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奥秘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但前三大文明古国的文化或先或后都出现断层而未延续下来，只有中华文化连绵不断到如今。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文化会如此连绵不断呢？这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主旨所在。

        综观世界文化的形成发展，无不依赖于地域这一文化环境的哺育，无不取决于民族、国家这一文化主体的创造，无不借助于文字这一文化表述的工具。因此，“地域”、“民族”、“国家”、“文字”，便构成文化形成发展的“四要素”。要考究的奥秘，同样离不开这四要素。从这四要素去思考，便不难看出中华文化数千年连绵不断，其奥秘就在于中华一统、儒术独尊、区位促成、民族融合、文字连续。

        一、中华一统推动中华文化连绵发展

        探索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奥秘，根本在于认识和理解中华一统。中华一统是历史形成的。从炎黄缔造华夏，到夏商周奠基；从春秋战国争雄，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从秦汉巩固发展，到三国、晋、南北朝纷争；从隋唐繁荣昌盛，到五代宋夏辽金抗衡；从蒙元继统中华，到明清中华主导交替，中华一统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过程。

        纵观中华一统的发展过程，可分为草创、确立、调整、成熟四个阶段，各个阶段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夏商周以前为中华一统的草创阶段。此间，中华一统以宗族组织为基础，实行分封制。因此族群单纯、地域窄狭、管治松散，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华一统。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争霸、七雄兼并的同时，诸子突起、百家争鸣，推动中华民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秦始皇在这个大变革中脱颖而出，一举灭掉六国，建立起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专制集权的封建国家，从而确立了中华一统的政治局面。确立阶段的中华一统，以地域组织为基础，实行郡县制。因此族群增多、地域扩大、管治严密，严格意义上的中华一统从此开启。既然是确立阶段，此间的中华一统自然不可能成熟完善，需要经历漫长的调整期。因此从秦汉到元朝建立之前，便是中华一统的调整阶段。此间，中华一统既有巩固发展、繁荣昌盛的一面，也有分裂动荡、分化改组的一面。作为中华一统中巩固繁荣的一面比较好理解，无需多言。而作为中华一统中改朝分裂的一面则比较难理解，会有人说既是改朝，又是分裂，何谈中华一统呢？因此需要多说几句。笔者认为，在中华一统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在调整期中，改朝换代甚至分化改组，不仅在所难免，而且理所当然。道理很简单，如同任何事物一样，中华一统也是自身矛盾运动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主导中华一统中的各个朝代，还是作为中华一统中的各个民族，乃至中华一统中各朝各族的各种力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在中华一统的发展中相互依存、相互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对中华一统来说，朝代更替固然会带来社会阵痛，但淘汰腐朽堕落的旧朝代，代之以富有朝气的新朝代，则会增添社会活力。因此朝代更替对中华一统来说是新陈代谢。同样，对中华一统来说，分化改组固然会影响一统，但各种力量在纷争抗衡中的惨淡经营和奋力拼搏，势必提升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使中华一统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拓展，境界更加升华。这样，中华一统便更加完善、更加成熟。蒙元继统中华的历史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分化改组对中华一统来说不过是综合中的分析而已。从元朝建立到明清交替，是中华一统的成熟阶段。此间，元朝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明朝使中国封建专制集权达到极致，清朝奠定了日后中华民族的疆域。这一切，标志着中华一统进入了成熟阶段。

        中华一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使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给世界展示了文明昌盛的东方帝国形象，提供了中华文化的创造力、辐射力和传承力。不仅促使中华文化在国内常盛不衰，而且使中华文化在国外广泛传播，以致到唐朝便形成了东亚汉字文化圈①。在这种情势下，且不说中华文化自然会兴旺发达、经久不衰、传承不断，仅就外国在中外交往中所沉淀的中华文化宝藏就丰富多彩，早在700多年前到中国元朝来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著《东方见闻录》，也就是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就是其中的一例。总之，这一切说明中华一统提高文化辐射力，为中华文化连绵不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儒术独尊促进中华文化连绵发展

        探索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奥秘，主要在于认识和理解儒术独尊。儒术独尊，是中华一统中文化专制的产物。秦始皇建立中央专制集权国家后，文化专制随之而来，构成封建政治的思想文化表现。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咸阳宫置酒宴饮，有70个博士前来为始皇祝寿。博士仆射周青臣当众颂扬始皇“以诸侯为郡县”的改革，而博士齐人淳于越则不以为然，主张以故为师，坚持分封，使秦初的分封郡县之争在此重提。在始皇“下其议”时，丞相李斯对主张分封的观点予以反驳，提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事之功”，三代之事，何足效法！认为现在“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是因为私学生事。建议禁止私学，规定“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提出只有《秦记》和博士官所藏《诗》、《书》、百家语及医药、卜筮、种植之书可以保存，其余各种书籍，特别是诸侯国的史籍和儒家一些著作，都予以焚烧。本来焚书是秦国商鞅变法时就实行过的政策。所以一经李斯建议秦始皇就表示认可，于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焚书事件发生了。次年，又发生了一起坑儒的事。起因源于侯生、卢生之类方士，投始皇求长生不老之药所好，导致骗局被戳穿而密逃，逃前说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所以不能为他求取仙药，引起秦始皇的不满。始皇派御史对咸阳的所有方士和儒生进行审讯，结果查出犯禁者460多人，多被坑杀在咸阳，还将一批人谪迁到北方边地。事发后，公子扶苏因进谏惹怒始皇而被派往上郡北监蒙恬。这一切表明，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②。”

        到西汉初期，为接受秦亡教训，便实行了“黄老之术”。至汉武帝时又改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致儒学成为此后汉朝乃至两千年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也从此被历代封建皇朝所推崇。自西汉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之后，东汉明帝时又尊孔子为“先师”；三国时魏国正始年间尊孔子为“先圣”；南北朝时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改孔子谥号“宣尼”为“文圣尼父”，北周大象二年（580年）追封孔子为“邹国公”；隋朝开皇之初隋文帝敬称孔子为“先师尼父”；唐朝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尊孔子为“宣父”，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赠封孔子为“太师”，嗣圣元年（684年）唐中宗始封孔子为“隆道公”，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朝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四年后又改谥号为“至圣文宣王”；元朝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对孔子谥号“至圣文宣王”加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定孔子谥号为“至圣先师”；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清世祖更国子监孔子神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到清康熙皇帝时以“万世师表”题孔庙大成殿额称颂孔子③。总之，历代封建皇朝推崇孔子的封号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此间，儒学作为官吏选拔的标准，成为进身之途，而为士子争相奔赴。更重要的则是，儒学成为统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其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固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长期严重禁锢世人的头脑，极端压抑文化的生机。但是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对于巩固中华一统、传播封建文化，仍然是有历史作用的。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与孔子当时所创儒学是有区别的。孔子去世后，儒学本身就已产生不少流派。《韩非子·显学》中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认为“儒分为八”，其“取舍相反、不同”。沈长云、杨善群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中，在分析儒家派别演变原因的基础上，根据其著作、思想、影响，把战国时代的儒家分为子夏、公孙尼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和《易经》作者等7个流派。这表明，仅至战国时期，儒家自身就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了。至于进入独尊地位后，一方面历代皇朝在独尊儒术的同时还兼用其他诸学，即便是首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实际中是将儒家思想同法家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尚法尊儒才是汉武帝统治国家、驾驭臣下的根本政策；而为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儒家则不断博采所需与其他诸学派日益融合。另一方面为争得发展空间，其他诸学派也适应封建统治要求而纷纷与儒家靠拢，佛教在中国传播中与儒家和道教结合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这种情势就为中华文化在儒学旗帜下，赢得了发展的广阔空间与传承的有利条件。这一切，无疑对中华文化的连绵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三、区位环境促成中华文化连绵发展

        探索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奥秘，重点在于认识和理解区位促成。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地域条件不仅对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对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影响深刻。在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言”中对此进行了阐述。作者认为这是由中国地理条件的局部独立性和整体统一性决定的。

        先就地理条件的局部独立性而言。中国地域辽阔，因此在诸局部地域之间，无论在气候、土壤条件，还是在地理环境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特征。正是这种局部的独立性，便构成了诸民族及其文化形成发展的地域因素。具体来说，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国的沿边地域，与主要聚居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域的汉族相比，地域条件很不相同。汉族居住的地域适于农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域，气温低，多草原、沙漠，宜于牧业。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域多高山、丘陵，气温较高，宜于农业。这对于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影响，而形成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不同特征。

        再就地理条件的整体统一性而言。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域。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域的特点、局部地域相互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这便是中国地理条件的整体统一性。正是中国地理条件的这一整体特征，维系着中华民族中各民族间的联系，如同维系着中国历史上长时期的政治统一局面一样，经久而不衰。具体来说，汉族聚居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域，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生产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在物质上、生产技术上和文化方面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域，因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与此同时，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条件下，沿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结合，便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间联系的纽带。正因为如此，数千年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尽管有时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见，有时候“和亲”通好，会盟、互市，各族间的关系歹一阵，好一阵，但总的趋势是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离。这就是地理条件与民族的形成、民族间的差别和交往的密切关系⑤。

        中国地理条件的局部独立性和整体统一性，便构成了中国地域的区位环境。中国地理条件的局部独立性，深刻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构成丰富多彩的地域特征；而中国地理条件的整体统一性，则深刻影响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发展，构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一统特征。正是中国地域的这种区位环境，为中华文化不断注入活力，促成中华文化连绵发展。

        四、民族融合支撑中华文化连绵发展

        探索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奥秘，本质在于认识和理解民族融合。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融合，不仅维系着国家的统一，而且支撑着中华文化的连绵发展。元、清两代皇朝的发展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元、清两代皇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把原先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置于一个统一政权之下，奠定了以后中国疆域的基础，加强了各族人民间的广泛联系，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

        蒙古国初建于漠北草原时，“官制简古”。进入中原汉地等农耕城郭后，仅靠如此“简古”官制，无法维持有效统治。于是，在蒙古体制未曾涉及的那些规范领域内，被征服地域的传统制度渐次恢复，并同被保留的那部分蒙古旧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代新制。这就是所谓施“汉法”。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后期和至元初期，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完善新政权的步伐。但直至成宗、武宗时期，元朝统治大体上都是在忽必烈时期所奠定的汉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种成分微妙平衡格局下实现的。自武宗后，元代诸帝差不多都留下了翰墨手迹，表明他们的汉文化素养与漠北四汗和世祖、成宗、武宗相比都要高得多。因此，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这里仅以仁宗为例。仁宗长年生活在汉地。从10岁左右，就在著名师儒李孟辅导下学习儒学，之后李孟更成为仁宗早年朝夕不离的导师。从大德年间起，跟随仁宗的其他侍臣，无论是汉人儒士，还是色目、蒙古诸人，大多数都对汉文化和儒学有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仁宗被册立为皇太子后，新入东宫的侍臣大多数是汉人，就连当时已以文名为天下知的姚燧，也以70岁的高龄起为太子宾客，表现出仁宗“崇文右儒”的风度。在这种风气的激荡下，仁宗的汉文化素养明显高于他之前的元代诸帝。书法至少从两宋以来就被视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养之一。而仁宗就有“御书除官制”传世，似是元朝最早掌握书法技艺的皇帝。仁宗继位后，对前期汉法进行了再推行：一是力图抑制诸王贵戚们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进一步加强皇权；二是想用儒术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在这方面，于皇庆二年十一月，恢复了废止数十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处于压抑状态中的士人看作是“文运将兴”的标志。同时仁宗还编纂有关国家政制法程的各部类单行法，并总成一书，为英宗时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基础⑥。这一切，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在元代的融合过程。

        清朝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仿照明制，设内三院和六部。入主中原后，多尔衮又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制度。为了实行“以汉治汉”的政策，多尔衮还多次宣称“满汉一家”，允许满汉官员互相通婚。这无疑有利于民族文化融合。特别是清代“官修图书”，对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国家文化事业，所起影响更为深远。“官修图书”，涉及经史、典章、民族文字、民族文学、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书籍的编纂。从多尔衮和世祖福临开始，清朝就对这项事业非常重视。到康熙皇帝就更是如此。康熙一生极为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所讲之稿，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同时他命儒臣先后编成《春秋传说汇纂》、《周易折中》、《诗经传说汇纂》和《书经传说汇纂》；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五十六年，还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主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比较多。其间，还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并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在史学史上具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也是在此间成书的。而乾隆时期则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先后编纂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经学著作。乾隆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修编典章制度著作也特别注重当代。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就是在此间所修的。其间，还大规模地修纂了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种、10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为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趋势，乾隆时期还注重民族文字文学方面书籍的编纂。尤其是我国丛书之最的《四库全书》，就是在乾隆时期编纂完成的⑦。清代在中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

        总之，元、清两代皇朝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作为，避免了中华文化断代的出现，对促进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华文化连绵发展具有顶天立地的支撑作用。

        五、文字连续保证中华文化连绵发展

        探索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奥秘，关键在于认识和理解文字连续。文字连续，最重要的在于汉字，因为汉字是记录中华文化的主要工具。

        从汉字的形成发展中可以看出其独具的特色，这就是文字属类专一，文字构理连贯和文字字体贯通。就文字属类专一而言，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它是以方块字形、意音性质为特征的文字体系。在几千年的演变中，汉字的这种属类始终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汉字可谓是“从一而终”的。就文字构理连贯而言，汉字结构有其演变的规律，这就是汉字结构的“六书”理论。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对此作过说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系统地介绍了汉字的字形和字义。许慎在这部书中，将“六书”表述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还就其义作了解释，并列举了例字。当代文字学专家对许慎关于“六书”名称的表述表示认同，只是将其顺序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排列，认为象形字应该是原始汉字的最初形式，其他各类字都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产生的⑧。这说明，关于汉字“六书”结构理论的认识是连贯的。事实上，关于汉字结构一般规律的认识，是对从甲骨文到历史上各个时期乃至现代汉字结构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的结果。从这个层面上讲，汉字在形成发展中其结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文字字体贯通而言，汉字在形成发展中经历了甲、金、篆、隶、楷、行、草的字体演变过程，但在每个演变阶段中，新旧字体之间并非是随心所欲、杂乱无章、彼此脱节的。事实上，汉字字体演变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特定的使命和要求。就拿创新小篆来说，从甲骨文经金文到小篆，是汉字的古文字阶段。其中小篆的出现，是汉字演变中极为关键的一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针对当时“战国文字”的混乱局面，提出了“书同文”的任务，目的就是要对汉字进行规范和统一。所谓“书同文”，就是要将战国文字和秦国文字中的不同形体予以废除，并将秦国原有文字的形体俭省删改，而形成小篆这一新的正式字体。因此相对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而言，小篆表现出强烈的定型化趋势。所谓“定型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字的轮廓定型，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长短大小高低参差不齐的字形，变成基本整齐的长方形字形；二是字的笔画定型，由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方圆粗细不等的笔画，变成线条均匀圆转的笔画；三是字的结构定型，把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上下左右自由书写的部件，变成位置相对固定、同字异形减少的部件。经过这一演变，汉字便在古文字阶段迈出了最后一步⑨。汉字通过诸多阶段的演变，最后达到楷、行、草功能齐备、字体成熟的阶段，而每个阶段汉字的字体之间彼此又是贯通的。

        总之，汉字在其形成发展中所具备的上述特征，使得汉字能够在数千年的演变中保持文字属类、文字构理和文字字体的连续性。汉字形成发展的连续性，对于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连绵不断，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从作为记录中华文化工具的汉字本身，提供了足以保障中华文化的传承力。

参考文献

  ①李喜所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第303页，2002年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

  ②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上），第222页，1995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③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第15~17页，1993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

  ④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第173页，2007年4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⑤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第141~148页，1989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⑥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第413~505页，1995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⑦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第133~137、842~857页，1996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⑧、⑨王蓝生、张国宪主编：《汉语语言文字基本知识读本》，第73~74页，第65~67页，2002年2月人民出版社

   作者系湖北省三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