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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古源流》与鄂尔多斯 1.萨冈彻辰祭祀与萨冈彻辰纪念馆 在鄂尔多斯乌审旗图克镇梅林庙嘎查的一处沙地柏丛中，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在满眼新绿的沙丘的衬托下，显得庄重而独特，令人心生敬意。这里便是萨冈彻辰纪念馆，里面供奉着萨冈彻辰及几位先祖的画像，也陈列着《蒙古源流》书籍。 1850年，成吉思汗第26代孙，乌审旗王府左翼协理陶迪把祖先成吉思汗、呼图克台彻辰黄台吉、萨冈彻辰3个人的画像做成了神像，编写了一部祭祀类蒙藏经书带到西藏，让第七世班禅开光后，在萨冈彻辰墓前造“汇众圣熙宝殿”毡房蒙古包，将神像请到里面，供人们祭拜。 1901年后，每年的春季大祭，除了离开故土的蒙古人回来祭祀外，当地的汉族人也参加祭祀，当他们知道萨冈彻辰是蒙古族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后，崇敬的心情格外有加。哈日嘎坦蒙古人和后来移民过来的汉族人,一直守护着萨冈彻辰的墓地。不管是战乱、自然灾害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对萨冈彻辰这位文学巨匠的纪念，一直没有间断。 1994年6月11日，萨冈彻辰纪念馆创建者，哈日嘎坦蒙古人拉格胜布林在梅林庙地区建立了萨冈彻辰纪念馆，供起了萨冈彻辰及其先祖画像，还搜集整理了萨冈彻辰祭祀的文献编纂成书。 2.记载了成吉思汗八白室辗转大漠南北与在鄂尔多斯供奉的史实 萨冈彻辰，是蒙古族三大史学巨著之一《蒙古源流》的创作者。这部著作记述的蒙古历史，重点是漠南蒙古历史，而更多的侧重与鄂尔多斯部的历史。 在书中记载，成吉思汗在出兵攻打西夏时，经过鄂尔多斯， “见穆纳山而降旨曰： 盖此地也 将亡之国可以寨之， 太平之国可以营之。 饥饿之鹿可以果腹， 老耄之人可以息止” 穆纳山，即乌拉山。明代鄂尔多斯地区称作河套，当时的河套即包括黄河、穆纳山。所以，这里的穆纳山，当指鄂尔多斯地区。 在成吉思汗去世后运送金身回不儿罕山途中，书中又记载到“至穆纳冈时，车轮陷嵌，挺然不动矣。”任由多少人马也不可移动，于是由随行的吉鲁根巴图尔一番奏颂，撵车才奇异的辚辚而动。（《新译校注·蒙古源流》道润梯步译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卷四·第183页）。这里的“穆纳冈”，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穆纳山”。这个故事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至今仍然普遍地传诵着。甚至于守护成吉思汗陵的达尔扈特人认为，今天的巴音昌呼格草原上的“陶高布拉格”（锅状泉水），就是当年发生这个故事的地方，每年举行祭祀。 成吉思汗金身在不儿罕山大葬之后，“因不能请出其金身，遂建永安之陵寝，并建天下奉戴之八白室焉。”（《新译校注·蒙古源流》道润梯步译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卷四·第185页）。萨冈彻辰明确地在书中讲到成吉思汗八白室的由来，是在葬地之外，建立了“天下奉戴之八白室焉”。 在北元时期，蒙古大汗之位一度为四卫拉特人所有，成吉思汗八白室也随之供奉在其地，即今新疆、青海、甘肃一带。之后又随达延汗回到漠南蒙古地区，供奉在了河套之地。在书中大量记载到，这一时期无论四卫拉特人称汗，还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称汗，都要在“主（灵）前即合罕位。” 例如，书中非常具体的记述了卫拉特托欢捕杀了阿岱合罕，自立为罕，“及其至祭于主（灵）而还也，但闻主上之金箭壶铮然有声，近侍人等见中眼内之一叉披箭战战而动，其时托欢太师之口鼻冒血而慌骇。”（《新译校注·蒙古源流》道润梯步译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卷五·第247页）。当成吉思汗八白室供奉在鄂尔多斯地区（河套）后，多次记载到合罕、济农在八白室即位祭祀。 在书的卷五提到将摩伦台吉送往鄂尔多斯部的摩里海王处“遂乘奎苏黄马，与之插金刚顶，引诣主（陵）之前，岁次癸酉（1453年），十七岁即合罕位焉”。 在书的卷五记载到满都海·彻辰夫人与巴图孟克“定为夫妻而相依，是年，岁次庚寅，望其为全国之共主，号达延合罕，使即合罕位于天后（灵）前”。天后，即成吉思汗夫人孛儿帖哈屯，在八白室与成吉思汗供奉一白室中。（《新译校注·蒙古源流》道润梯步译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卷五·第295页）。 达延汗在右翼万户设济农，并且管理鄂尔多斯部，先后两次派其子乌鲁斯博罗特和巴尔斯博罗特就任，均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即位祭祀。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蒙古源流》中比比皆是，说明了成吉思汗八白室从其建立就与鄂尔多斯（河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在北元时期辗转于四卫拉特之地，达延汗时期供奉在了鄂尔多斯地区，这期间每一任大汗、济农即位都要到八白室拜祭圣主。 3.记载了鄂尔多斯部入居宝日陶亥（河套）历史 《蒙古源流》一书产生于鄂尔多斯，对鄂尔多斯部的落笔较多，从鄂尔多斯部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室的职责，到鄂尔多斯部随达延汗从四卫拉特部之地入居河套，驻牧宝日陶亥，即今天的鄂尔多斯地区，及至达延汗在鄂尔多斯部两次派出自己的儿子任济农，故此，鄂尔多斯部的各部落首领均由其后裔担任，直至伊克昭盟成立后的七旗札萨克及其后裔，也均为其后裔系统所传承。 对此书中记载到达延汗“降旨曰：鄂尔多斯乃守主上八白室，受大命之国也。”（《新译校注·蒙古源流》道润梯步译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卷六·第314页）。这就非常明确的讲了鄂尔多斯部职责就是供奉成吉思汗八白室。 在书中写到达延汗在1470年重新统一蒙古各部之后，设立左右翼各三万户，令其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右翼万户上之济农矣”。（《新译校注·蒙古源流》道润梯步译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卷六·第315页）。之后，巴尔斯博罗特之子衮必里克墨尔根继承济农位，他生有九个儿子，在《蒙古源流》里提到的“九罕析产”，将鄂尔多斯划分出左右翼，分给了九个儿子，他的后代成为了鄂尔多斯左右翼各部的首领。1649年清政府设伊克昭盟，鄂尔多斯部设六旗，至乾隆年间增设一旗，伊克昭盟七旗札萨克王爷均为衮必里克的后裔。《蒙古源流》对于这一段的记录十分详细，甚至罗列出了具体的人名加以介绍。 4.记载了鄂尔多斯部在藏传佛教传入蒙古高原中的作用 萨冈彻辰的曾祖父，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与阿拉坦汗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任鄂尔多斯部执政理事，是率部协助阿拉坦汗平定西蒙古卫拉特等各部的战争主帅之一，在甘青地区作战期间接触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详细了解了佛法之意，推荐与阿拉坦汗，遂形成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全面推广和蒙古民族全民信奉佛教的局面。1578年在“青海之察卜齐雅勒”建立了仰华寺，阿拉坦汗与索南嘉措活佛见面后，邀请活佛到蒙古草原传播佛法，不久二人在漠南蒙古见面，互换法号，阿拉坦汗增其为“圣识一切之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是积极促成这一事件的最大的功臣，三世达赖喇嘛“赠彻辰洪台吉以库喀·噶尔弼彻辰洪台吉之号”。 通过阿拉坦汗和库图克台的努力，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与创新统一的蒙古政权在蒙古高原上迅速的推广和普及了佛教，替代了传统信仰的萨满教。同时从蒙古民族的起源，到把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直至阿拉坦汗都说成为是佛教里面的神佛转世，有意识地使佛教在蒙古社会正统化地与圣主一系统治者融为一体，更加得到了蒙古民众的接受和认可。 当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再次来到蒙古草原之时，在库图克台的家乡，也就是萨冈彻辰写作《蒙古源流》的伊克锡伯尔地方，活佛为其夫妇诵经灌顶。 书载“岁次己酉，年四十四岁时，至彻辰洪台吉家之也可·锡伯尔地方，于蔑克鲁克泉旁，坐禅三日，修成能收三界者圣马明王佛之道，授胡土克台·彻辰·洪台吉，托尔罕·珠拉·彻辰夫人二人为首之全体施主以无尽修行之灌顶，及几多接引缘法之法旨焉”。 与此同时还在“往北方途次，众诺延施主，多有延请大献贽仪者。”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同时“至博硕克图·彻辰济农驻地，指示其（创建）三世庙宇之所”，指定了今天王爱召的位置。 “时鄂尔多斯之彻辰洪台吉，岁次丙戌，年四十七岁薨逝后，……则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深为痛悼”。三世达赖喇嘛的悼念，足以说明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对藏传佛教的传入和传播具有极大的贡献。 四、《蒙古源流》的国内外影响 2004年，是《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冈彻辰诞辰400周年，在乌审旗开展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召开了《蒙古源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蒙古史研究专家学者云集萨冈彻辰出生的故地，参加纪念大会、参观萨冈彻辰纪念馆和伊克锡伯尔出生地也即撰写《蒙古源流》巨著的地方，以及萨冈彻辰供奉地。 日本国蒙古文化学者井上先生不禁感叹道：“让我惊讶的是，鄂尔多斯的人们，把一个历史人物当作神来祭祀，尤其是几百年。鄂尔多斯人的这种爱护文化的精神太神奇了。”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贺希格陶格陶夫说：“蒙古族史诗性著作中，由皇宫撰写收藏或翻译出版的有3部，《蒙古秘史》是蒙古帝国时期在皇宫里撰写并密藏在皇宫里，另一个著作是《金册》，是密藏在蒙古四个汗国之一伊儿汗国的皇宫里，它主要记录了蒙古族古代历史。而《蒙古源流》当时不是在皇宫里撰写的，是萨冈彻辰撰写的著作，并在清朝皇宫里翻译出版的。这些书籍一旦通过皇家，它的撰写收藏以及翻译出版都将成为一种皇宫的政治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这充分说明它的重要性。” 《蒙古源流》的版本之多和流传之广，是其他蒙文史籍所不及的。 仅蒙文抄本和木刻本见于著录的就有三十多种，分别藏于呼和浩特、北京、沈阳等地以及蒙古、俄罗斯等国。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外喀尔喀蒙古王公成衮扎布将家藏的一种抄本呈献给了乾隆皇帝。后将此本交武英殿刻版印刷，被称作“殿本”。“殿本”的蒙、满、汉三种本子传到国外而形成“海外本”。 流传于蒙古地区的蒙文本，在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两大系统。一个以库伦本为代表，另一个以殿本为代表。其中库伦本优点较多，它不仅内容完整，用字古老，字迹工整清晰，而且保存得也相当好，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最佳本子。 20世纪以来，一批依靠新印刷术出版的本子先后问世。1905—1906年，日本人内藤湖南从沈阳故宫获得所藏满蒙文殿本《蒙古源流》后，制成晒蓝本带回日本。1936年北京文殿阁书庄影印再版了施密特本。1955年，德国学者海涅什在柏林出版了库伦本的影印本。1959年、1967年，他又在威斯巴登先后出版了蒙文殿本、蒙文故宫精钞本的影印本。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由柯立夫编辑、田清波作导言的三种本子的影印本。 1962年，呼和浩特出版了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阿勒黑苏勒德本的影印本。除此之外，国内外还出版了众多的校勘本和音写本。自乾隆年间译出满文本、汉文本后，至20世纪90年代，又陆续出版了不少其他文种的译注本。在国外，施密特的德文译注比清代汉译本仅晚50多年，为西方学者认识《蒙古源流》创造了条件。1940年，日本学者江实，在东京据满文本译成日文出版。1964年，美国学者克鲁格，在布鲁明顿出版了英译注本。1981年，韩国学者崔鹤根，在汉城出版了第一部朝鲜文《蒙古源流》。 1981年，内蒙古学者道润梯布，在呼和浩特出版《新译校注〈蒙古源流〉》。1997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的年轻学者乌兰，发表了《〈蒙古源流〉研究》一书，书中以库伦本为底本，参照其他16种版本，对《蒙古源流》一书的全文作了拉丁文音写，并作了汉译和校勘注释，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研究成果。《蒙古源流》传播甚广，研究者层出不穷。写于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蒙古源流》条，可以说是对该书最早的评述。此后，中外学者展开了对《蒙古源流》的研究，成果累累，不胜枚举，是继《秘史学》之后的又一个研究热点。 今天，当我们饱览鄂尔多斯草原上厚重的蒙古族文化，感受成吉思汗文化的无尽魅力，体会成吉思汗宫廷文化、帝王祭祀文化和古老的游牧文化时，不免走进《蒙古源流》的书的世界、走进伊金霍洛草原上宏大气势的蒙古源流文化旅游景区，找寻出令人欣慰的答案，找寻出传承保护的途径，找寻出蒙古民族文化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方向！ 致敬萨冈彻辰及其巨著《蒙古源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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