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地方学研究的新视野、新境界

        最近，泉州学研究所向全国发出“东亚文化之都•泉州系列活动‘走向世界的地方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通知》中有个议题为“地方学研究的当代性与世界性”。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议题，它不仅开阔了地方学研究的新视野，而且开拓了地方学研究的新境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第一，研究地方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具有传承过去，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时间久远，空间宽泛，中华曾与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地域的各民族，不仅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创造了地域文化，而且通过相互交融，逐步创造了以研究地域文化为基础的地方学。地方学虽然要研究先人留下的传统文化（这种研究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这种研究绝不是为“厚古薄今”，而是为传承传统文化之魂，立足当代文化（先进文化）之实，面向未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势而研究。

        第二，研究地方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可以用某个地域的和谐发展，促进全国的 和谐发展，进而推动世界的合作发展、和平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全局由局部组成，整体由部分构成。同理，“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由世界各国的稳定和谐发展、合作共赢发展所组成，而各国的稳定和谐发展，又是由该国各地域的稳定和谐发展构成。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地方学通过研究地域的稳定和谐发展，就可以促进全国的稳定和谐发展，进而推动世界的稳定和谐发展、合作共赢发展。

        第三，研究地方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可以使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在与当代世界的优秀文化融合中得到更大发展、更大繁荣。历史上，中华民族在同各种侵略势力抗争中就铸成了热爱故土、精忠报国、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等精神；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就历练出勤劳勇敢、见义勇为、和睦友善、忠厚老实、诚实守信、守职敬业等品质；中华民族和人民自古以来就想往过上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生活；这些精神、品质和想往，既是每个人的道德标准，也是每个人的处事原则。中国共产党忠实地把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精辟地概括成“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要我们在地方学研究中遵循、坚持这个核心价值观，并积极吸收外国科学管理、先进技术、创新精神等优秀文化，就不仅能使地方文化大放光彩，而且能使地方学引世人瞩目。

        第四，研究地方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可以使我们在把握世界和中国发展趋势中，正确判断地区发展形势。唯物辩证法“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告诉我们，世界发展同中国发展相联系，中国发展又同中国各地发展分不开。可近两年来，有些媒体无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对鄂尔多斯发展的影响，仅凭房地产过剩、民间借贷断链、政府负债多，就断言“‘鄂尔多斯模式’消失了、不存在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既不客观，也不全面。因为，尽管上述问题存在并导致了经济增速减弱（由2009年的23%减到2013年的9.6%），但一方面，“模式”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而内容决定形式；另一方面，在2009年至2013年的五年中，鄂尔多斯的发展仍居自治区12个盟市的前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居第2、1、1、1、1位；财政总收入连续位居5个第1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居第3、2、2、2、2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居第3、3、2、3、3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由2009年至2011年的大于0.3至3个百分点，转变为2012年和2013年的小于0.4和3.1个百分点；另外，2013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06%；用于社保、医保、教育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占到财政总支出的65%。故“鄂尔多斯模式”仍然存在。

        第五，研究地方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可以使地方学更好地为重建陆地、海洋“丝路”服务。中华民族历来愿意同其他国家民族友好相处，并注重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在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就奉命带丝绸、茶叶等物资两次分别出使大月氏和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地，不仅加强了中原和西域的联系，而且促进了汉朝同中亚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这是我国古代建立的陆地“丝路”；明朝郑和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开始，七次（一说八次）带丝绸、瓷器等物资，率舰队下（通使）“西洋”，驶程远至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从而促进了明朝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古代建立的海上“丝路”。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为了推动中国同中亚各地、非洲各国的合作发展、和平发展，提出重建陆地、海上“丝路”，这既为地方学研究服务于两条“丝路”开辟了新的时、空，又为其走向世界搭建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