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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近代史。此时的清王朝逐步走向衰落，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备废弛的情况日益严重，鄂托克旗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逐渐突显出来。清政府及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加重对民众的压迫剥削，鄂托克旗蒙古族人民的生活陷入苦难深重的悲惨境地。无止境的苛捐杂税、徭役劳动等剥削像大山一样压在人民身上，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为了反对沉重的封建压迫和剥削，鄂托克旗的广大民众不畏艰难，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独贵龙”运动就是其中典型的抗争形式。1866年、1885年鄂托克旗就有两次要求减免苛捐杂税的抗争；1902年又爆发了全旗反对教堂摊派赔款的抗争；辛亥革命期间，鄂托克旗组织八个“独贵龙”开展武装斗争。鄂托克旗类似的“独贵龙”运动前后持续几十年，几次形成抗争的高潮，并且由最初仅仅反对封建王公贵族的压迫剥削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群众武装斗争，这些声势浩大的斗争运动充分展示了鄂托克旗各族人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在近代鄂托克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斗争历程也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民众逐渐认识到争取自由和地区解放是时代最重要的任务，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才能真正获得幸福，这些风起云涌的鄂托克烽火岁月也为日后革命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鄂托克的革命斗争历程是悲壮的，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民族解放，保卫自己的家园，在黑暗中摸索，与国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抗争，前赴后继，历经磨难。当他们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便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终生。
1922年1月27日，以“灯引子”札巴为首的鄂托克旗西部“独贵龙”运动成员，杀死长期与边商偷卖土地而从中牟利的管旗章京索纳木热西及其亲信孟克巴雅尔，于翌日（农历正月初一）将二人人头提到旗衙门府拜年“献礼”，逼旗王爷葛拉森儒勒玛旺吉拉札木苏（鄂托克旗第十三代札萨克多罗贝勒，后为札萨克多罗郡王）交出一部分枪支弹药。他们用这些武器组织起一支地方武装，任命色登道尔吉为营长，札巴为连长，阿拉腾仓、巴音达赖为排长，开始处理鄂托克旗西部边防及盐湖管理等事务。1923年2月9日，鄂托克旗的葛王勾结安边冯钦斋营长，打死了“灯引子”札巴，引起了八个“独贵龙”组织的反抗。1927年，党中央批准鄂托克旗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十一团，团长巴特尔，副团长色登道尔吉。
1929年4月至5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对蒙旗工作具体事宜进行了安排部署。同年6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对陕西问题的决议》，对蒙旗统战工作作出指示。1930年，受陕北特委指示，曹动之等人率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二支队转战三边及鄂托克旗、乌审旗南部地区，并组建了蒙古游击队。1934年初，陕北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在团长高锦纯、参谋长刘约山的带领下，进入鄂、乌两旗交界处，向当地牧民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赢得人们的普遍称赞。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宣布我党团结少数民族进行抗日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1936年7月13日，由齐廷珍队长、杨勤生政委带领的蒙古骑兵游击队从定边、盐池进驻鄂托克旗，解放了二道川、三段地、马场井等地。同年8月，党组织先后派高德义、曹布诚、金生华、白步华、慕生发、李占胜等一大批政工人员到三段地一带成立中共三段地工委，对外宣称蒙民招待所，广泛联系蒙古族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3月，中共鄂托克工委正式成立，由张生瑞任书记，曹布诚任副书记，委员有慕生发、王得胜、高谦、刘占良。1938年4月，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蒙古工委（中共少数民族工委）和绥远党组合并为中共绥蒙工委，办公地设在张家畔，并将陕北红军老骑兵团划归绥蒙工委，编为“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同时期，中共伊克昭盟工委也在鄂托克旗桃力民地区成立，为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1939年1月，中共鄂托克工委更名为中共三段地工委。同年5月，中共西北局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贾拓夫派时任蒙古民族问题研究组成员的王铎以“重庆新华通讯社记者王仞千”的身份到伊克昭盟做政治和社会调查。在伊克昭盟工委书记赵通儒的带领下，他们从延安出发，经安塞、真武洞、靖边等地进入乌审旗，后到伊克昭盟工委所在地乌素加汉（现鄂托克旗乌素其日嘎村），赵通儒、高峰、李维新等向王铎介绍了伊克昭盟的总体情况后，在向导兼翻译盛恩才的陪同下，盛、王两人陆续到鄂托克旗、杭锦旗、东胜县、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郡王旗、札萨克旗、乌审旗、榆林等地进行历时半年的社会调查。其间他先后拜访了各旗的主要王公、国民党驻军长官、行政机关、活佛喇嘛、公务人员和普通农牧民，初步了解了伊克昭盟的政治社会情况，返回延安后，王铎向西工委领导作了汇报，为西工委编写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等文件和书籍。1940年12月15日，八路军骑兵团吴参谋来到伊劳湾送去谈判信。章文轩派吴进业（邓克尔）为谈判代表，抵达定边，经和谈达成协议：“盐湖所有权仍归蒙旗，释放俘虏、交还武器，蒙地盐业运销和边区粮食都放开”。1941年11月，国民党第二次掀起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南线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在北线派其嫡系何文鼎二十六师进驻安边、柠条梁，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党中央决定开展三边保卫战，王震司令员率部开赴仓房梁、堆子梁、白泥井一带，解放城川和黑梁头。城川解放后，经曹动之与吴子明营长商定：以军队出面成立了城川蒙古委员会，这是八路军在城川建立的第一个带有统战性质的民主政权。1942年冬，中共中央派西北局民族事务处处长乌兰夫抵达三段地，向章文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促使他转变立场。此后，中国共产党派许多民族干部到阿拉庙开展工作，扭转了紧张局势，保住了根据地，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1944年8月，西北局统战部民族事务处处长乌兰夫同志视察乌审、三段地、城川三个工委的工作，建立了蒙汉自治抗战联合会，实行减租减息、生产互助、救济贫困农牧民等措施，并建立了民兵组织。视察中发现这三个工委归三边地委领导有诸多不便，为加强领导，建议西北局恢复伊克昭盟工委。1945年2月21日，根据乌兰夫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中共伊克昭盟工委在城川重建，直接受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三边办事处”，书记赵通儒，委员高增培、刘昌汉、曹动之、曹布诚等。同年，延安民族学院也从定边县城迁到城川办学，为的是就近培养大量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学院为日后伊克昭盟乃至内蒙古的解放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6年6月，为推动鄂托克旗统一战线工作，经三边地委和伊克昭盟工委批准，鄂托克旗保安师代司令升济米图、连长贺喜格达来、军医巴音巴图、旗衙门秘书长旺庆扎布等一行7人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首长的接见。1947年1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宁夏工委与伊克昭盟工委合并，改称“绥宁工委”，书记朱敏，副书记赵忠国。绥宁工委日常工作与三边地委一起，对外仍以三边地委统战部形式出现。统一领导乌审、城川、三段地、余庄子、红井子等地开展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指出，伊克昭盟要巩固进步、争取中间、打击反动势力。在鄂托克旗要团结顾寿山、升济米图，争取杨森扎布，打击韩裕如、奇恩诚。同年5月，伊克昭盟蒙汉支队在靖边县张家畔成立，受三边军区和伊克昭盟工委双重领导，下辖2个大队、8个中队，共300余人。5月20日，马鸿逵部20旅19团、靖边县冯海超还乡团共五六百骑兵进犯张家畔，芦河阻击战全面打响。高增培带领伊克昭盟蒙汉支队，于芦河渡口激战，连续打退了敌人5次冲锋，粉碎了胡、马南北夹击党中央机关的计划，守住了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北大门，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11月中旬，伊克昭盟支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参加元大滩战役，消灭、俘虏马鸿逵部550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达到了“围榆打马”的战略要求，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扫除了障碍。1948年1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命令，伊克昭盟蒙汉支队改编为相当于师级建制的伊克昭盟支队。伊克昭盟支队的建立是蓬勃发展的伊克昭盟武装斗争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伊克昭盟革命武装将打出伊西根据地，开赴敌占区，担负起解放整个伊克昭盟的光荣历史使命。11月20日，伊西工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西北局指示，讨论了成立各旗自治政府筹备处，并指示鄂托克、乌审两旗工委，与马富纲、赵玉山商量如何成立鄂、乌两旗自治政府筹备处等相关事宜。1949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为加强伊克昭盟工作和统一伊克昭盟军队，电告伊东、伊西工委合并为伊克昭盟工委，建立伊克昭盟政府及军事领导机关，直接归西北局领导，并且将伊克昭盟支队改称伊克昭盟军区。7月5日，伊西、伊东工委及所属部队在新街胜利会师。7月7日，西北局决定：将中共伊克昭盟工委改为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伊克昭盟支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伊克昭盟军分区（师的编制），各旗县武装通称支队。8月23日，国民党鄂托克旗保安司令奇孟克与我党代表在新召木锐举行了和平起义签字仪式。同日，国民党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起义部队在哈拉布特换上了解放军的领章帽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鄂托克旗解放。9月7日，鄂托克旗临时人民政府成立。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中共鄂托克旗旗委迁到阿拉庙办公，开始实施废保建政，取消了全旗13个保，建立了12个区和1个直属乡。
鄂托克大地在革命年代如火如荼的活动，为革命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鄂托克旗部分地区成为红色文化传播地。如包括巴音淖尔、木凯淖尔、召稍等在内的桃力民地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就有共产党人进驻桃力民，之后中共伊克昭盟工委、中共绥蒙工委等都在这里开展工作，建立地方武装，扩大革命力量。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桃力民地方武装与驻桃力民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国民党骑兵团共同联合起来，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桃力民地区的抗日动员会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是共产党领导的半政权、半统战性的机构，多方联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开展工作一直坚持到1943年。桃力民的木凯淖尔党支部是一直坚持到鄂托克旗解放的战斗堡垒，支部的李席昌等同志积极开展地下工作，配合游击战争，经受住艰苦环境的考验，迎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地方政权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再如三段地、城川地区也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的痕迹，三段地曾经是中共鄂托克工委、三段地工委、伊西工委等的驻地，乌兰夫、周仁山等先辈都在这里指导过工作。城川曾经是1941年创办的延安民族学院的驻地，也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最早的5个小区域民族自治区之一的城川蒙民自治区的所在地，它为抗战与解放战争胜利、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探索民族地区自治经验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上述革命文化传播地的先驱们在鄂托克热土上为伊克昭盟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与革命故事，更为红色文化在鄂托克大地的浸润提供了养分。这对日后鄂托克旗民众重温革命光辉岁月、缅怀先烈丰功伟绩、传承革命精神与优良传统、讲好红色历史与故事提供了可能。
文章来源：乌宁夫编著，《鄂托克旗文化风采》，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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