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孝心 殷殷亲情——怀念大哥吴占东

        上世纪初，我们的家族居住在鄂托克前旗城川大场子。大哥吴占东1931年元月在那里出生。上世纪40年代初，我的祖父带领全家搬迁到现今城川镇呼和陶勒盖的哈日额日盖。1942年家里送大哥到现今乌审旗昌黄大队伊克乌素陈奋才的私塾读书。1945年春，在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关键时期，大哥去距我们哈日额日盖老家20华里的城川延安民族学院参加了革命，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
        1945年至1947年上半年，大哥还有机会回家看看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1947年后半年，由于胡宗南进攻延安，整个蒙陕宁革命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都在不停运动之中，大哥也随延安民族学院不断转移，建国之前再也没时间回家。此后，1949年在西北青年代表大会上，大哥被选为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之后从延安直接去了北京，参加完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后，组织又安排他到中央团校学习。在中央团校，大哥认识了大嫂李洁珠，1950年毕业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当时的伊克昭盟。1951年，大哥和大嫂下乡到城川，阔别家乡5年的大哥带着新婚的大嫂，建国后第一次回到老家。
        当时其他的细节都记忆不清了，但深刻地记得他们给爷爷奶奶和父母带回4个新被子，在我们家和周围邻居中产生了很大震动！那时我们在牧区，白天穿的衣服、晚上睡觉的被褥都以皮子为主，冬天毛朝里边，夏天毛在外边，少有的粗布衣服就是很华丽奢侈的服饰了。大哥大嫂给老人们带回来的崭新棉被，那鲜艳的花被面和雪白的白里子，老人们是摸了又摸，看了又看，赞叹那被面上的花是多么美丽惹人爱，说雪白的被里是怎样柔软暖人身。家里还来了不少亲戚和邻居，那四床花被子艳丽耀眼地摆放在炕上，每一位到来的亲戚和邻居都要去摸一摸，感受感受，一片唏嘘感叹之声。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的高兴真是无法形容，打心里向外地笑，全家上下欢乐融融。大哥给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讲述别离的思念，转战蒙陕宁的艰险困难，到延安参加西北青年代表大会的激昂热烈，进北京路途中的生死悬念，在北京中央团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兴奋以及思想信念的升华。我真的对大哥崇拜得五体投地了，感到他真是了不起。现在回想那时他才20岁，就懂得那样挚爱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他真是一个伟大的孝子。
        自那以后，大哥大嫂都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很长时间也难得回家看一看。1964年那年夏天雨下得很多，我们老家那三间老旧房子的后墙终于坚持不住而滑塌了，房顶也漏个不停，天气还是连阴不晴。当时母亲在东胜大哥家，我冒雨去城川给大哥打了电话，说了家中的情况，母亲得知消息非常着急，想要立刻赶回来。但那时的交通非常不方便，再加上阴雨连连，班车已经停运，大哥一面安慰母亲，一面想办法。后来大哥用了一个月的工资租了一辆小吉普车送母亲回到老家，他们到家时天气已经晴朗，大哥和我们一起和泥拓土坯，将老房子滑塌的后墙修补好了。我记得当时他上身穿背心，和我们快乐地干了一天的活，他那卷头发和浓密的胡子上都沾满了泥土。
        1965年春，大哥托人给家里带来他们多年攒下的900块钱，嘱咐我尽快筹划盖新房子，抓紧动工，争取入冬前能搬进新房。他的意思900块钱购买木料等关键材料，后续需要的钱他再设法筹措。我农忙假时就回到家里，抓紧开工盖房，到阴历9月底新房就落成入住了。我给大哥写信说房子已建好入住了，他回信表扬了我的责任心和孝心。
        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逐步开展并深入，我们没有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大哥的消息也很少，有时有战斗队的消息大呼大叫一通，让人难辨真假。到1968年，打倒“暴杨康李吴”的口号已经传遍全盟各地，我们的家乡呼和陶勒盖也不是净土，大队的造反派组织在小队斗争父亲，理由就是他儿子是走资派。性格刚烈的父亲受不了这凌辱，被批斗几次便卧病在炕了，身体极为虚弱，心情难过至极，对我们叨叨着，他怎么也想不通大儿子14岁投身革命，跟共产党走，参加过军事战斗，吃过很多苦，遭受很多磨难，去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怎么一下子成了走资派了？！父亲在伊盟革命斗争中与高平、王悦丰（蒙名阿拉宾巴雅尔）、田万生等老革命都很熟悉，经常出入东乌审国民党统治区，为我党我军传递情报，接送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怎么现在反被造反派批斗呢？每每伤心时，父亲老泪纵横，他嘱咐我们说，他如果扛不过这一次，死后就用白布袋装了下葬，并让我们一定转告大哥，他坚信当年送大哥去延安民族学院投身革命是对的，自己是清白的，没有扛不住胡说，没有给儿女们丢人。
        等这些消息传到东胜时，大哥已经没有自由了。大嫂在情急中拆了内藏200元钱的枕头，让吴杰带上乘班车送回老家。吴杰在珠和下了车一路打听，回到呼和陶勒盖老家，见到爷爷奶奶，说了大哥在东胜的处境，并拿出大嫂在家中最后的应急用钱交给了母亲。父亲和母亲当时放声大哭，叫着大哥的名字，并称赞他有眼力，找了一个有文化、有仁义、有孝心的好媳妇，在我们家最难熬的日子里拿出她最后一点钱，派大儿子专程送回来，这不就是救命救火的钱吗？真是苍天有眼，让我们娶到这样一个好儿媳妇啊！
  有了大嫂送来的救命钱，我们给父亲请了医生。经过打针吃药，加强营养，父亲坚强地挺了过来。他对我们说：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要等到能说理的日子到来。一定要让人们都知道，真实的事实是咋样的。要让那些说谎的人、颠倒黑白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接受社会舆论的唾骂，让那些人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还要等我的大儿子回来，他14岁就跟上共产党了，一直忠于党，舍出命地为党工作，共产党会实事求是地还他清白的！
        父亲的话终于应验了，大哥先是获准可以去医院看病，后来可以回家吃饭，住在家里。到1969年底，大哥获准外出去天津看病。经过很多曲折，1972年9月大哥在内蒙古医院做一个大手术。手术前的情势非常危险，他因血小板减少，导致脑内微出血，几天内抽风多次。家人和陪他看病的老同志、老朋友都焦虑万分。最后由他的老战友、老朋友云照光主持下讨论，形成坚决做手术的决定。手术由当时内蒙古著名外科专家金久斗大夫主刀，他和医务人员制定了几套应急方案，很快就给大哥做了手术。手术后8小时大哥血小板上升接近正常，并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喜极而泣，非常疲劳虚弱的大嫂捂着嘴，泪流满面。大哥终于从死亡线上回来了！
  1973年上半年，内蒙古医院建议大哥去北京做进一步检查治疗。大哥到北京后，经检查治疗，身体健康状况恢复很好。6月初他给我写信，让把父亲母亲送到东胜，他再安排大嫂接父亲母亲去北京。那时父母已年过70岁，父亲正患白内障，视力不好，但我知道，这是大哥的一个夙愿，也是父亲母亲的心愿。记得1951年大哥和大嫂第一次回家时，说到北京的金碧辉煌，商贸的繁荣，人群的密集，风俗的多样。父亲母亲惊诧、仰慕之余提出将来让大哥大嫂能带他们去北京看看。当时大哥大嫂他们一口答应，一定带他们去北京看看。
        父亲母亲到了北京后，大哥大嫂陪父亲母亲看了天安门并拍照留影。去了大栅栏，游了颐和园，进全聚德吃烤鸭。庄严的首都，熙熙攘攘的人流，让父亲母亲大开眼界，每一处地方都感慨不断。但是他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家乡最好，北京可以去看看，但不能住在那里。那次大哥给父亲安排做了白内障手术，手术前后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父亲母亲待不住，想家想得很厉害，想喝砖茶，想喝羊肉汤，有时到了不能忍耐一会儿的程度，吵着闹着要赶快回家。大哥大嫂不停地解释、安慰。大嫂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一块小砖茶，回到那小旅店找服务员说了不少好话，才获准使用他们的火炉熬茶。后来发现把砖茶茶叶直接倒到暖水瓶里放点盐，到锅炉房接上开水，泡上一段时间也很好喝，从此解决了父亲母亲在北京喝砖茶的问题。大哥听说伊盟有些人来北京看病带了干羊肉，便想方设法找到他们弄了点，去大嫂的中学同学家给父亲母亲熬羊肉汤。他们北京人不习惯羊肉汤的味道，但看到大哥大嫂给父母做家乡羊肉汤的辛苦和孝心，他们感动了，他们躲到屋子外面去，成全了大哥大嫂的孝心。
        那次父母在北京足足住了两个多月。大哥大嫂在这两个多月里，一直陪同他们看北京城的著名风景和古都风貌，去医院看病为父母陪床。那是自1947年后大哥和父母一起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大哥大嫂还陪同他们去北京新北大照相馆照了相。父母在前排坐着，大哥大嫂站在后排，父亲母亲的安详满足，心中的喜悦全部展现在那张照片上。
        1984年6月，84岁的父亲偶染风寒，身体不适，找大夫看了，服药打针十几天不见好转。那时大哥病重在北京住院治疗，我们没有告诉父亲大哥病重的消息。但他好像有心灵感应，一天午后他一再问我大哥怎么样了，两眼久久地凝望着窗外，满脸的若有所思，口中呢喃着大哥大嫂的平安，我随口和他应答着去厨房给他倒茶去了。返回来时，父亲已经平静安详地躺在炕上如同睡着一般。父亲就这样平静安详地去世了。
        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们通知了大嫂，当时大哥病情很严重，正在北京住院治疗，大嫂只有瞒着他，她让在东胜的吴杰回老家替他们奔丧，正遇上了连阴雨天，吴杰在爷爷出殡的头天夜里，满身泥水往老家赶，因为道路不通车，他弃车步行几十里赶回来参加爷爷的葬礼，完成了大嫂的托付。
        大哥大嫂因积劳成疾，都在50多岁先后于1987年和1990年即英年早逝。他们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但他们诚实做人、踏实做事、甘于奉献、善待众生的精神都传承给了他们的三个儿子。孩子们都勤勤恳恳地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几十年努力工作、自食其力，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孝敬长辈，关爱亲戚，家庭和睦。九泉之下的大哥大嫂一定能够看到这一切的。

        作者：吴占东的二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