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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伊金霍洛的朋友，如果从东而来很少有不路过康巴什新区的，也很少有不通过乌兰木伦河二号桥的。二号桥交通繁忙，每天各色车辆载着忙碌的人们呼啸而过，川流不息。桥东是鄂尔多斯市政府所在地康巴什新区，一个完全在沙坡荒地上建起的新城，在32平方千米区域内充分体现地域特色、民族风貌、草原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各种现代建筑星罗棋布。桥西便是伊金霍洛旗政府所在地阿勒腾席热镇，人口密集，欣欣向荣，近年来通过各类旧城改造工程，已然旧貌换新颜，变成了一座全新的北疆小城，是去往成吉思汗陵的必经之地。但是过往二号桥行色匆匆的21世纪的现代人们，绝大多数可能不知道，就在自己的车轮下，有一条“时空隧道”——数万年前人类生活遗迹留存之地“乌兰木伦遗址”。 遗址位于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景观河二号桥东300米处。为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据北京大学实验室的报告，该遗址文化层光释光方法测年为距今6.5万年～5万年。这一遗址的发现是本地区及邻近区域自1922年“鄂尔多斯（河套）人”、萨拉乌苏遗址（距今14万年～7万年）及水洞沟遗址（距今4万年～2万年）发现以来的又一重大发现，填补了华北地区“萨拉乌苏文化”至“水洞沟文化”之间的一段空白，对东亚史前史和第四纪研究，以及全面揭示鄂尔多斯地区远古人类世界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2年1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因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被专家评选为“2011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遗址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2010年5月，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河景观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巨大的河床及两边土坡上满布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大型装载车辆轰鸣往来，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就在这个当口儿，当地一位古生物化石爱好者，蒙古族小伙子古日扎布在乌兰木伦河北岸景观道边的一个自然泉眼旁，发现十几件古生物化石，这一发现令他十分兴奋，直觉告诉他，这一地区应该还有更多类似的化石。他当即将化石送往鄂尔多斯博物馆，经专家确认，这里应是一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文物部门、地方政府随后对遗址采取了保护措施。鉴于发现的重要性，相关部门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组，对该遗址进行了综合考察。 遗址地层堆积厚度约10米，出土遗物的地层堆积厚度约5米。出土遗物包括大量动物化石、石器制品、骨制品和用火遗迹等。遗址所在地基岩为中生代红色风成砂岩，顶部为近现代风成沙堆积，遗物出土地层为河湖相三角洲沉积。据对遗址所在地及周边地质、地貌的综合考察初步确定，今乌兰木伦河流域曾经为古代湖泊，周边为绿洲，绿洲上植物丰茂、动物成群，围绕乌兰木伦古湖，有多条流经绿洲注入乌兰木伦古湖泊的河流，遗址所在地就是其中一条河流入湖处的三角洲地带。由于遗址的部分地层堆积中，不仅石制品、动物化石分布十分密集，而且保留有大量灰烬、木炭等用火遗迹，所发现的动物骨骼也都较为破碎，初步观察其破碎原因应与人类活动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都符合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生活场所特征，因此这里极可能就是当时古人类活动现场的原生堆积。 通过地面调查可知，如今遗址所在地往东和往西，还发现有数处相同的地貌结构和地层堆积，有些地方还发现了打制石片等人工制品，极有可能与这里一样，都是当时古人类活动场所或与之相关的遗址。 遗址文化层由河湖相沉积物构成，岩石地层学（包括粒度、矿物、磁化率等等）和出土的哺乳动物、软体动物化石的性质表明，生活在此的古人类处于一种比今天更加温暖和湿润的气候环境之中。那时，鄂尔多斯高原上河流纵横、湖泊众多，在河的两旁是广大的平原草地，一望无际绿色连天，河湖附近草木茂盛，苍莽葱茏。在草地树林之中有成群的披毛犀、野马、鹿类、水牛以及体态庞大的骆驼等草食类动物出没，为远古猎人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狩猎资源。 初步研究表明：遗址所在地与古人类活动相关的地层为呈灰绿色的河湖相堆积，与著名的萨拉乌苏组地层堆积相仿，其年代、自然环境等也应当大体相同。石制品形态、制作工艺等均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特征。已鉴定出的动物化石种类有田鼠、披毛犀、普氏野马（相似种）、巨副驼（相似种）、鄂尔多斯（河套）大角鹿、牛亚科（属种未定）等，均属于生活在中国北方晚更新世（距今14万年～7万年）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因此，该遗址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古人类活动遗址。 所发现的石制品及其原料以当地出产的各色石英岩为主（占90％以上），此外还有燧石、石英、砂岩、片麻岩、硅质岩等。石制品类型主要包括：石核、石片、各类工具以及断块与断片等。石核多为单台面石核，其次是多台面石核，双台面石核最少。石片台面具有修理痕迹，背面片疤数量较多，存在一定数量的有使用痕迹的石片。从目前出土的石制品来看，锤击法是剥片和工具修理的主要方法。石制品总体上为小型石片工业组合，未见以卵石或大型材料直接加工的大型工具。工具主要以石片毛坯打制，类型多样，除各类刮削器（凹刃、凹凸刃等）外，凹缺器、锯齿刃器十分突出。多见尖凸刃器（多为矛头）、端刮器、石锥、钻具、鸟喙状器和类型不同的琢背石刀。另有少量盘状器。不少工具呈现出一器多用的功能特点。一些工具和欧洲传统旧石器时代中期以至于晚期的特定类型相近，表明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可能存在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 所发现的动物化石相当破碎，常见的有牙齿、上下颌骨、肩胛骨、脊椎骨、上下肢骨、肋骨，等等。出现骨制刮削器、骨制尖状器和骨刀。那时的人类主要靠采摘果实、狩猎或捕捞获取食物，群居在山洞里或部分地群居在树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类等来维持生活。由前文可知，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较为熟练的加工石制工具，并有形状丰富的小型石器，遗址处发现较多碎成小块的动物骨骼，一些解剖学部位残留着明显的石器切割痕迹，应与使用石制工具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是当时人类打猎和肉食的证据。 乌兰木伦遗址出土遗物的内涵十分丰富，超出已知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类似文化遗址出土遗物的内容。乌兰木伦旧石器制品与本地区已经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更多的是自身的独有特征，应该是一种还不被学术界所了解的文化类型。乌兰木伦旧石器制品在技术与类型上同欧洲旧石器中期和晚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范例，可称之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火花”（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语）。乌兰木伦遗址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序列中最为缺乏的时段，也是人类由直立人向现代人（晚期智人）过渡的关键时段。因此，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很可能将填补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段空白。 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加强了萨拉乌苏遗址作为我国北方晚更新世河湖相地层标准剖面的地位。晚更新世是全球环境剧烈变化的一个时期，也是欧亚大陆北部早期人类频繁进行反复双向迁徙、交流、融合的一个时期。而体质上现代化的智人就是在这个跨大陆的双向迁徙浪潮中出现和形成的。因此，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和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一样，再一次证明鄂尔多斯草原是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舞台之一。在探索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领域，是探索远远早于“丝绸之路”“青铜之路”之前形成的“石器之路”最经典的地区之一。乌兰木伦遗址是继萨拉乌苏遗址（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水洞沟遗址（行政区划归宁夏管辖）发现以来，东亚史前史和第四纪硏究领域的又一重大发现。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鄂尔多斯市政府已初步规划就地建造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 原载：白明德主编，庄国瑞、陈静编著《大美伊金霍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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