在内的广大地区，开创了唐代民族友好、贸易、融合的草原通畅大道。 历代的草原丝绸之路状况表明，伊金霍洛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地区通往中原农耕王朝辖区的交通要道，是北方少数民族同中原汉族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伊金霍洛成为这样一个南北战略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属于历史的必然。如今的伊金霍洛旗，在南北向的秦直道、唐中受降城道东15公里处，为南北向的包头－神木铁路、包头－西安铁路；东20公里处为南北向的包头－茂名高速公路、210国道；还有东胜－乌海铁路、东胜－康巴什快速通道、包头－府谷公路等重要交通线。古代的草原丝绸之路演变为现代化的快速立体交通线，伊金霍洛旗同样为鄂尔多斯的开发、经济的发展，加强鄂尔多斯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加强河套地区与关中地区甚至全国的经济、文化、贸易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古老文化独具特色 伊金霍洛拥有多种历史悠久、内涵深刻而又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乌兰木伦文化、朱开沟文化、长城文化、秦直道文化、党项文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闪光点。 乌兰木伦文化 乌兰木伦遗址，位于乌兰木伦河畔，为距今6.5～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遗址，现共挖掘出土13000多件石制品遗物，总体上属于以发达的锯齿刃工具和凹缺器为代表的小石片工业组合。共出土15000多件古动物化石，动物群种类包括披毛犀、普氏野马、河套大角鹿、诺氏驼、牛、兔、鼠类等，属于华北晚更新世“萨拉乌苏动物群”［18］。遗址发现多处用火遗迹，出土了世界首例考古地层中埋藏的基本完整的披毛犀化石骨架。乌兰木伦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文物分布之密集、乌兰木伦遗址出土遗物之丰富实属罕见，因此，该遗址所展示的，已不是单一遗址所具有的文化个性，而是代表着由一群遗址共同搭建的一个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体的共性，并具有自身的独有特征，这就是“乌兰木伦文化”。 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遗址的时代上限约相当于距今4200年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晚期，下限约相当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朱开沟遗址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特征鲜明，鉴于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的人类集团以农业经济为主，拥有家畜养殖业、手工制造业、酿酒业等，晚期已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朱开沟文化时期社会的贫富分化比较显著，私有制已经产生。社会处于父权制高度发达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已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国北方畜牧文化的雏形，首先在朱开沟遗址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我国北方游牧文化，就是在朱开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长城文化 伊金霍洛旗战国秦长城沿牜孛牛川西岸一直向北，经过三界塔村、曼赖壕村、新庙村、母花沟村，在小柳塔村进入束会川西岸，后向北经过道劳岱村、武家坡村、罗家梁村、布尔洞塔村、乌兰敖包村、纳林塔村、李家村、白家梁村、兰家塔村，最后向北进入曹家塔村。全长41公里，构筑方式有石块垒砌、毛石干垒、石块堆积、土夯筑四种。 战国时期，秦国对义渠进行多次征讨，不过义渠的势力仍然很大。后来秦昭襄王与宣太后计杀义渠王，然后对义渠展开征讨。为了防御义渠，阻止其夺回已失去的故地，［20］就修筑了战国秦长城，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乌兰敖包战国秦长城是全国保存最好的战国秦长城段落。从学术研究上来说，伊金霍洛旗战国秦长城正处于全国战国秦长城的北端，在学术界北端起点、走向存在很多争议，是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伊金霍洛旗战国秦长城具有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伊金霍洛长城文化。 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规模最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建造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影响力之大，是其他文物不可比拟的。战国秦长城是祖先留给伊金霍洛的历史印记，长城文化也是历史留给伊金霍洛的宝贵财富。 秦直道文化 秦直道在伊金霍洛旗境内长约75公里。最南端从公尼召乡，向北进入掌岗图村朱家塔，再向北经哈巴格希乡，最后进入合同庙乡全胜村。直道宽约40米，在绵延起伏、沟壑纵横的丘陵地貌中，直道逢山开凿，遇谷填平，基本沿15°方向由南向北行。［21］直道沿途的红庆河古城等，成为直道附近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给养补充地。 “秦直道”从秦朝的心脏地区，直抵北方边塞，把京城守卫和边境防御结合起来，它经过伊金霍洛，纵贯鄂尔多斯南北，是当时联通中原和北方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西汉宣帝末年，呼韩邪单于南下归附汉朝，就是经过秦直道进行的，再后来昭君出塞远嫁匈奴，走的也是秦直道。昭君出塞多年后，王昭君的女儿、女婿遵从父母意愿，常到今红庆河古城，与汉朝使者联系交往，促进和改善了匈奴与西汉的友好关系。秦直道文化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汉代文化、匈奴文化、昭君文化成为伊金霍洛鲜明的重要文化亮点。 党项文化 唐代，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将“拓跋党项”迁到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交汇地带的今乌审旗、伊金霍洛旗的夏州，号称“平夏部”。唐中和三年，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从此拓跋党项也称“李氏党项”，平夏部就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逐步发展成割据势力。宋太宗时期，党项的杰出领袖李继迁以今乌审旗、伊金霍洛旗一带的地斤泽为根据地，在今鄂尔多斯南部和陕北一带拉拢部众，发展壮大，取得胜利。［22］1038年，西夏王朝建立，西夏皇帝李元昊亲自指挥骑兵在伊金霍洛取得了对宋、辽战役的重大胜利，开创了鼎盛而又独特的党项文化，在今伊金霍洛旗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西夏文物。 伊金霍洛旗出土西夏窖藏6处，分别为牛其圪台窖藏、阿日雅布鲁窖藏、陶家圪楞窖藏、瓦尔吐沟窖藏、白圪针窖藏、根皮庙窖藏等，成为西夏窖藏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域［23］。出土的瓷器，包括白釉、褐釉、黑釉、酱釉的瓮、瓶、罐、壶等器形，均为西夏典型瓷器，采用的剔花技法均为西夏当时流行、成熟的技术，应属于灵武窑系产品，并有其自身的独特风格。这些西夏瓷器造型大方、端庄，剔刻疏密得当、宾主分明，技艺高超，色泽对比强烈，是全国西夏瓷器中少有的精品。伊金霍洛西夏窖藏文物反映了西夏时期党项人炊事、生活、农耕、手工、出行、买卖、作战等多幅历史画面的精彩内容，是党项文化的典型代表。 注释： ［14］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伊克昭盟志》，现代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15］王志浩：《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远方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16］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17]内蒙古公路交通史志编委会：《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18]王志浩、侯亚梅、杨泽蒙、甄自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考古》2012年第7期。 [19]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20]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1]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文物》1975年第10期。 [22]白寿彝、陈振：《中国通史·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6月第2版。 [23]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原载：张子珍主编，甄自明编著，《伊金霍洛史迹拾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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