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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人间，各种活动的基本媒介是语言。最初是肢体的，后来是声音的。到了近现代，进化为纸面的（平媒），磁带的、电子的。然而千变万变，离不开语言。只不过是在平叙、直白的语言文字之上，加了“艺术”二字，这就使得语言的力量扩大了百倍、万倍。我国隋唐朝代（远的，《诗经》、《楚辞》暂且不表），吟诗作赋成风，一首诗，半阙词，文字不多，表达的思想、意境胜过千言万语。唐代从皇帝到儒生，包括起义军首领，都会写诗，都有作品流传下来。那类读来朗朗上口，读后韵味悠长的好诗，至今饱受追捧。古诗讲求“根情、苗言、华声、实意”，再往高了说“炼字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贾岛那段“僧推夜下门”抑或“僧敲夜下门”引出的“推敲”典故，超越时间隧道，成为万古存续的汉语动词。诗歌艺术，真的如鲁迅所说，被唐人发挥到了极致，一字一词，一联一首，都满含着艺术的魅力，虽历经千年而不曾衰减。 我们所处的今天，早已不是“文章救国”的时代。这是因为，文字、文章充斥于我们身边，像阳光、空气一样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然而，语言艺术依然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面对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的不和谐声音和不合作态度，他以一个新兴大国首脑的政治智慧和个人魅力，提出“求同存异”，并宣示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快消除了各位国家首脑的顾虑，达成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还交了许多朋友，为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铺平了道路。这不是很好地印证了“一言兴邦”这句话吗？“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乾坤，邓小平只用“改革、开放、搞活”三个词就概括了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长篇讲话标题，也只有15个字。内涵丰富，谋虑深刻，情真意切，怎么解读都不过分。面对后冷战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老人家用包括“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28字箴言教导广大干部，等于为每个人上了一堂丰富而精彩的外交政治课。1989年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访华，小平同志以“结束过去，开创未来”为谈判基调，推动了中苏（中俄）关系正常化，体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宽广胸怀和跨世纪的战略眼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某年全国人代会发言人赵启正在记者会上讲过“国家修辞”的概念，倡导“讲好中国故事”。他说，话语权取决于国家综合力量。国家力量若不加以善用，则生硬有余，即使投入大量精力，也会事倍功半。像上世纪六十年代与苏共论战的“九评”，像“文革”时期的政治口号，当时似乎雄壮而豪迈，但实质空洞乏味，没有一点感人的力量。如今常说的“传播中国好声音”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翻版。同理，作为地方的施政方针、精神理念，也必须讲究语言艺术，紧密联系本地实际，反映人民群众的普遍诉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盟领导就提出“争名升位、走进前列”，表达了改变在全区处于后进状态的强烈渴望。进入新世纪，市委领导号召“超越自我，实现跨越，推进文明”，抒发了在“快车道”上奋进的雄心壮志。去年以来，又推出“内敛平和，诚信务实，兼容并蓄”的鄂尔多斯精神新版本，表明了稳中求进，不务虚名的心迹。这几段目标、方针、精神，文字都简要凝炼而又通俗易懂，又都在改革、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凝心聚力，引导推动的物质力量。 其实不只治国理政需要纯熟的语言艺术，在工厂、军营、农田、市场、校园甚至家庭中，一句话，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离不开它。语言艺术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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