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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又称为格调。用到文字、文章上，也可理解为遣词造句、走笔行文的习惯和趋向。一般说来，文字风格与使用者的性格、经历、境遇、追求紧密关联。多数情况下，文字风格只能靠读者去感悟，或者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硬要以语言去总结概括，也肯定是千人百样，即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文人，毕生坚守着一种风格，从不改变；而另有一些雅士，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其文字风格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除了对作者、作家的风格进行鉴别、归类之外，还可以对其某一种类文字甚至某一篇什做出界定和评价。 我国最早的文学产品《诗经》，产生于民间，相信成书之前也经过了文人的整理和修饰，可以说千锤百炼、雅俗共赏，言辞优美，意境高远。屈原的《离骚》，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既有壮志难伸的郁闷，又有如梦如幻的浪漫情怀。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座山峰。“三李”之一的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的作品被赞誉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他被尊为“诗圣”的主因，还是凭借“三吏”、“三别”中表露的亲民意识，即郭沫若题写的“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疏离了民众，像五代时期那类看去清丽的骈文，只能是上层人士的文字游戏，花花哨哨、飘飘忽忽、绝少传承价值。后来的《西厢记》、四大名著，以反映知识分子、各阶层民众生活为主线，因而得以流传后世，起到了认识社会、推动进步的作用。《红楼梦》的价值更是不可低估，由之催生了“红学”，关于其作品风格的论述，多如牛毛，然而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公认的表述，仍将长期处于“进行时”。 毛泽东的政治、军事、理论文章，收入《毛选》的上百万字的作品，处处体现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为指导各个时期的革 命斗争，调动亿万民众投身革命洪流，在总体立意、气势、架构上高屋建瓴、标新立异、志存高远的同时，又无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极易为广大工农兵所接受。他的诗词作品则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显示了伟大战略家、文学家的放浪形骇，挥洒自如，傲视群雄。所有的人，包括国内外的敌人，都对他的诗词敬佩而又折服。鲁迅短暂的一生留下六百万字的作品,小说、散文、杂文、诗歌、评论、书信都有，是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文学记录，有着极强的认识价值和战斗力，从20世纪初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因为政见不同，对他恨之入骨的论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小说是亘古未有的佳作。不少人诟病他的古板、孤僻、倔强、冷峻，认为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其政治取向是偏左的（即“左倾”），但评价一个作家、文学家，主要依据还是他留下的作品。作为新中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鲁迅的好友茅盾先生概括鲁迅的文字风格，只用了六个字：洗炼、峭拔、幽默。应当说是很准确和中肯的。在“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的七言诗里，鲁迅写下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千古名句，恰好道明了他的人生观。他在回敬那些自命不凡的无聊文人时写道：“蛆虫不消说是不干净的，但它们从来没有自命清高”，令那群站在人民事业对立面的所谓精英们无地自容。他还写道：“与名流学者谈，最好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懂了被厌恶，太不懂了被看轻。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相宜”读后让人忍俊不禁。 老舍是满族文人，曾被诺贝尔文学奖列为候选人。他的《骆驼祥子》、《茶馆》等著作堪称经典。不仅闪烁着人性光辉，而且细腻、唯美、精巧，是研究晚清、民国时期京城社会的必读书籍。中国现代文学史将老舍列为“前五”（即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他是当之无愧的。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他从解放区、抗日根据地走上新中国文坛，是最接地气、最了解我国农民心声与诉求的文学家。读他的作品，如同在乡间小路上漫步，与农民促膝谈心，自然、朴实、沧桑，深远。那些年写农村、农民的作品不少，但都难望赵树理的项背。 文字风格鲜有事先设计，有意经营而成的。多数像江河流水，于自然而然之中逐渐形成。对于后来的读者和作者，则有了一定的主动性：你可以选择适合个人口味的作品来阅读和欣赏，进而可以采用这种风格去创作。当然，个人的喜好要尽可能同民族艺术的大业、时代的节拍相契合。如今“舆论一律”、“固定模式”早已被打破，你可以任意驰骋文思、潜心写作，“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名家有言：炼字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从事文字生涯，风格是个不可回避的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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