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地区民族融合现象初探

        鄂尔多斯地区历史上有新秦中、河南地等别称。自15世纪中叶，明天顺年间蒙古鄂尔多斯部从漠北辗转迁徙到此地后称为鄂尔多斯一直沿用至今。其区域主要包括现鄂尔多斯市全境，巴彦淖尔的后套及宁夏和陕北部分地区。因有黄河水源的滋养，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食盐等初生类自然资源丰富，且地理位置处于中原通往北方草原及西域的重要战略通道和贸易必经之地，又因河套平原的自然资源优势促使这里成为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相互交织的重叠区域，历来都是各民族统治阶层极为重视的军事要冲和贸易通道，伴随着你来我往的军事斗争和民族交流，造就了这个我国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桥头堡和大熔炉。
        一、鄂尔多斯民族融合的主要方式
        从鄂尔多斯民族融合的特点上看，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政治性的民族主被动迁徙，在某一区域内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生存格局，促进了民族间的自发性融合。二是由于各民族迫切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所形成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沟通，促进了民族融合。三是民族间的相互对抗、争夺客观上起到了民族融合的实际效果。
        二、鄂尔多斯历史上民族融合状况概述
        在古代，许多经济形态不同、人口寡众不同的民族，在鄂尔多斯地区生活过，其中有不少古老民族经过多次交融之后，已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按照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即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萌生阶段、秦汉时期为发展阶段、隋唐时期为持续阶段、西夏宋辽金时期为势弱阶段，元明清时期为鼎盛阶段。
        （一）春秋战国时期
        据记载，从西周康王命盂伐鬼方，俘获13000多人，拉开了鄂尔多斯地区原始部落与中原民族融合的序幕。到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伐戎，开地千里，称霸西戎。晋国攻灭赤狄和白狄，势力进入鄂尔多斯东部地区。经过漫长的相互战争，相互掠夺，先后有鬼方、西戎、赤狄、白狄等少数民族融合到其他民族当中。此时民族融合主体多为部落属性的松散群体，即使是同一族群也没用形成强大实力的国家或民族政权，相互的被动融合都出于生存的便利和可靠性需求，即使是带有歧视性质的奴役生活也能坦然接受，所以这一阶段的民族融合笔者认为多为强制性的，而民族间因经济和文化交流最后形成相同的意识形态，自觉的趋向统一民族的这种方式较为少见。直到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二十年西略地至榆中，并于公元前302年迁邯郸吏大夫的奴隶进入今准格旗一带进行屯垦戍边，政治性的主动推进民族融合的措施才逐渐被提上历史日程，因此将此阶段视为民族融合的萌生阶段较为合适。
        （二）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作为沟通中原与北方草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除了是极具价值的军事战略重地外，还是我国历代各民族统治者极其看重的经济发展基地和贸易通道，这一时期既出现了经济层面的开发与利用，又配套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还加强了军事设施建设，使这一地区真正意义上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
        秦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巩固边防有效控制鄂尔多斯地区，利用得天独厚的黄河冲积平原开发精耕农业，在政治上积极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如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强迫3万农户迁到北河地区及榆中，免除这些农户10年的徭役和赋税，并实行“拜爵一级，得地一顷，宅九亩”的鼓励措施，极大的促进了鄂尔多斯当时的经济开发。在军事上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于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攻匈奴，夺取高阙、北假中等地。并于秦始皇三十五年派遣蒙恬征调民夫数十万，历时两年余，修成了史所罕见的秦直道，这对维护国家安定统 一，加强中央对边疆控制和联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代出于同一目的，在继承秦代的一些政治措施后，也曾制定了不少推动民族间相互接触和交融的新政策。主要有：一是在政治上延续了秦代移民实边政策，于公元前120年迁徙山东70余万口往今鄂尔多斯地区。第二年又迁徙关中贫民70余万口到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二是通过设置行政机构对该地区进行行政管理，于公元前125年，设置西河、五原、云中、朔方、上郡5郡，以“属国”管辖鄂尔多斯地区。三是将鄂尔多斯作为归附少数民族重要安置地和军事缓冲地带，如公元前33年汉元帝赐婚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公元47年南匈奴右奥鞬日逐王比请求归附东汉，允许其建单于庭于西河郡美稷县（今准格尔旗纳林古城），使这里逐步出现汉匈杂居和半农半牧的生产格局。四是继续实施军事打击态势，强化边疆的实际控制。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命卫青、李息率数万骑重夺鄂尔多斯。公元前124年卫青率10万余人出朔方五次攻打匈奴。公元89年东汉窦宪、耿秉从朔方出击大破匈奴，这几次大规模的战争确立了中原王朝的统治性地位，使鄂尔多斯地区成为相对安定地区之一，强化了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五是利用鄂尔多斯作为文化经贸通道，积极加强与西域乃至欧洲的文化往来。如1979年在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西沟畔村发现的汉代匈奴贵族墓中出土的贵妇头饰（亦称匈奴凤冠），从形制上是以中原文化为主流，但其中不乏草原青铜风格的鹿形纹饰和琉璃珠、琥珀珠、嵌蚌、镶绿松石等中亚、波斯及希腊等西方文明的特有风格，充分证明了鄂尔多斯地区在沟通北方草原和西域乃至欧洲大陆所起到的积极历史作用。
        （三）隋唐时期
        从隋文帝将义安公主嫁给“启民可汗”让其入居河南自由放牧开始，到公元639年唐太宗立突厥颉利人李思摩为“俟利可汗”，后思摩部众移居夏州和胜州的广大地区。咸亨中期将归降的突厥诸部大多安置在丰州、朔州、夏州、胜州等地。公元715年将突厥十姓万余部及九姓思结都督磨散安置于今鄂尔多斯地区，并在此设立了胜州、夏州、宥州、灵州、盐州和丰州，对鄂尔多斯地区进行行政管辖，基本维持了秦汉时期的绥靖和亲及归附少数民族安置政策。而在经济贸易往来上实现了进一步加强，如突厥毗伽可汗与唐在西受降城进行互市，其中就有两条重要商道经过鄂尔多斯境内，到安史之乱后允许回纥在西受降城开设马市互换所需，这一时期鄂尔多斯作为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上起到北方草原部落与中原农耕政权积极的互补作用。
       （四）西夏宋辽金时期
        公元1038年党项入主鄂尔多斯，开始将其作为重要的经济支撑点，积极利用鄂尔多斯的食盐、畜牧产品与北宋开展贸易往来。如宋代时任陕西边帅兼知延州范仲淹所述：“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记。”记述了西夏与宋在鄂尔多斯南部交界处设立“榷场”，进行大宗贸易交换的繁荣景象，这足以说明双方在军事斗争缓和时仍一直在加强彼此经济贸易联系。
这个时期，西夏、辽、宋、金之间频繁的战争，以及蒙古军队灭西夏的关键性战役都发生在鄂尔多斯地区。在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反应最敏感和争夺最激烈的地区。这个时代，也是多民族争夺、交流、贸易和融合的重要时期。
       （五）元明清时期
        随着元朝将鄂尔多斯地区纳入大一统的版图，以及明清时期持续的、稳定的政治、军事、文化环境，历史上留居于此的各个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互相借鉴学习，在经济上互通有无，曾出现过明朝“顺义王”在长城以外的红山寺堡等11处开设马市；清初开始的内地居民自发性“走西口”等一系列民族融合的典型范例，这样的经济文化活动延续了近2000多年，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走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成为今天中华大家族统一、团结、稳定的坚实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三、民族融合对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促进作用
        在政治层面上，各中原王朝通过移民实边、屯垦戎防、设行政管理机构及和亲政策的实施，在鄂尔多斯地区逐渐形成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格局，为各民族在风俗、语言、习惯、文字及生产方式趋于同化和兼容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经济层面上，历史上多次开通贸易通道、设立互市政策的实施，就决定了鄂尔多斯一直以来的多民族共同活动地区的这一特点，恰恰是这种结构在经济上实现了互相补充、共同促进的历史效果，是各民族共同承担起了开发这一地区的历史使命。在军事层面上，战争期间产生的大量俘虏和人口，成为各民族了解彼此的桥梁和纽带，间接的促进了各民族在手工制造业、畜牧业、农业的相互学习，客观上推动了在生产、生活习惯上逐步趋于同质化的变迁。在文化交流层面上，鄂尔多斯青铜器、秦直道、阿尔寨石窟等历史遗存，充分展现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鄂尔多斯地区以跨民族、跨地域的形式，持久交融了数千年，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凝结，集中体现了鄂尔多斯地区各民族所具有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关系，这些文化主导了鄂尔多斯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各民族向华夏族群体的演变和形成的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
        四、探究鄂尔多斯民族融合史的现实意义
        由于鄂尔多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造就了这里大量的、经常的，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的民族间的频繁交往和联系，从他们最初的经济相互需求所伴随的抢夺、通贡、互市形成的结构性互补关系，到政治、文化的相互沟通、借鉴所形成的多民族安定团结的生存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确立，使我们更坚定了鄂尔多斯地区在西部民族融合史中所作出的特殊历史贡献，更明确了它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核心区域的这一论断。同时这样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清鄂尔多斯地区民族发展史的脉络，有助于共同珍视我们来之不易的和谐社会，有助于发扬我们本土文化精神，有助于提升我们兼容并蓄的民族胸怀，有助于增强民族间的相互认同和凝聚力，为发展和促进鄂尔多斯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支持，努力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持。

参考文献
1.《鄂尔多斯博览》（下卷），历史史略篇，王学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P537-P579）
2.《鄂尔多斯草原文化的特征及作用》，武家政，《鄂尔多斯文化》
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林干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4.《鄂尔多斯史论集》，陈育宁著，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