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领导吴占东同志

        尊敬的吴占东书记，已经和我们永别了！
        不管岁月怎样流逝，无论时光如何消磨，他那高大的形象，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科学执政的能力，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里，印在心底上，闪光不止，终生难忘。
        我和许多接近他的同龄人一样，和他接触、共事和往来，第一个感觉是：他平易近人、真诚亲和、平等待人，没有距离感。因而，不用设防，不要戴面具，不需装模作样。都要真诚和真实。
        几十年来，我们从他的身上，没有看到：居高临下的“官老爷样子”，指手画脚的“官架子”，哼哼哈哈的“官腔调”，敷衍了事的“官态度”，相互推诿的“官作风”，盛气凌人的“真官僚”。
         一句话，他没有一点“官气”。很像是我们的和蔼可亲、忠厚诚实的兄长。
        他做了一辈子的“官”，始终是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就如人民群众总结的那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台上台下一个样、会上会下一个样。表里表外一个样、说的做的一个样”。真正的人民勤务员，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而得到了伊盟各族人民群众的夸奖：“伊盟人民的好领导”，留下了良好的口碑。最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地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旅程，无悔忠贞，圆满归宿。
        吴占东同志给我第二个感觉是：他与众不同的高水平。有两件事情，经常萦绕我的眼前，时时回味他超人的睿智。
        第一件事情：1967年4月13日，毛主席党中央解决内蒙古“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文件“八条”下达，吴占东副盟长对“伊盟联委”的主要负责人，严肃认真地指出：现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内蒙古的问题核心是“乌兰夫问题”。乌兰夫问题又是蒙古民族问题，这是个历史问题，世界大问题。从“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之后，“伊盟造反团”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做文章，他们先下手为强，把我们蒙古族的领导干部暴彦巴图、杨达赖、金汉文、马富纲和我等同志，挂在乌兰夫的黑线上，穷追猛打步步紧迫，毫不手软。但是，我认为乌兰夫同志虽然有缺点、有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最终是不会打倒的。因为，铁的历史事实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毛主席党中央伟大正确的决策，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民族观和相关的理论，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管理本民族的事情，是全国首创的典范。
        “乌兰夫等同志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正确的战略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向何处去？在紧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乌兰夫同志坚定地紧跟毛主席共产党战略部署，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地组建了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实行的‘三不、两利、稳、宽、长’的政策，同样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乌兰夫和自治区政府遵照执行而已，不是乌兰夫同志的私货。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党中央对乌兰夫同志非常信任和重托，委以重任：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军区政委、司令员、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华北局书记等八大职务。这是我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这个铁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和改变的，历史将会证明一切，说明一切，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有句话说得好：‘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我想最终的结果是乌兰夫同志的命运比现在还要辉煌，你们等着瞧吧！”
        在1967年的疯狂浩劫年代，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坠落到还不如狼与狼之间的关系时，谁能有这样的认识水平？谁敢公开这样的认识？我知道的就是吴占东副盟长。
        我们等到了，也瞧见了，乌兰夫同志平反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证明了吴占东同志的高瞻远瞩的非凡见地。
        还有“高岗问题”，“文革”开始，我对伊盟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一个不认识，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一无所知。占东同志对我讲：“田万生、郝文广书记，王悦丰盟长等人是老革命，绝对不是什么‘走资派’、‘黑帮’、‘牛鬼蛇神’之类，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红帮’。王悦丰同志是伊盟民族上层中最早‘喝红水’、投奔延安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革命者。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功臣元老，应当受到尊敬和保护。可是，他们盲目地紧跟形势，急急忙忙，从一个战壕里跳出来，要坚决打倒乌兰夫，及其‘在伊盟的代理人’暴彦巴图同志，还要把我们一大批蒙古族干部挂在乌兰夫‘大搞民族分裂的黑线’上，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他们这样做，也不能全怪罪他们，一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新决策；二是我们是蒙古族。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就用他们的理论，把他们也挂在‘高岗反党集团’的线上吧，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合情合理合法，田书记还是高岗的磕头把兄弟，更是‘余党’了。我一直认为，‘高岗反党集团’的‘大案’迟早也会翻的，只是时间问题。高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三反分子’，他和毛主席也是‘把兄弟’，怎么会反毛主席呢？我觉得他个人英雄主义严重，看不起刘少奇，想当大官罢了，不是敌人。有人说过：‘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既无道德，也无良心，只认实力，只认胜负，谁有权谁有理，谁权大谁理多’。你们千万要记住：郝文广书记，田万生书记，王悦丰盟长不是‘阶级敌人’、‘三反分子’，是有缺点毛病的好人。只许文斗，不许武斗，只触及他们的灵魂，不要伤他们的肉体。让他们闭门思‘过’，‘过’就是他们反乌打暴。让他们懂得：‘损人一千，自损八百’的道理。我知道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开始，发展到1948年的‘三查’运动，扩大化，冤枉了好多人，到运动后期，搞错的平反昭雪，一风吹，什么事也没有了。硬顶顽抗的同志，全被整死了。我记得乌兰夫同志在民族学院时，给我们做政治报告说：一个政治家要准备两手：一是整人，二是挨整。整人时不要手软，挨整时不要顽抗，顺势而行。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为了真理，要善于忍耐和等待。’从井冈山、延安出来的人，谁没有整过人？谁又没有挨过整？要跟着潮流走，朝着运动的健康方向走，千万不能反潮流，潮流是阻不挡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名人的一首名诗：“整人”
         闻道人该整，
         而今尽整人。
         人是皆可整，
         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
         人还是我人。
         请看整人者，
         人亦整其人。
        这诗和占东同志四十多年前讲的精神相符，深刻精彩真实，反映了我党成长的实际历史过程。
        “伊盟联委”一致同意占东同志的高见，把原来“郝、田宗派反党集团”改成“伊盟高岗余党”，把“反党”二字去掉了。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广大群众并不知情。只有我和苏春光两个人知情。
        后来，“伊盟高岗余党”也得到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认同，在解决“伊盟文化革命问题”文件的“九条”中定性，郝、田为“伊盟的高岗余党”，属于敌我矛盾，同“联委”的“高岗余党”本质不同。
        “伊盟造反团”衷心拥护内蒙古的“九条”，还在“九条”的前面加了一个“红”字，称为“红九条”。接过“联委”的旗号，高喊打倒伊盟的“高岗余党”。并把揪出“伊盟高岗余党”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大加宣扬，还把我划在这个线上一起打倒。
        “伊盟的高岗余党”早已平反了，那么真正的“高岗反党集团”何时才能平反昭雪呢？我相信占东同志四十多年前的看法，时间一到，一风吹掉。
        在占东同志正确思想影响下，我们“伊盟联委”在运动中，只搞文斗，不搞武斗，严禁逼供信，拒绝“打、砸、抢、抄、抓、杀”的野蛮行为。因此，在后来的“清查帮派体系”的运动中，顺利过关，经得起历史的考查，实践的检验。这都归功于吴占东同志正确思想的指引和影响。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王林祥和王景林等人的平反问题。
        “文革”十年，群魔乱舞、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内乱浩劫年代，天下皆醉，唯王林祥、王明海、王景林等少数精英独醒。王林祥，一个小小少年，挺身而出同王明海等人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一面学习马列主义，一面联系当时的实际，对毛主席发动的“史无前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质疑；对“四人帮”的核心人物，“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勇猛抨击，明明白白提出江青是扰乱中国社会主义大好江山的现代苏妲己。还写成文章，保存在自制的小木箱内，留作将来的有力武器。
        伊盟水泵厂工人王景林同志，公开反对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群众呼喊打倒刘少奇，他喊“刘少奇万岁”！在游街示众时，被愤怒的“革命”群众，当场活活地打死，壮烈牺牲。
        请问这是何等的胆量？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擒龙的英雄虎胆！这是何等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气概！这是何等的智慧？是领会了马列主义真谛的至高无上的大智。他们是少有的无畏者。
        因此，王景林同志光荣牺牲；王林祥同志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判重刑、坐大牢，株连九族。
        面对天翻地覆、惊涛骇浪、大灾大难，深陷囹圄的王林祥铁骨铮铮，岿然不动。在黑暗的深渊里，昂首抗争，期盼光明到来的那一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盟的冤假错案全平反昭雪了，唯独不给王林祥、王景林等人平反昭雪。就为此事，我先到盟委找了一位副书记问：“为什么不给王林祥、王景林等人平反昭雪？”
        这位书记很严肃地回答：“他们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英明领袖华主席有指示，必须捍卫文化革命的成果，不能平反昭雪！”
        我说：“我们都是受害者，给王林祥、王景林等人平反昭雪越快越好。”
        该书记以长辈的身份教导我：“银柱，你的毛病就是多管闲事招来的祸，还不汲取教训？别人的事情还是少管为好，用不着你来插手。”听了这位书记不要插手的指示，一是心中不悦，二是心中不甘。我又去找了吴占东同志。
        他说：“×书记讲的是中央精神，作为下级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纪律。讲的没有问题，你应该理解和体谅。但是，我以为给王林祥、王景林等人平反昭雪的问题，只是个时间问题，现在还不行。有人要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华主席的确有‘两个凡是’的指示。我感觉华主席也不一定能站住脚，最终会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起，被人民群众和历史所抛弃。转告王林祥等人，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我心里想，占东同志与众不同，深谋远虑、高人一筹，出语惊人。我将信将疑。
        后来，真的华主席卸任了，王林祥、王明海、王景林等人也随之平反昭雪了。我佩服占东同志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第三个感觉是：占东同志有顽强的抗挫拍折能力。
        1968年，内蒙古地区的“挖肃”斗争进行到最野蛮、最黑暗的“挖内人党”阶段。我和占东同志一起被关押在伊盟群专的“牛棚”里，形势险恶，乌云压城，死人的噩耗不断地传到“群专”，阴森恐怖。占东同志镇静坦然地对我讲：痛苦和不幸是革命者生活的常调，幸福才是偶然的事情。什么时候把灾难和痛苦当成家常便饭，当成睡觉起居一类东西，那么，这个人就是有福之人。
        这个世界的真正无畏者，有两种人：一种是纯净到澄澈的人；一种是置于绝境的人，就像现在的我们。在他们的心底里，有我们难以抵达的无畏之境。那就是任何时候别认输，熬过黑夜，才有日出，成功就在下一步。
        现在，我们身处在风云变幻之中，全社会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大浪淘沙。我们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所谓幸运，是我们正在经受着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的考验，陶冶我们的心灵和情操；所谓是悲剧的，我们被大风大浪推到了人生道路上的最低谷，苦难深重的万丈深渊里熬煎。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可走：绝路。
        毛主席在万里长征时，给红军写了“行军告示”：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岔路和弯路，走过白天是黑夜，走过黑夜是白天，走过天涯还有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现在看来好像走向绝路，再坚持一下走下去，前面就是金光大路，胜利之路。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说完之后，把他写好的一首诗给我。

             生存之歌
              要生存
              要解放
              要胜利
              先把泪擦干
              站起来
              挺得住
              走过去
              前面就是天
                                       吴占东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我给同屋关押的荣钟麟校长看，他说那诗水平很高，伊盟独一无二。
        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荣校长所说的那样的高度。到90年代，我看了一个电视剧，里面的插曲，就是吴占东同志60年代写的“生存之歌”的头九句，一个字不差，英雄所见略同。我才认识到占东同志的高水平。
         我还听盟公署的奇守业同志讲：他伺候过的盟长们的讲话、报告的文字材料，不用秘书代劳亲自动手的，只有吴占东盟长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水平的盟长。
        说实话，我能从伊盟“群专”的“牛棚”里活着出来，占东同志的启发谈话、他写的“生存之歌”起了很大的作用，永远难以忘怀！
        第四个感觉是：吴占东书记模范地履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执政为民。
        1974年，盟委任命我为伊盟帆布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占东同志把我叫到他家中，安抚我：你现在是县团级干部，当“官”了。从古至今，权力都在官员手中，权为谁用？做官难，做清官更难。人民需要清官，社会呼唤清官，你父亲白庆元同志就是一个清官，你一定要向他学习。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千万不能做官当老爷。中外古今的历史已经证明：“民为贵，君为轻”。人民在哪里，力量在哪里，人民是国家政权的根。你怎么对待人民，人民也就怎么对待你。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所以正确、伟大、光荣、强大……理论、主义、思想都是正确的，贵在知行统一、言行一致，重在社会实践。
        吴占东书记就是一个知行统一、言行一致的好书记。吴占东书记仙逝之后，千奋勇书记对我讲：“伊盟的吴占东书记不仅活着为伊盟人民的解放建设奋斗了一生，他死后，还继续为伊盟人民服务。”我有点不理解，怎么人死了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呢？千书记笑着说：“你这个大学生，连这句话也听不懂？你应该比别人早懂得才对！你看杭州西湖的‘苏堤’长江上游的水利枢纽工程，经办人已经死了上千年了，留下的工程还继续造福于人民。这就叫作为官一世，造福一方，留下福祉，流芳千古，永垂不朽！”我恍然大悟。
        千书记继续说：“俗话说得好：这奖那奖，不如人民群众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群众的口碑。”我算了一下，从伊盟解放后到现在，伊盟的书记有十几位，包括我在内。真正给伊盟人民留下福祉的、留下想念的、留下好口碑的，大概只有两位：暴彦巴图书记和吴占东书记。早在60年代，以暴书记为首的伊盟盟委，就制定了伊盟农牧业发展的方针：种草种树、建设基本田。紧接着就是在杭锦旗大规模移民的伟大壮举。把梁外的亚什图公社、四十里梁公社、胜利公社、塔拉沟公社、阿门其日格公社的2382户农民、7000多口人，整体搬到黄河沿岸，开渠引水种地，发展农业；把梁外的山、梁、沟、坡地，种草种树，恢复生态，发展牧业。
        “种草种树，建设基本田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伊盟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科学的方针，完全符合伊盟地区的实际情况，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战略方针。院良臣同志说：种草种树，建设基本田的方针，是富民之道，兴盟之策，我同意。这的确是高瞻远瞩的大动作、大决策、大战略，全国首创的伟大壮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远造福于人民的法宝。例如，当时出现的牧区大寨乌审召；它是专家学者认定、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模范典型，正是种草种树方针，在实践中立竿见影创造出来丰硕成果，乌审旗委坚定积极地执行这个方针的结果。”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浩劫的疯狂年代，还是在乌审旗，不是有人跳出来要同暴彦巴图划清界限，反种草种树之道而行之：砍林毁牧开荒种地。把老祖宗留下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麻黄滩、蘑菇滩……毁牧垦荒地。结果和历史上毁牧垦荒一样，很快变成了寸草不生、一毛不拔的明沙滩。牧民骂当时的领导人是一些‘灰圪泡’。留下了祸害，留下了骂名。
        “种草种树，建设基本田的方针，人类的实践和社会的历史将会继续证明：它是科学的战略方针，时间越长久，光芒越耀眼，永远记录在人类历史的功劳簿上。”
        怀念故乡的乔志荣同志说：“抚今思夕，感慨万千，对因此而付出了巨大血汗以至于生命的奇治民书记和暴彦巴图书记倍加怀念，鞠躬痛惜！”
        千奋勇书记又说：伊盟的吴占东书记，经过深入认真地调查研究，反复实践，在种草种树，建设基本田的基础上，又全面的提出三种五小这一发展农牧业的方针，是对伊盟人民的又一大贡献。
        人类历史早已说明：多么富有的自然资源，总有用完枯竭的时候。而持续不断的三种五小，创造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永远造福于伊盟人民。现在王明海的达旗恩格贝生态示范旅游区，王文彪开办的杭锦旗的生态示范区，都是正确地实行了种草种树、建设基本田、三种五小伟大战略方针的丰硕成果。
        “因此说，吴占东书记死后，还继续为伊盟人民服务。其余的书记，像我一样的书记，没有给伊盟人民留下什么念想，人一走，茶就凉，伊盟人民不会永久思量的。现在回首往事，庆幸的是我没有同那些整人的、毁牧的领导搅在一起，干坏事，干错事，没有留下骂名，就算烧高香了，谢天谢地了。”
        千奋勇书记的评论是符合实际、公道正派的评论。因为实践检验了真理，历史公道无情。那些企图歪曲事实、伪造历史的人，最终被无情的历史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我的第五个感觉是：吴占东书记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忠实执行者，坚决反对盛行在中国官场中极为霸道恶劣的作风——“一言堂”。有一件事情，对我的教育很大、很深。
        1982年，伊盟经委向北京首钢学习，提出了《伊盟工业经济责任制》的报告。盟公署的盟长办公会议讨论后不同意，上交到盟委书记办公会议讨论后，也不同意。只有吴占东同志一个人同意，绝对的少数。怎么办？他坚决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小打小闹，先在绒衫厂试验。结果立竿见影，大见成效。经济责任制拖了几年，才慢慢实行，痛失了大好的机会。我曾向吴占东同志提出：“像这样的好事情，你为什么不敢拍板定音呢？”他说：“不行！这是党的纪律：民主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凡是涉及到重大的问题，既要发扬民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又要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拍板决策。即便是费时费事，也不会造成重大的失误和严重的后果。中国人民已经饱尝了一言堂的苦果几千年了，但愿这个苦果不要发生在我任书记的时候！”
        此话真实、深刻、精辟、难能、可贵。

                                                      写于2012年3月3日 

        作者：长期在伊克昭盟工作，曾任伊盟一中党总支书记，伊盟经委副主任，后调自治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