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牵挂——我与鄂尔多斯研究

 

（一）

        2004年春天，一个晴朗却还透着寒意的日子，我陪同日本学者前往鄂尔多斯市参观成吉思汗陵和正在建设的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专程从东胜赶来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朝鲁同志把刚刚出版的《我与鄂尔多斯》（卷一）递到了我的手中，并且又一次嘱咐我，一定要我把在鄂尔多斯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这也是一些老同志的要求。我又一次随口答应着，但却不知何时才能付诸行动。

        这一晚，我住在旅游区新建的宾馆里，信手翻着这本书，渐渐地我被它吸引了。《我与鄂尔多斯》（卷一）主要收集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伊克昭盟（后改为鄂尔多斯市）的历任领导的亲历叙述。我挑选我所熟悉的老领导写的回忆文章一篇一篇地读着，不知不觉竟然一直读到深夜而毫无倦意。那些亲身的经历，那些真情的流露，直搅得我思绪翻腾，不能自抑。

        我在想，为什么鄂尔多斯有着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她使得自己土生土长的儿女，也使得外来的游子，在这里忍受着艰辛，却长久无怨地付出，苦苦地恋着这片土地，倾注了深深的情意？这是一座金山吗？不是，贫穷曾是这片土地最大的特征；这是一处优美的田园吗？不是，荒凉和沙漠曾是这片土地最大的威胁。

        那究竟是为什么？我掩卷而思。《我与鄂尔多斯》（卷一）那些活生生的事迹和感受，似乎在诠释着一个基本事实：自古以来，众多的民族和南来北往的人们，为了寻求自己生存的地方，祖祖辈辈密切交往和合作，开发了鄂尔多斯地区，在共同的艰辛奋斗中逐渐形成了纯朴而真诚、重感情而轻利益的民族关系和人际关系，说到底是一个“情”字，构成了巨大的凝聚人心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把人们紧紧地连在一起，鼓励着人们去为之奉献，为之牺牲，这种精神传至一代又一代，形成一种强大的传统。

        几十年来，我进入鄂尔多斯，又离开了她，却永远留恋着她，成了一生不能割舍的牵挂，不正是经历了这样的人生体验吗？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鄂尔多斯在我心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几乎隔一、二年总要踏上这块土地，去感受一番似是故土的乡情；我收藏着许多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和漫瀚调的磁带，隔一段时间总要在那让人心荡不已的歌声中陶醉一番；我依然保留着当年喝奶茶、吃炒米、吃手扒肉的习惯，连我的妻子、同我一道在鄂尔多斯生活过的一位地道的上海人，至今也没有放弃这个习惯；而我的那些鄂尔多斯的笃厚可亲的朋友们，只要有机会，还要找上我的家门，毫不客气地打开酒柜，像当年一样边唱边饮地在一起“红火红火”……我无论走到哪里，我的生活，已经与鄂尔多斯不能分离。我还体味到，鄂尔多斯不仅有纯朴真诚的人情，还有那种最能表达这种感情的形式。当撼动人心的鄂尔多斯敬酒歌唱起的时候，当朋友把斟满美酒的银碗和哈达高高举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杂念和虚伪会得到净化，豪迈和真情会充满心中。

        想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了一股冲动。“我与鄂尔多斯”也是我以往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有那么多刻骨铭心的经历，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往事，有那么多难得的朋友，从青年时代到双鬓染霜而情真不移……我完全应该答应朝鲁同志的要求，把它写下来，而且即刻就想动笔。

        可是真要动笔，又不知从何写起。

        我继续翻阅着《我与鄂尔多斯》（卷一），渐渐从中得到一些启示。那些在鄂尔多斯战斗了一辈子的老领导，他们是从自己丰富多彩甚至是传奇的经历中，撷取了一、两件最为重要也最为珍贵的事情和记忆，留下了自己切身的叙述。由于他们当时身处领导岗位，他们的重要经历往往是和这个地区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成为当时乃至以后有影响的史实，也成为这个地区历史进程中宝贵的财富，是值得记载和流传的。我在鄂尔多斯度过的那段青年时代，和当时在基层工作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从事着具体的工作，过着平凡的日子。但值得我无愧于鄂尔多斯的是，我曾致力于对这块古老土地深厚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能够将所取得的一点成果回报鄂尔多斯，是我的莫大欣慰，这大概也是至今鄂尔多斯的许多新老朋友一直惦记我的原因吧。

        那就写一写我与鄂尔多斯研究。

（二）

        1968年不平静的夏季，在一片大喇叭鼓噪着对“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大大小小公民们”的训斥声中，我离別了生活六年的美丽而无情的北大校园，被发配到内蒙古西部边疆极其艰苦的乌梁素海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初，劳动结束，被分配到当时内蒙古最贫困和艰苦的伊克昭盟，又被分配到当时大学生不愿去的遥远的鄂托克旗。在鄂托克旗，先是当了一年公社中学的老师，之后被调到旗革委会政宣组（后改为旗委宣传部），一呆就是十年，直到1980年调离。这十年中，先是失落、迷茫，后来渐渐安下心来，竟然动员我新婚的妻子，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汤晓芳，放弃了已经分配回到她的家乡上海工作的机会，毅然决然地来到鄂尔多斯和我共患难。这十年中，出于学习历史专业的偏爱，我对“鄂尔多斯”这个好听又上口的名字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少年时看过电影《鄂尔多斯风暴》和《鄂尔多斯舞》，对“鄂尔多斯”留下了深刻又神秘的印象，如今置身其地，一定要弄个明白。我到档案馆、文化馆查阅资料，向当地的蒙古族同志询问了解，但所得甚少，当时的环境仍然使文化处于禁锢之中，这越发勾起了我的欲望。

        记得1979年，当时我任鄂托克旗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已经开始松动的政治气候下，和伊盟盟委宣传部、内蒙古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及鄂旗乌兰牧骑密切配合，以我和热西、曹纳木、宝锁共同写成的“鄂尔多斯婚礼”访问调查材料为脚本，在査布公社哈达图大队实地拍摄了一部专题片《鄂尔多斯婚礼》。这是“文革”之后冲破禁锢第一次将代表鄂尔多斯蒙古民族文化的“鄂尔多斯婚礼”拍成的电视片，她的内容及拍摄行动本身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以鄂尔多斯婚礼为题材的各种文艺形式接踵出现，我也从中体验到，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竟有如此大的魅力。但我要从事历史文化的调查和研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找不到资料，找不到可以请教的专家，我只有等待着机会。

        1980年初，依然寒冷的季节却不断传来春的信息。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科研机构在恢复重建，“老九不能走”成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表示庆幸的语言。没有想到，这些消息突然有一天和远在偏僻牧区的我们夫妇二人联在了一起。刚刚建立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人事处长万贵华同志，依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亲自到伊盟来商调我们夫妇二人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从事专业工作。万贵华同志是曾任伊盟盟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振华同志的夫人，她有这一层特殊的关系，伊盟和鄂旗的领导便不再好拒绝，于是，我和汤晓芳便于当年调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我离开鄂尔多斯的时候，心中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反而不时地陷入一种离别的惆怅，还有一种放不下的牵挂，那就是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探究。不过，新的环境很快使我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我抓紧一切机会，收集鄂尔多斯的各种资料，向老专家请教，不停地整理、研究、撰写。特别使我感到兴奋的是，积累的资料越来越多，陆续见到了一些难得的资料，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发展线索和整体面貌越来越清晰。

        我要特别感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老三所”（即内蒙古社科院的前身，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蒙古历史、蒙古文学、蒙古语言研究所）图书馆，我在书库里翻来覆去地寻找，甚至把堆在墙角尘封多年的故纸堆也翻了个遍。比如20世纪初连篇累牍发表在《地学杂志》上关于成陵所在地问题的所有争辩文章，1939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关于迁移成陵的所有电文档案抄件，北洋政府关于伊盟垦务的调査报告（手抄本），1948年的伊盟概况（手抄本），1959-1960年对伊盟各旗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原始记录材料及各种油印的历史资料等等这些难以寻找的资料，都是在这里发现的。当时书库的管理员是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王龙耿先生，他给予了我很多指点。还有与内蒙古社科院一路之隔的内蒙古大学，丰富的馆藏和资料往往使我因有新的发现而激动不已。曾长期致力于鄂尔多斯蒙古历史、语言、文学研究的比利时神甫阿莫斯太（汉名田清波）在20世纪30年代北京辅仁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如《鄂尔多斯志》等，我就是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找到并请该校外语系精通法语的米济生先生翻译的。除此之外，我还剪贴、复印和抄录有关鄂尔多斯历史文化资料大约不少于百万字。

        那时，我真是完全沉浸在鄂尔多斯的历史天地中。长期的渴望和思考得以满足、得以释放，在20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我连续不断地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和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历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资深记者石云子同志于1986年写的一篇题为“从高原来，到高原去——访年轻的蒙古史学者陈育宁”的专稿中这样写道：在塞外高原风风雨雨的十二年里，这位怀有抱负的青年虽感叹所学非所用，但不甘蹉跎岁月。他与当地蒙古族、汉族基层干部、农牧民同甘共苦、交往密切，注意从高原生活激流中撷取知识，汲收养料。由于所学历史专业惯性的驱使吧，他和当地人事接触之中，特别注重了解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况。从群众的谈论中，从史书的记载中，他逐步加深了对这个古老高原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鄂尔多斯，是中国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我国北方历史舞台上出现过的一些著名游牧民族，几乎无一不在这块高原留下了足迹。游牧民族驰骋的草原同中原内地紧密联结，交往频繁，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鄂尔多斯文化。

        关于我们当时的生活情景，石云子同志又写道：笔者结识陈育宁时，正当他全家从鄂尔多斯迁入青城呼和浩特。当时他三十五岁，风华正茂，人们叫他“小陈”。小陈和他曾是同班同学的妻子小汤都被安排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专业对口，归队了。小两口勤奋治学，刻苦钻研，在祖国科学文化的春天里，施展才华，开花结果。利用星期例假，我多次走访社科院宿舍楼，常见这一对学术伴侣，一人一张书桌，静悄悄地埋首案前，或翻阅史书，或挥笔疾书。

（三）

        鄂尔多斯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是最早人类活动的地方。此后北方出现的各个民族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活动舞台，留下了他们创造文明的足迹。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多民族国家，鄂尔多斯地区就是这个统一国家最早的组成部分，以后的历朝历代，这里的人类历史活动从未中断，许多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都与鄂尔多斯地区有关。但许多零散的资料并未串连起来，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把这个地区的历史线索连贯起来。于是，我所着手的第一个大的题目就是想把这个地区从古到今的历史脉络勾勒出来。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鄂尔多斯报》上连载“鄂尔多斯史话”，较系统地描述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

        《鄂尔多斯史话》的连载发表，引起了一位老人的注意，他就是当时任伊克昭盟政协副主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的奇忠义先生。奇忠义先生是成吉思汗第三十四代孙，1949年春继任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札萨克多罗郡王，同年9月投诚起义，参加到革命队伍行列。布赫副委员长对他“由封建王公真正转变为一名人民公仆”，并且“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主持了挖掘整理鄂尔多斯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奇忠义先生亲自到呼市与我联系，建议充实《史话》。1982年底，他将修改充实的《鄂尔多斯史话》约10万字刊印在《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一册上。1986年，在他的提议和支持下，由伊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将我撰写的若干篇关于鄂尔多斯历史的研究论文汇编起来，以《鄂尔多斯史论集》为名内部印行。在当时鄂尔多斯历史研究起步之初、成果不多的情况下，为了引起大家对我写的论文的重视，他亲自到呼市，约我去见原伊盟盟委书记、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千奋勇同志，恳请老领导为我的这本论文集作序。千书记欣然同意。奇忠义先生的热心和执着，令我十分感动。

        接着，我又抓住几个对鄂尔多斯地区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专题，收集资料，排比考证，深入思考，完成了若干篇有分量的论文，如：

        《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1983年），对历史上蒙古帝王葬地和祭祀分离的习俗以及各种古籍对成吉思汗葬地的记载作了详细考证，此后又根据唯一收集到的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电文资料对抗日战争时期迁移成陵作了叙述。这些文章在以后若干年还被介绍给外国友人和媒体作为了解这一历史史实的依据。

        《从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看民族关系》（1985年），这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论文，所表达的主要观点：一是民族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关系，二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是相互往来，相互依存。这个观点成为我以后主编完成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专著的基础。

        《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与发展述论》（1986年），这是发表在当时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一篇长篇论文。这篇论文从收集资料、构思到撰写用了一年时间，在北京专家和编辑的帮助指导下又修改了一年，终于从一篇资料排列的历史叙述文章提高为一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有说服力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后，又被全文译成英文，在该刊的对外英文版上发表。在构思这篇文章的很长时间里，我脑中浮现的是“文革”后期号召所谓“牧民不吃亏心粮”而迫使牧区以“建设饲草料基地”为名去开垦草原、以打下的少量粮食敲锣打鼓送公粮的情景；是曾经从鄂托克旗玛拉迪徒步艰苦穿越大片明沙抵达尔格图的情景；是拄着树枝翻过今鄂托克前旗境内二道川那两道高高的沙梁的情景；是从鄂托克旗乌兰镇乘长途车至东胜途中看到库布其沙漠与毛乌素沙地在杭锦旗独贵加汉已经相连接的情景；是在鄂托克旗抗旱办公室不断写旱情和沙化报告的无奈情景；是宁夏农民在内蒙古交界的草场砍伐甘草而与内蒙牧民发生冲突导致流血的情景……这一切都成了我必须搞清楚沙漠成因及其防治问题的动力。1985年春，当我基本完稿，奇忠义先生正好邀请我到伊盟讲课，我便首先在伊盟的干部中从历史的演变大讲了一番沙漠化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前面提到的新华社记者石云子同志在他的报道中也提到了这次演讲，他写道：他就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与发展所作的学术报告，引起了高原人们的轰动。在座无虚席的党校礼堂里，从地区领导到各旗县干部，数百人洗耳恭听。大地沙漠化是阻碍边疆繁荣昌盛的大敌。长期以来，鄂尔多斯人眼看大自然生态失去平衡，草场沙化，耕地沙化，十分苦恼，很想弄清沙漠化的原因，寻求治理的方法。他以众多的史籍记载为依据，论述了鄂尔多斯逐步沙漠化的历史过程，分析沙漠化的内在、外在原因，总结出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出的情况和问题，使许多人为之沉思，议论纷纷。一些土生土长的蒙古族、汉族干部说，我们都是伊盟人，过去对本地历史若明若暗，不了解自然生态演变，干了不少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听了报告才明白，发展生产建设要重视环境保护，只有把近几年种树种草治理沙漠的事业更加自觉地坚持下去，使生态环境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变，鄂尔多斯地区才能逐步实现经济富裕、科学发达、文化昌明。

        后来，我参加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集体编写的《蒙古族通史》，承担了近代部分，于是又完成了一组关于近代鄂尔多斯地区“独贵龙”运动、反洋教、“新政”及“移民实边”等专题的论文。和我爱人汤晓芳合作，依据文献和调查材料，完成了一组关于鄂尔多斯蒙古族民俗及祭祀文化的论文。

        20世纪70年代我在鄂尔多斯基层工作了十年，80年代又在科研机构从事了十年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面貌已经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和思考，这个时候，在我出版的学术著作中，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了主要的组成部分。

        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著名编辑家戴文葆先生推荐，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后改为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戴文葆先生在写给香港《大公报》（1991年9月2日）的评介文章中说：晓芳本可回到户口精贵的沪渎，她却冒着扑面的风沙，来到荒凉的鄂尔多斯与育宁共命运，青春红颜，一住十年。那里太阳晒不干衣裳，鄂尔多斯的山山水水养育了贤伉俪。他们跨越了“红海洋”，承受了严峻的“再教育”，在策马奔波工作之余，他们翻阅文献，踏勘地理，调查风土人情，思索万古愁题，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他们携手走进科研机关大门以后，这些切身的直感，理性的思考，终于化为若干篇学术论文。字字看来是汗水，十年辛苦不寻常。

        那时候，出版著作已经开始收取费用了，出版社虽然只提出收取2000元的出版补贴，但当时对我来讲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件事被我的蒙古族朋友、时任鄂托克前旗旗长的青才同志得知，他专程赶到银川，给我送来2000元。每当我翻阅这本书的时候，青才同志说的那句“你为我们出书，我们不帮谁帮”的话总是萦绕在耳际。

        1991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汤晓芳的论文集《北方民族史论丛》，启功先生题写了书名。这本论文集中收录了我二人的一组研究鄂尔多斯历史的论文。研究蒙元史的著名专家邱树森教授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说：

        育宁、晓芳伉俪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他们风华正茂，准备走上工作岗位之际，“史无前例”的“文革”发动了。他们在辽阔的鄂尔多斯整整呆了10年。岁月艰难，却未蹉跎。勤劳、勇敢的蒙古族牧民，鄂尔多斯的山山水水，引起了他们对蒙古族历史的浓厚兴趣。工作之余，他们调查风情，考察地理，研究文献，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论丛》中的一组有关鄂尔多斯的论文那么自如地说古道今，如果没有对鄂尔多斯的深厚感情和生活体验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

        我和晓芳是1987年调至宁夏工作的。在宁夏的研究工作又开辟了新的领域，但依然没有放弃对鄂尔多斯的研究。1993年在我和汤晓芳出版的又一本论文集《塞上问史录》中，还是收进了一组新的有关鄂尔多斯的论文。文史评论家高嵩先生为该书写的“序”中特意提到了这一点： 

        大概不少的学者跟演员一样，有自己的保留节目。陈、汤两位先生的保留节目是什么呢？是鄂尔多斯蒙古史。我知道，在鄂尔多斯这块土地上，他们贡献了美好的青春年华。他们曾经为了专题考察形影相随到处奔波，如同飘闪在无边漠野上的两粒火花……人们自然不难意识到，他们对这个地区蒙古史的研究之所以既能够扪骨及髓又能够轻采毛发，是因为他们曾经向这块土地支付过巨量的精力和炽热的情感。

（四）

         改革开放在中国大地上所创造的奇迹，大约连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料到。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鄂尔多斯”已经成为著名品牌而享誉海内外。在十多年前还是内蒙古最贫穷落后的鄂尔多斯地区，竟然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令人刮目相看。第一个通过补偿贸易建立起来的大型羊绒生产企业，发挥资源优势组建企业集团，坑口发电，铁路贯穿，治沙造林，旅游观光……伴随着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的出现，同时使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活力得到激发。我从媒体的报道和老朋友们接触中关注着这一切。1991年我接到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邀请，我立即想到，我参加交流的论文理所应当地要选择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深厚的文化积淀反映了东方文化多民族的特点，鄂尔多斯深刻的变化又代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与地区社会发展》。这篇论文引起与会者的关注，论文被发表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上。

        对于鄂尔多斯蒙古的研究，在20世纪初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比利时神甫阿莫斯太（汉名田清波）曾在鄂尔多斯居住了20年，调查鄂尔多斯蒙古的历史、语言、地理、民裕，以后又用了20年潜心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成为国际知名的蒙古学学者。对田清波与鄂尔多斯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课题。1993年我应比利时鲁汶大学欧中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赴比利时参加了“田清波与鄂尔多斯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会上发表了“田清波及其鄂尔多斯历史研究”的演讲。

        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我虽然从不同的信息渠道在了解鄂尔多斯，与那里的老朋友仍然有着来往，但毕竟因为工作在不同地区，研究领域不同，很难对鄂尔多斯研究给予更多地投入。我想，从此鄂尔多斯只有在我的著作和记忆中保留了。

        但谁能料到，与鄂尔多斯的不解之缘竟又梅开二度。2002年春天，老朋友朝鲁同志的一封来信又把我对鄂尔多斯的情感大大地调动起来。朝鲁同志征询我对“鄂尔多斯学”及成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意见，我即刻回信说，建立鄂尔多斯学这个意见，“闻之十分兴奋，似乎将心中久久蕴藏的一个模糊想法一下挑明了”。我立即整理出自己的想法，利用双休日跑到鄂尔多斯市与朝鲁等同志交换意见。这一发不可收拾。按照和朝鲁同志商定的意见，我回到银川后昼夜兼程，清理出我研究鄂尔多斯的论文，挑选整理，汇集成一册近30万字的《鄂尔多斯史论集》，邀请布赫副委员长题写书名（没想到布赫同志得知这一请求后，当晚写就），又邀请最了解我与鄂尔多斯情结的老朋友朝鲁和穆向阳同志分别作序。朝鲁同志在“序”中说：“这些多年积累并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鄂尔多斯、热爱鄂尔多斯、建设鄂尔多斯的重要历史文化依据。”而老穆则用他诗人的语言写道：“古老神奇的鄂尔多斯，给了他真情，给了他至爱，给了他无穷的诱惑和希冀。而他，凭着赤子的真诚和学者的良知，将其所闻、所见、所考、所思，用心血熔铸成珠玉华章，奉献给了草原人民和广大读者。”宁夏人民出版社给予了热情支持，终于在当年9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之前正式出版，提交给了参加大会的各界朋友。

        这两年来，我数次前往鄂尔多斯市，作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了隆重的研究会成立大会，作为嘉宾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纵横中国·鄂尔多斯》专题片的拍摄，在《鄂尔多斯日报》及研究会的刊物上，又发表了一些关于鄂尔多斯的文章。为了了解鄂尔多斯地区的西夏遗存，2003年春寒及风沙甚烈的一个双休日，我又和抱病的妻子考察了鄂托克旗的阿尔寨石窟、百眼井遗址。

        看来，这样的记录还要继续下去。

        鄂尔多斯，成了我永远的牵挂！

                                                         2004年3月31日

 

         （原载奇朝鲁主编《我与鄂尔多斯》卷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