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篇谈到文字风格，说那是为文者追求的水准和境界。文字风格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大背景和作者的主观意念。人类、历史，只接受那些真、善、美的东西。与此相反，假的、恶的、丑的，总是处在被鄙视、被淘汰的境地。有人说，文学是人学；还有人说，文学是美学。对于每个正常人来说，美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与向往。语言、文字都是自然的、客观的，无所谓美与丑。一写成文章，便有了气味和色彩，便能够引发人们的喜怒爱恶。当然，你不能要求作者必须“歌德”，必须报喜，但也绝不能容纳虚假，赞颂丑恶、诲淫诲盗。喜剧是让世上美好的事物与感情搭上高速列车，风行全球。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掉，从而打动人心，其动机仍然是爱美、护美、向美，因此可以说，二者都基于善良的本性，都为了温暖和抚慰人类的心灵。从古至今，这两大类作家和作品并行不悖，共同丰富着人类知识的宝库。 本文所要谈论和倡导的，是语言与文字的纯洁、省净、晓畅，而反对的是横棱两可，拖泥带水，无病呻吟，弄虚作假。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作文都达到古今范文的水准，说话都赶上出口成章的演说家，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能遇到文字赘疣，语言垃圾。各类公文，也称为官书，从前标题必须是“为……由”陈词滥词，让人厌烦。后来改革了，又都是“关于……的指示”（或请示、报告、通知、公函、意见、建议等）。不仅文字古板，而且八股味很浓。最可笑的是，时常见到“多层次通知”，一级一级下达，中央、省区、地市、县市，最后基层收到的是“关于转发《关于……问题几点意见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简直让人捧腹。做报告、搞规划，写总结，从原理、思想、理论到重要思想，发展观，一个都不能少。如此下去，将来“过门”会长于歌曲，序言的篇幅将远大于正文，那还会有工作效率吗？“文革”时期，人们喜欢用“最”、“极”、“斗”这类字眼。批走资派、动辄引用“撅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这联古诗，用多了、用滥了，听的人便觉得被批者并不那么“恶”和“罪”了。一位老师于课堂上不慎，脱口说出“他妈的！”，这可倒好，学生们立马学会了，同学之间、回家在老人面前，“他妈的”不离口。某强势部门的官员偶尔自称“爷们”，下属纷纷效法，外界视为衙门，敬而远之。电视剧里，东北王张作霖一口一个“他妈拉个巴子！”，看似威风八面，实则是胸无点墨的草莽英雄。脏话詈语，是权势炙人者和猥琐小人共同的恶习；再引申来看，对任何层次的人，都是自降人格，是掉价和自取其辱。从前有些革命者，为显示自己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故意在说话、写文章时引用一些粗俗、不雅的语言和词汇，那实实在在是一种扭曲和自虐。 模棱两可的事客观存在，模糊不清的语言难以避免。不是不能用，而是要少用，除了认不清、拿不准、判不明的，尽可能使用准确鲜明的语言。从前有个知县尸位素餐，明哲保身。每句话前面都得加个“也许”，一次上峰前去检查工作，知县大人汇报本县情况时，话不过几十句，用的“也许”却超过一百次。上峰听得一头雾水，末了只说了一句：“你也许是个知县”。回去之后，不久就把那个知县革职了。好事者把“两可”的用词编成个顺口溜，挺有意思的—— 也许可能据猜测 八成大概我约摸 估计抑或贴点边 依稀仿佛差不多
文章拮据聱牙，说话拖沓啰嗦，是最倒胃口的。笔者听过一位领导做报告，一连讲了好几个“说”：“所以说，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总的来说……”他还没有“说”完。汉语也真丰富，还能举出好多：简单地说、通俗地说、概括地说、武断地说，不客气地说……其实用一个也就够了。联系如今有些人说话，“我觉得”不离嘴，“然后”连成串。甚至说“之前”也用“然后”，谈“别人感到”也用“我觉得”。大概是受了港台腔的影响，有人说是为了“赶时髦”，那有什么时髦呢？直观看去，那分明就是田里的杂草，水面的泡沫，身体上的息肉。对不起，我丝毫没有讽刺这些同胞的意思，但我也盼望他们（她们）尽可能少用“然后”、“我觉得”。如果是电台、电视台的主播、那样滥用，早就叫打发了；倘若是机关、企业的一般员工，也肯定被认为“表达能力欠缺”；在市面、人堆之中，就任你重复、啰嗦吧，不过时间长了，可能身边只剩下耳聋的老者和听不懂话的婴儿。 我们希望生活的空间天蓝、树绿、水清、草美；同样，我们期求语言环境洁净、有序、优美、怡人。毒病要割除、垃圾须扫荡，人人出力，创造一个清新明丽的天地人间。 |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