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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外交辞令，软中有硬。的确，外交活动把文字功效，语言艺术推向了一个很高很精的境界，而这又逆向拉抬了各国语言文字、包括汉语言文字的发展进步。 汉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文之一。在造纸术出现之前，汉语文已经很成熟了。可是要记载、流传下来，就得刻在竹简、贝壳、兽骨乃至金属等坚硬而又不易变形的介质上。显然这就要求文字简短精炼，不啰嗦，不重复。即使不是字字珠玑，也得做到以尽可能少的字数说清较多、较深的意思。古汉语、文言文，凡传承下来的，都是如同压缩并干一样简约精捍的文章。一部《道德经》五千多字，译成现代文字，要多少字才能阐述清楚？《论语》、《孟子》的文字也都少而精，没有继续压缩的余地了。弟子问了半天，孔子或孟子往往只用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字便解答了。一部《史记》，用当代语言透彻解读，怕是三倍的篇幅也难以完全做到。就是晚些年代出现的“百家姓”、“三字经”也让人觉得是天成妙手的杰作。最初的“百家姓”四字一句、八字一联，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一般小学生读上十几遍就背会了，多么实用啊。“三字经”不愧为“经”，不仅创造了三字一句的行文形式，而且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尽收眼底，什么人伦、孝道、儒学、古训，无一遗漏。一句话引出一个典故、讲清一个事理，六个字“表彰”四五位历史俊杰。多少世纪过去了，至今仍不乏研究者、崇尚者，而且有人借用其外壳、旧瓶装新酒，创作出多种“新三字经”，足见其意义、价值及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文言虽有简炼省净的优点，但也有致命的局限：在漫长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难以理解、不会使用。加上汉字本身的繁难，造成占总人口八九成的下层百姓处于文盲状态，而古文基本上成了统治阶级手里的工具。文字与语言严重脱节，从而也阻碍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文化入侵，某些大臣倡行洋务运动,出现了基于改良主义的“白话文”，慢慢腾腾、羞羞答答地放松了“文禁”。清末民初，尤其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有了民族、民权、民生的理念，才逐步确立了语体文的地位，即官方文书，理论文章、文学作品都要向民众通行的语言靠拢，计算到今年今天，也不过才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这是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而且直到现在，书面语与口语之间仍然有着一定的距离，只是这个距离已经很小了，故本文标题命为：书文口语，近在咫尺。这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大众的提高，同党政推进、舆论引导也密不可分。当年在陕北和根据地产生的《兄妹开荒》、《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节目），文盲都听得懂。本地的、外来的干部、纷纷学说陕北的土话。哪位文人、干部用了艰深的字句，晦涩的表达方法，会被斥为“脱离群众”。建国初期，口语与书面语差距还比较明显，讨论、发言、日常生活中使用生僻的成语，引用不是广为人知的典故，也有人批评你卖弄渊博或书生气。倒是领导讲话，中央文件，为了讲明政策，阐发道理，交代背景，不能不由浅入深、由少到多地使用一些对大众来说较为生疏和新鲜的词语，之后地方小报、单位传达时还要做些通俗的、普及性的辅导。建国6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大变了：不仅文盲几乎找不到，而且平均学历已接近大专，加上电脑、网络的普及，外语的影响，使得口语与书面语近乎重合了。这带来了政令畅通、信息飞递、交流便捷、生活节奏提速。这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有的词语及表达方式需要凝炼和简化。外语似乎早有先例，“全美职业篮球锦标赛”可简化为“美职篮”。写成“NBA”就更省事。这种做法，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写惯了、说顺了“英国”，其全称何其修长：“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不久前笔者发现一个名字特长的本地机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分局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办公室”，26个字，老百姓称之为“打非办”，多么省事！全称如译成蒙文，字体再小，一块牌子上也写不下的。 由简到繁，拉近了口语与书面语；再由繁到简，有利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方便交流。网络上常用的酷、爆、冏、二、发飚、菜鸟、跟帖、范儿等词汇，都有很强的表现力，网友在生活中也使用，媒体则更是及时加以引用，既丰富了汉语，又简化了“手续”，好事一件。我还想到，我国民族、语种很多，方言更多，有些表现力强，被大众公认的词语完全可以“晋升”为全国通用的语言。赵本山不仅把二人转推向了全国，而且把一些东北方言也带上了全国性的舞台，获得了亿万人的认可。像“忽悠”、“咋地了？”、“那嘎哒”、“跑偏了”、“嗯哪”等等，好多地方的好多人都在用。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它们甚至会登堂入室，被收入《辞海》，成为普通话的组成部分。语言，包括口语、书面语，也是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知识爆炸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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