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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地方学的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地方学，都需要弄清楚是什么时候而立，为什么而立，中兴的原因是什么，强盛的根源又是什么。本文以鄂尔多斯学为例，试论地方学与地方发展的关系。 一、鄂尔多斯学因时代而立 人类文明是有时代划分的。在西方，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过，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从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 这一时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突破。当时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等文明古国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在谈及文艺复兴运动时，恩格斯也说过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术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在我国历史上，先秦时期也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使中国古代文化进入鼎盛时代。20 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变革产生过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正在影响着人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从 2012 年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时代面临着新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一切学问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答时代的呼唤，才能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 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为什么鄂尔多斯撤盟设市伊始偏就出现了一个“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呢？ 陈育宁教授给出了中肯的回答 ：“我在 2002 年初解释鄂尔多斯学这个名称时提出，鄂尔多斯学是以鄂尔多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需要说明的是，鄂尔多斯学这个概念不属于目前我国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所界定的学科范畴。在人文社会科学里面，国家已对各种专业的学科有了一个明确的规范和界定， 比如说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都是以专门特定的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依据学科涵盖的范围和层次，又分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这些规定也是目前我国在划分专业、界定学位、评定职称、申请课题立项等方面的依据。而鄂尔多斯学则是以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经济、自然环境变迁等众多领域为研究对象，它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门地方性的综合学问，这门学问里包含了不同学科，不同的学科里又包含了若干鄂尔多斯学的子系统。比如研究鄂尔多斯历史时，必然涉及蒙古史，这部分内容在人文社科的学科规范中，是属于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专门史的内容，在专门史中又是属于民族史的范围。作为鄂尔多斯学这个概念，显然和规范学科中的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概念不属于一个范畴。那么，‘鄂尔多斯学’的概念应该怎样去理解呢？我认为，鄂尔多斯学就是以鄂尔多斯为研究对象，主要是以那些具有自身特色、自成体系、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现象、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把这些研究的问题加以概括提炼，成为一门有专门知识和理论方法的学问，构成‘学’。”“鄂尔多斯学是以一个特定的地区为研究对象，但仅这一点是不能构成一种专门的地方学问的，因为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民俗、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可研究的内容，但是不能说每个地区的研究都是一门‘学’。要形成一个专门的学问，必然要有它一些特殊的内容，有它自身的体系，有它自身的规律性的东西，还有历来对它研究成果的积累所形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每个地区都有自身专门的研究，但不一定都能概括成一门‘学’。”“构成一门专门的地方学，应该有其独具特色的基本内涵。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呢？第一， 鄂尔多斯较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族最基本的传统文化，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标本。第二，鄂尔多斯保留了蒙古族最完整、最丰富、最有特征的祭祀文化。第三，鄂尔多斯有着研究和传承地区文化的深厚传统。第四，改革开放以来， 鄂尔多斯走出了一条资源转换促进发展的成功道路，构成了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新内容。”2
人类的实践一再证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问题，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而各有特色的方法几乎全部来自于不同学问的解答，不同学问就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3
马克思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理论是时代前进的最强音，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呼声，最能够集中一个地方的民意，最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民情，最能够促进人们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时代对于人们而言可遇而不可求，时代总会将历史机遇留给那些有思想准备的智者。“鄂尔多斯学”的创始人可谓把握住时代发展脉搏的人们，他们为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为鄂尔多斯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与提升，为鄂尔多斯绿富同兴的高质量发展，为鄂尔多斯各族人民群众的美好幸福生活，为鄂尔多斯走向世界搭建起一个无法替代的研究平台。对此，杨勇研究员有过独到的认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 15 年前由奇·朝鲁同志从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副盟长、巡视员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创办的一个民间社会组织。在创办之初陈育宁教授给予了理念上的支持与依据，夏日主席给予了精神上的鼓励与信心，周围的诸多老同志给予了创业式的鼓动和参战般的期盼，从鄂尔多斯走出去的老领导和盟委行署的领导更是赞美有加、大力支持。时至今日，鄂尔多斯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鄂尔多斯学已经历经 15 年的不懈努力，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三大特点 ：第一，始终坚持办会宗旨不变。即‘立足学术、服务建设、创新机制、着眼未来’的办会宗旨。第二，建立专家委员会研究机制。现有专家委员会专家 160 多人、研究会会员 240 多人。第三，开展学科体系建设与课题性研究。鄂尔多斯学 = 知识体系 + 应用服务。”4 时代是思想理论之母， 实践是思想理论之源。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催生了鄂尔多斯跨越式发展的壮丽实践，鄂尔多斯的实践又催生出“鄂尔多斯学”这样一门新时代的地方学学问。正如陈育宁先生所言，“鄂尔多斯学的出现，是鄂尔多斯模式发展的一个产物，是鄂尔多斯模式的重要标志之一 ；鄂尔多斯模式又是鄂尔多斯学研究和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5
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文军说过，“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面对的问题。”6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创始人奇·朝鲁在《鄂尔多斯学与地方学》一文中提出 ：“1. 鄂尔多斯学是地方学。地方学，就是一个地区长期形成的有自己独特特征、自成体系、有自身规律的专门学问 ；是把国内某一地区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除了涉及该地区的地理、历史、人文、民族等之外，揭示该地区在现阶段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式等诸多方面所呈现的特点 ；地方学是一门交叉科学、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地域性和综合性是其显著特点之一。2. 鄂尔多斯学是以地区历史、文化、经济、民族、生态环境及其互促联动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是研究‘鄂尔多斯现象’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具有强烈的为区域发展服务的意识，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面对鄂尔多斯历史与现实去探索规律，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发展规律，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和谐发展规律等，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3. 鄂尔多斯学有独具特色的基本内涵。如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地质矿产、生态环境、文化积淀），特殊的经济社会变革追求，易于凝聚的团队精神、地区性格和开放意识等。4. 鄂尔多斯学以人为本，研究鄂尔多斯人及其人文精神，注重鄂尔多斯亲和力、向心力、创造力的传承和弘扬，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具有宣扬知识、揭示规律、凝聚精神的功能，发挥引导决策、服务经济建设、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5. 鄂尔多斯学是以鄂尔多斯为品牌标志，注重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时代对接，打造地域文化国际品牌，是在独有传统智慧基础上构建新区域新文化的诸多学科的集大成者。6. 要以世界的全国的科学的眼光去看去研究鄂尔多斯学。确立地方学要有世界的眼光和大中华的胸怀。正如有关专家所言， 用战略眼光看鄂尔多斯学研究，要采取跨学科、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 调查与分析、形式逻辑分析与辩证逻辑分析、分期与分类研究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
由此可见，鄂尔多斯人在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不仅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三次创业”实现三次转型发展，团结奋进、走进前列、战胜自我、推进文明、实现跨越，而且立于时代潮头的大浪之中，创造出“鄂尔多斯模式”，创立了“鄂尔多斯学”，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得到长足发展，实现了富裕和文明的双飞跃。
二、鄂尔多斯学因作为而兴历史上的鄂尔多斯先因部落得其名，后泛指区域，2001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地级市名。鄂尔多斯学诞生在鄂尔多斯，时间是 2002 年 9 月 16 日。鄂尔多斯学从出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决鄂尔多斯的问题。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回答问题时，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正确处理了问题与思想这对关系 ；在学术与政治这对关系上，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同时，又善于用学术来讲好政治，做到以理服人 ；在历史与现实这对关系上，既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视野， 又有特别注目的现实发展与成就 ；在理论与实践这对关系上，既大胆用理论来明辨是非、知晓善恶，又充分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 ；在地方研究与中华文化和世界潮流这对关系上，既有世界眼光，又立足地区实践，还有机对接国情国策，在放眼全球，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同时，又顺应我国发展新常态的新变化，更着力解决鄂尔多斯转型发展的各种挑战。立于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鄂尔多斯学，一出世就与众不同，其表现如下： 一是起点高。研究会立足存史、立论、资政、惠民的高起点。突出表现在研 究会的研究人员是由“三结合”构成的，有研究鄂尔多斯的专家学者，有退 下来的老领导老同志，还有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这种“三结合”的组成结构， 优势在于“1+1+1>3”，思想、经验、方法交流碰撞产生出众多的精神火花，形成数不清的理论脉络，经过淬炼，出现了大量的报告、论文、著作，为各 级领导、各行各业提供咨政智囊的作用。如，提供给国家文化部有关单位的“关于阿尔寨石窟保护的建议”，得到高度重视 ；再如，建议中华世纪坛在适当时候考虑弥补缺失成吉思汗这一伟人的重大失误，中华世纪坛管理部门回 复，诚恳采纳此建议等等。此外，在 2005 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牵头，与江苏扬州文化研究会、福建泉州学研究所、浙江温州学研究中心、广东韩山师 范学院潮学研究所、安徽徽学研究会共 6 个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这是地方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二是作为大。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初步破解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两个循环” 之难题。所谓“两个循环”，一个是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是学院式的，提出课 题，进行研究，写成文章、写成书，发表出版，之后评奖评职称，任务完成， 这个循环就结束了 ；另一个是在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出题目，如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秘书班子按照领导意图写成报告，然后开会，领导做报告，形成 文件，下达贯彻，这个循环也完成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家，与实际部门 缺少沟通、缺乏结合，体制上也把它们割裂为两个独立的循环系统，理论和 实际的资源没有整合在一起，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如何把理论智力和实 际经验结合起来，把这两个循环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大的循环，需要一个媒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这方面探索出一些自己的做法和经验，叫作“立足学术、创新机制、服务建设、着眼发展”。三是成果丰。10 多年时间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组织学术会议近 70 场，出版《鄂尔多斯大辞典》《鄂尔多斯学概论》《鄂尔多斯研究》《成吉思汗文化》《温暖世界骄子情怀》《伊金霍洛旗改革开放 40年》等百余部论著 ；在《鄂尔多斯日报》上刊出 200 期专刊，发行《鄂尔多斯学研究》蒙汉两种文字期刊 80 期 ；网络上推出了鄂尔多斯学公众号，实现了线上线下的随时交流 ；正在与北京学研究所进行联合出版中国地方学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四辑的工作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在当地和全国各地先后进行学术交流超过百场，听众达 3 万多人次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接待海内外专家学者超过千人次，深度交流了鄂尔多斯厚重的历史文化、现实发展状况及未来宏图美景。四是获奖多。从 2002 年至 2018 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先后获得市里各类奖 12 项，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市“先进学会”。2007 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评为“全区先进民间组织”，2007 年被内蒙古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先进学会”，2009 年会长奇·朝鲁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和“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10 年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2012 年鄂尔多斯研究会在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第二十三次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先进社会科学团体”，2017 年被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2017 年在全国社科联第十八次学会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全国社科联创建新型智库先进社会组织”，2018 年荣获鄂尔多斯互联网办公室“2017 年度网络社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2010 年《鄂尔多斯大辞典》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三等奖，2014 年《鄂尔多斯学概论》被评为鄂尔多斯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5 年《鄂尔多斯学概论》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出版的论著也多次获奖。 总结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为什么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众多收获呢？“领军人物”德才兼备是关键的关键。他们事业心极强，号召力极大，团结带领那些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及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的研究人员，协调社会各界， 为研究会想方设法提供各种优质服务。“智库”指挥中心的力量无比坚强又不缺少办法，既有短期任务，又有中长期规划 ；既能让当地研究人员发挥作用， 又能够充分利用外地专家学者所长 ；专家学者们聚起来有话要说，分散后有报告、论文、专著可提供 ；说鄂尔多斯事，研究鄂尔多斯史，谈论鄂尔多斯发展，成为 200 多位会员的心头之事，成为 160 多位专家委员会成员的研究之事。今天，我们这代人应该可以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第一代领军人物对研究会这个平台作用的发挥已经到了极致的水平。研究人员众多且能各领风骚、各抒己见，又情愿为“五斗米”折腰。回过头来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第一代研究人员多半出生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成分有蒙古族有汉族， 出生地有当地有外地，文化程度有高有低，工作经历普遍复杂，理论研究功底深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鄂尔多斯工作过、热爱鄂尔多斯、眷恋鄂尔多斯，还想为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研究贡献余热，为鄂尔多斯发展腾飞建言献策。服务人员年轻有为、精干熟练且各尽所能，又“不爱金钱爱书本”，忙里忙外、忙东忙西，有条不紊、头头是道。报纸月月出专版，期刊使用蒙汉两种文字， 书稿天天联络，信件日日处理 ；会前会后迎来送往，会上会下马不停蹄…… 每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忙得不亦乐乎，领导指示、专家材料、上级要求、地方会议，都要在他们那里落地开花。受众群体有高有低，既有各级政府，又有企事业单位，出题者越来越积极踊跃，买单者越来越出手大方。鄂尔多斯人有著书立说的优良传统，当代鄂尔多斯人又深谙协商民主的咨政作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为众多部门特别欢迎的民间研究机构。由此可见，诞生在改革开放这个阳光灿烂年代的鄂尔多斯学，在沃野千里的能源富集区，巧遇一群酷爱家乡的舞文弄墨者 ：谈古的，让历史活灵活现 ；论今的，让当下绿富同兴。问题导向立项研究，制度管理奖励先进，中小课题层出不穷，中长规划扎实推进。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习近平总书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8，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指引下，排除各种干扰，扎扎实实工作，沿着“知识体系 + 应用服务” 的方向努力奋进。 三、鄂尔多斯学因文化而强北京大学渠敬东说过，“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免不了会受两个基本问题的‘诱惑’：一是求‘真’，就是探寻生活中真实的社会存在 ；二是求 ‘全’，生活的真实若不能说明社会全体的脉络和逻辑，自然就难说是‘社会’科学的。当然，所有的困惑也都从此诱惑中来，因为绝对的‘真’是求不到的， ‘全’也一样。人们常常连自己的‘我’都认识不清，何况对一个所谓全体的‘社会实在’呢？所以，社会科学家们只能在接近于‘真’和‘全’上面做文章。一个社会总要有‘真相’，并且这个‘真相’一定是对整个社会而言的，否则 每个人自说自话，学问便不存在了。”9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诸位研究人员怀着弘扬鄂尔多斯历史文化、说清鄂尔多斯发展路径、探索鄂尔多斯未来走向的 心愿，在文献库里海底捞针，在田园牧歌里走村串户，在工厂煤矿井上井下， 在座谈会上争鸣交锋，坚持在探索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 ；在交流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我，好像从未计较过他人喋喋不休地纠缠文字符号里的是“学问”，还是“学科”，更别说是“学术”之类的无谓讨论。
鄂尔多斯学生机勃勃存活这些年的实践告诉人们，地方学不仅因时代而立，因作为而兴，还因文化而强，这是地方学发展的生命逻辑。鄂尔多斯学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不仅是民族的，也是地区的，更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鄂尔多斯学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创新解决问题的办法中站稳脚跟、枝繁叶茂，走得更远、更高。
鄂尔多斯是中国北方民族长期生息繁衍的地方，又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要地。7 万年前，萨拉乌素人使用旧石器留下了不朽的“河套文化”；战国时期，秦昭襄王在鄂尔多斯东部（今准格尔旗）修建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长城；秦统一后修筑的南起云阳县甘泉山（今陕西省淳化县），北达九原郡（今包头市），全程 1800 里的“秦直道”，纵贯鄂尔多斯南北，著 名史学家司马迁曾沿着秦直道遍游鄂尔多斯，《史记》有翔实记载 ；匈奴冒顿单于在秦汉时期曾建立国家管辖过鄂尔多斯地区，并在杭锦旗阿门其日格阿鲁柴登埋下了惊世奇宝匈奴“金冠”；公元前 33 年（西汉竟宁元年），宫女王 嫱（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出塞后途经鄂尔多斯草原，汉元帝号昭君为“宁胡阏氏”，“胡汉和亲”成为千古佳话，今达拉特旗昭君镇的百姓仍年年祭拜黄河边上的昭君坟冢 ；魏晋南北朝时，在鄂尔多斯地区生存的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公元 407 年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了“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建都统万城，在今乌审旗巴图湾无定河对岸 ；公元 607 年（隋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古榆林（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同突厥首领启民可汗及所属各族各部酋长共 3.5 万人举行盛大宴会，同庆各族友好交往，后人将此次古榆林大会称为古代民族团结的盛会；公元 1205 年（南宋宁宗开禧元年） 至公元 1227 年（南宋理宗宝庆三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 5 次途经鄂尔多斯， 他盛赞过这里茂密的森林和美丽的草原，叹其为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孵化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并留有“我死后可葬之地”的夙愿 ；1227 年后，鄂尔多斯部就按照传统的祭奠日期和规模程序将祭祀成吉思汗的活动一代一代流传下来，而今，鄂尔多斯成为蒙古族传统礼仪保持最完整的一个地方 ；蒙古族曾有过辉煌历史，中外专家达成共识，认为研究蒙古史有三部史书必读，其中两部都是由鄂尔多斯人撰写的 ：一部是萨冈彻辰在 1662 年完成的《蒙古源流》，另一部是罗卜藏丹津（1649—1736） 完成的《黄金史》（《蒙古黄金史》）；16 世纪末，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族地区广泛传播，1613 年（明万历四十一年），鄂尔多斯部吉农博硕克图亲自主持建成了鄂尔多斯地区第一座喇嘛庙——王爱召 ；清代后期，移民垦殖使鄂尔多斯地区再次出现各民族交融的局面。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区位，孕育了韵味奇特、古朴典雅的民族文化，民间广泛流传的蒙汉调（蒙曲汉词）和蒙古族“古如歌”共同构成鄂尔多斯歌舞的海洋……从远古一路走来，人们不难看到，在鄂尔多斯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上，生活最长久和最稳定的是蒙古族，鄂尔多斯蒙古人由于承担着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和祭祀成吉思汗的神圣历史使命，成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最主要载体，也最忠实地继承了以成吉思汗文化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其内涵集中表现在“恪守信仰、敬天爱地、开放包容、坚韧不拔、团结一心”等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穷则思变优势、能源资源优势、民族团结优势、拼搏奋斗优势得到极致发挥，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民族团结故事传遍四面八方，文化交融开出绚烂之花，互助和谐结出文明城市之果，在新理念下毛乌素、库布其沙漠变绿。鄂尔多斯人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天时地利固然非常重要，但从根本上来说，真正推动绿富同兴局面的内在动力应当是鄂尔多斯人的文化精神，应当说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凝聚功能、传承功能、激励功能和创造功能得到极大释放的一种表现。
综上，从鄂尔多斯学创立、中兴到强盛，从鄂尔多斯由贫穷进入绿富同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地方学皆因时代而立，因作为而兴，因文化而强 ； 地方学强势则助力地方发展，地方学混乱则制约地方发展，地方学缺位则地方发展迟缓。反之，地方快速发展时亟需地方学提供理论支撑，地方发展迟滞时疏忽地方学的作用，地方发展停顿时地方学就会销声匿迹。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 “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 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 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 ；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 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0 注释：  1.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2. 陈育宁 ：《我与鄂尔多斯学》，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3—33 页。 3.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44 页。 4..杨勇 ：《努力开创地方学研究与实践的坚实阵地》，《地方学研究》第 2 辑，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年，第 70—71 页。 5.陈育宁 ：《我与鄂尔多斯学》，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8 页。 6.文军 ：《增强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自觉》，《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0 日。
7.奇·朝鲁 ：《鄂尔多期学与地方学（代序）》，陈育宁 ：《我与鄂尔多斯学》，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7 页。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38 页。
9 .渠敬东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 年第 1 期，第 1 页。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年，第 346—347 页。 作者：奇海林，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民族理论学会副理事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专家委员会主任，鄂尔多斯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鄂尔多斯市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此文写于 2019 年。 文章来源：奇海林 杨勇主编《地方学研究·第4辑》，学苑出版社，2021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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