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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从记事到失忆，大事小情，林林总总，恐怕忘却的要比留下得多。岁月的冲刷、新旧的更替、加上脑细胞的不断死亡和再生，使大脑的“内存”总处于存储和删除的状态。但有些事情，一经登录，便挥之不去。甚至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或激励、或警示；或欢乐、或郁闷；或对前行的坐标、或对自身的完善。都在潜移默化中伴随着你。我要讲的是我所亲历的和吴占东老先生之间的几件小事。
邀晚辈共餐
1975年冬，临近春节。我从呼市到了东胜。当时我在内蒙古师大读书。父亲因“文革”被下放准格尔劳动改造，举家迁往农村已近四年。寒假回家，本应从呼市乘车直达沙圪堵，但我还是绕道东胜，主要是想和“发小”们一会。说到“发小”，也颇耐人寻味。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50年代中期出生），没等念完小学就赶上了“大革命”，好不容易中学复课了，又赶上“备战备荒为人民”，相当多的时间是挖地道。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其他缘故，聚起了一帮“发小”。其中好几个，父母不是蹲牛棚，就是被下放。吴勇（吴占东同志次子，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也是其中之一。历史还不算亏待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生，除高中恢复招生一部分升学外，其余都给安排了工作，在当时确乎少有。我属于后者。工作三年后，又逢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我有幸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和发小短暂的聚会，淋漓酣畅，该回家了。一天上午，小勇突然告诉我中午去他家吃饭，并说父母亲都在。我问“还有谁？”说“就你一个。”我的心在打鼓。其时，吴占东同志已从“牛棚”复出，担任伊克昭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就是副盟长。一个校园学子将和一位地区高官共进午餐，我不知所措。我说“就别去了吧？”小勇说“已经准备了。”中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小勇来到了吴家。
那是两间平平常常的小屋。充其量也就四五十平方米。后来才知道，吴老因“文革”受冲击，被迫搬出盟委大院，复出后暂居在这个大杂院里。一进家门，吴盟长和夫人李洁珠女士已在家中等候。朝南的小炕上放着饭桌，丰盛的饭菜已摆放齐备，两位前辈招呼我坐下。吴盟长和夫人东西相向而坐，我和小勇坐在炕下的椅子上。吴盟长拿出一瓶西凤酒给我们斟上，和蔼地说：“不要紧张，就当是家里人，吃顿便饭。”简短的一句话，便使我紧张的心情缓解大半。席间，吴盟长不时地询问我在哪个学校？读什么专业？学习怎样？生活如何？我都如实以告。当得知我的父亲还在农村下放劳动时，他说“你父亲是一个善良率直的同志。”临走时，吴盟长深情地我说：“你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年代，应该学习的时候却被耽误了。你是幸运的，不管怎么说，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更多的像你一样的同龄人，包括小勇至少暂时还没有这种机会。要珍惜时间，打好基础。”话语间，那种爱怜、那种期望都跃然在那张慈祥而坚毅的脸庞。那一年，吴盟长也就四十五六岁。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诙谐地说：“你还行，竟敢与盟长推杯换盏。”
单车娶儿媳
转眼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那帮发小也相继进入婚娶阶段。1981年秋，吴占东同志的次子吴勇要结婚了，女方是绒毛厂的工人黄莎。祖籍河南，生长在东胜，父母都是普通职工。婚期确定，我们这帮哥们儿也开始帮着忙活。同时也在揣测吴家将以何种方式迎娶二儿媳（此时的吴占东同志已主政伊克昭盟行政公署）。因为毕竟改革开放了，生活质量也开始变化，何况还是大盟长家。还有，论新郎之帅、新娘之靓，都没的说。婚礼隆重些、体面些都在情理之中。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吴勇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吴家除了厨房忙忙呼呼，出出进进人比较多外，其他房间和平常没啥两样，只是多了烹煮烧炖的香味。院外也没有几辆车，倒是自行车比往常多了一些。次日上午，我又一次被盟长“召见”，并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交代任务时，吴盟长和夫人李洁珠都在，还有我和新郎官吴勇。“喜事要新办，一会儿你和小勇骑车去娶亲”，吴盟长对我说。话语简短且又不容商量。我一头雾水，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小勇的母亲，得到的回应是颔首示意。小勇也只是淡淡一笑。就这样，我和吴勇骑着自行车踏上了娶亲之路。与我不同的是小勇车子的后衣架上夹着一个小包袱。
那时候东胜并不大，从小勇家到新娘子家不到两公里。可能双方早有约定，女方家也很简便。前后个把小时，我就完成了娶亲任务。回来的路上仍然是两辆自行车，只是小勇的车子的后衣架，少了那个包袱，换成了新娘子黄莎。婚宴就在家中举行，每个房间都是雅间（那个年代大多如此）。客人不是很多，除了少量亲戚，我们就是主要宾客了。整个过程热烈而不铺张，欢乐而不落俗，特别从小勇双亲的脸上读得出那种特有的喜悦。
这是我平生参加的最为简朴的婚礼。没有车水马龙、没有前呼后拥、没有花团锦簇、更没有鞭炮轰鸣。但却充分体现了一个领导者自律和律他的严谨作风。我曾私下揣度当时的小勇和黄莎是否会对这样一个简朴的婚礼心存抱怨。好多年以后，我和小勇谈起他的父母，他说了很多。其中也讲到父母的婚姻。“父亲是牧人之子，少年时追求光明，和几个伙伴奔向延安，投身革命。后来，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认识了母亲，并结为伉俪。想必他们的婚礼更为简单。母亲是大家闺秀，父亲是蒙古汉子，文化背景情趣爱好大不相同。但他们几十年相濡以沫。即使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更显出爱的坚贞。有人曾问过母亲，你一个名门之后和一个当地人生活几十年，有过抱怨吗？母亲的回答是无怨无悔。爱是世间缩短时空、消除矛盾、增进友谊的千古秘方。”
为青年铺路
大概也是1981年的事。一天，县委副书记薛文彪和我有一次短的谈话。1977年我从内蒙古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东胜县委宣传部工作。当时，党政机关的大学生为数很少，本人虽属工农兵学员，在大院里也算是凤毛麟角。加之年少好学、思想活跃，很快博得了大家的好评。尤其是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使我时常感觉到有一种偏爱。薛文彪副书记是县委最年轻的副书记，当时也就四十出头。分管宣传和群众团体，和我们年轻人很合得来。加之人品、能力和水平出众，深得年轻人的拥戴。谈话是在不经意间进行的。“凤山，你的入党问题组织上已经在考虑，工作调动的事你先放一放。”我从未向组织提出工作调动的问题，一个县委副书记和一个小干事谈这么严肃的问题，我如坠五里雾中，竟语无伦次，不知如何应对书记的谈话。事后我反复思考，论工作很顺心，人际关系、工作环境都很好。唯一不理想的就是入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也不在我。当时入党的门槛很高很严，不仅有数量的限制，还有其他因素制约。具体到我，是因为部里的一个老干事因老人的一点小事搞不清楚，入党悬而不决。我资格浅一些，得等待。想法归想法，但从未因此影响到工作，更没有因此而有“跳槽”的意念。是不是再找领导说说原委，不要给留下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印象。
时隔不久，事情终于有了答案。原来，盟行署要选调部分工作人员，吴占东盟长点名调我到行署办公厅工作。并责成行署办副主任周振华和东胜县委主要领导谈话放人。结果是宋书岱书记婉言谢绝了行署办的要求，于是便出现了副书记和我谈话的那一幕。我也庆幸虽然有这么一档事，领导们并没有改变对我的看法，甚至对我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某些促进作用，不管怎么说，有人抢着要比没人要好得多呀！此后，因为工作和其他关系，我和吴家的接触稍多了一些，他们对我的了解也多了一些。当然这里面少不了吴勇在家里对我的介绍。许多年以后，李洁珠女士强扶病体，还向盟委举荐过我。我深信，这里绝无私情，更多的是对一个青年人的肯定和期望。
一位哲人说过，谁拥有了青年，谁就拥有了未来。从我和吴占东之间发生的这几件小事中，对这一点又有了更加深切的感悟。单独和一个晚辈共餐，有着对青年的爱怜，也有对下一代了解的愿望；为子女办一个简朴的婚礼，既是对自己的严律，更是对晚辈的要求；亲自过问一个年轻人的工作，更体现对青年的关爱和期望。我说这些绝无标榜自己之意，而是要说明青年人希望老一辈的关爱、呵护、激励和培养，更为可贵的是吴占东同志视发现和培养青年为己任的胸怀和境界，就一定意义而言，有了这种胸怀和境界，则青年幸甚、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吴占东同志英年早逝，距今已二十多年。但我和先生之间的这几件小事，却没有因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化。每每忆及还多有新的领悟。今天把它写出来，既作为对逝者的告慰，也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承担的责任。
作者：东胜工作多年，后调任伊克昭盟副盟长、盟委宣传部部长。再后任鄂尔多斯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现任鄂尔多斯市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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