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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学时，老师给我们描绘社会主义的图景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进一步引伸，还有两句：工农城乡、差别不大。如今多数东胜居民住上了楼房，见了面总要相互比对一下住房面积、装修标准。一部分同胞还住进了独栋独院的别墅，草坪、车库一应俱全，怎一个“电灯电话”了得？ 刚参加工作时，我们都被安排到单身宿舍里。一小间房子，北侧一铺火炕，并排住三至四人，脚地的一边，摆一张单层或者双层的木床。谁都乐意住床，但那得轮上才行，一般来说，属于资历较长、年龄稍大，尚未结婚的同志。住炕都喜欢靠墙，因为中间那一两个人，不得不承受左右两个方向的“夹击”：自己或别人翻身都不那么自由，时常被人挤醒，抑或把别人挤醒；头与头离得很近，呼吸气味相袭，鼾声相扰，以前在家较为“娇惯”的人，常常半宿半宿地睡不着。靠两边墙的比较幸运一点，他可以“面壁”，避开邻居呼出的二氧化碳。早上醒来，第一个起床的先把门窗打开，把室内饱受污染的浊气排出去，把外面的新鲜空气放进来。然后几个哥们儿轮流占地洗漱。夏天好办，天暖，可以在屋外的院子里进行，冬天就难一点，空地本来很窄小，还安着火炉，只好蹲在角落里，一个洗完，另一个接着洗。每年六个月的取暖期里，火炉是不可或缺的，连炕灶也得时常烧点火，不然土炕会把人身体“阴”坏。火炉占地方、碍事，也有好处：热饭、烧开水，烧山药。三九寒冬,有时几个人围在四周一边烘烤手脚，一边天南地北地侃大山，那种年青人的活力和友情是很值得回味的。印象最深的，是半夜起来接雨的情景。那时候建筑标准低，房顶没有瓦，更没有水泥，而是铺一层白泥，下小雨无碍，下得多了，下雨时间长了，雨水就会从缝隙里漏到屋子里。记得有一次先是角落里的小谭惊叫一声：这脚底下怎么这么凉？点上灯一查看，水顺着墙汩汩流下来，被褥已湿了一大片。紧接着住床的近视眼老朱说，我这儿也漏了！细看是漏雨突破纸糊的天棚，密集地滴下来。人们分头用脸盆接、用毛巾擦，全都动员起来。觉是睡不成了，有的抽烟、有的吟开了诗。一个说，“屋漏偏逢连阴雨”，另一个接上：“雨脚如麻未断绝”，第三个冒出一句：“莫忘今宵挑灯战”，轮到小吴做总结，他低声一字一顿地说：“盼到广厦把身歇”。这时天已大亮了，小吴说的“广厦”就是办公室，各人把被褥卷起来，放到干处，一个个鱼贯地走向办公室，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 那时单身宿舍条件是差点，但基本上是无偿使用。比现在的廉租房还要“廉”：每人每月收房租三角，住床的，另收木床租金三角。到六十年代，大多数职工结了婚，搬到“家属房”居住，我、杨啸，还有一位从旗下调上来的单身女性小刘，可以一人占一间，还能借到办公桌，布包椅，那时也有了“长电”，晚上或看书，或听收音机，感觉比前几年惬意得多了。说起家属房，受财力限制，大部分是一间造价二三百元的土坯墙白泥顶的简易房。大概比陕北、伊东顺着地势打造的窑洞要通风、明亮一些，但比起城市里随处可见的砖木结构的“筒子楼”要落后几个档次。直到“文革”之前，有办公楼的也只有盟委、盟公署、军分区等首脑机关，宿舍楼、住宅楼是很久之后才出现在东胜街头的。 顺便介绍一下，那时出差，住的是单位的简易客房或单身宿舍，下乡则一律住农牧民家里。起初骑马，后来坐车，都要带被褥和洗漱用具。晚些时候，各旗都建起了砖木结构的招待所，置备了整齐化一的行李用具。可是公社以下仍然不行。几十里路，步行赶往目的地是常有的事，但背上二三十斤，体积很大的行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时你得设法简化、轻装。通常的做法是，把厚重的被褥放在旗里，只将薄毡、褥单、棉花毯子打包到行囊里，小而轻，走上六七十里也不在话下。但不可再“简”了，否则住在老乡的土炕上，肯定当“团长”。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65年，自治区某高校参加四清的学生们，一人一个大行李，排成长队、雁阵似地走在鄂前旗乡间的土路上。最苦的是女同学，什么都想带，比男生的行包要大得多，而体力又不济，这时往往是与男生“换位负担”，那情景也颇为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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